從國際學校出來，選擇「小眾專業」的畢業生，現在怎麼樣了？

作者 | 張小芮 Ree 圖 |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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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四年級，夏靖宜因為父母工作的原因，開啟了她在北京的成長之旅。高中從人大附中的朝陽分校畢業後，2021年，她從紐約巴德學院攝影專業雲畢業。

現今回想起來，高中和大家對於國際學校的輕鬆課業印象不同，學校管理相對嚴嚴格，為了目標，需要更自主地去探索、考量。時間總是飽滿而充盈的。

壓力的一個方面，和自己當時選的課程有關係。學校採用英國高考體系A-Level，每個學生選三門自己喜歡的課去上，然後參加考試。

在有限的範圍里，靖宜選了經濟、數學、藝術。「經濟跟數學感覺都是湊數的。」

她在藝術課上會花更多的時間學習、探索，連周末都沒有休息。周一到周五在學校住宿，等到周末她就去畫室，一呆一整天做作品集。

當時的高中有兩個藝術老師，一位畢業於央美，主要教授美術課；另一位是一個俄羅斯裔的美國人。靖宜感覺自己萌發的「藝術家性格」和看重考核A-Level的老師之間，有一些側重點的不同。

畢竟藝術這件事，本身就是具備差異性的學科，國際學校里的藝術課，也需要匹配考試機制下的某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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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藝術的偏愛，也來自家庭的熏陶。

母親從事教育方面的工作，父親是一名藝術家，創作以中國水墨、書法為主。從小免不了在父親的畫室里待着，父親在一邊創作或者讀書，那些畫材、書帖、筆墨就成為了孩童時最親切的玩具。

靖宜和爸爸的作品

隨着父母一起去參加開幕式和展覽活動，生活里蔓延了藝術的紋路，藝術也就像她的掌紋一樣，伴隨着成長起來。

父親在靖宜藝術啟蒙的路上，沿用了藝術家風格的「放飛」。

曾經父親也試過專門來教她寫書法，對於幼年孩童來說，除非特殊的熱忱，這件事本身還是偏向枯燥的，因此沒堅持多久即作罷。父親更看重自由快樂對性情的抒發，至於手頭功夫都在其次。

因為日日所見，靖宜對於創作是相對熟悉。與父親各畫各的，但交流一直存在。這是一個尊重孩子的過程，並非帶有唯一性地去引導，而是把孩子當做一個創作者。

在繪畫面前，成年人不一定比孩子做得好。畢竟畢加索曾經都說過，我12歲就可以畫得像拉斐爾一樣好，但我畢生只想畫兒童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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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宜對藝術的理解在大學後發生了改變。

申請大學時，靖宜是衝著藝術史專業去的。對於從小「混跡」藝術行業的她來說，藝術家們是可愛的，藝術和自己的生活沒有什麼距離，美術館，畫廊或聚會的咖啡廳，工作和生活都在一塊交織。

她希望自己通過學習藝術史，為藝術家做一些服務性的工作，比如研究、策展、寫作……上大學後，靖宜發現攝影可以作為一個藝術媒介：攝影在生活中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攝影藝術作為比較年輕的創作方式，更具有視覺傳達的直接性和感染力。

從大一第一學期報了節攝影課後，靖宜每學期都會報攝影課。「所以最後我就順理成章成了攝影系的畢業生」，藝術史和攝影雙學位的審核都已經通過。

靖宜覺得，在巴德學院學攝影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攝影系用最傳統的方式來教攝影。整個大一的一學年，都會讓學生去拍黑白35毫米膠片，每周都要在暗房裡去洗膠捲、放大照片，這是最開心的事。

學校這樣安排，不僅是對基本功的重視，在暗房裡處理照片，也是奠定學生對攝影這個媒介的理解和感知。其他學習攝影的朋友，大多從大一就開始拍數碼，而靖宜是等到大三才開始。

暗房裡的兩年學習經歷，塑造了她對「什麼是一張好照片」的理解。

每周拍完照片，學長學姐會一起幫忙挑選，不同於數學題的答案ABCD，在攝影里，對錯的邊界沒有分的那麼清楚。

奇妙的地方在於，遇到一張好的照片，大家會不約而同地「哇」，感嘆；一起上完課，critic環節不是只有老師的講述，還有大家互相評論。

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得到反饋，就可以去嘗試新的，繼續接收反饋，良好地循環。

系主任是世界著名攝影師斯蒂芬.肖，他曾史無前例地開了一節Instagram攝影課，這門課不對攝影系學生開放，更像是一個實驗，主要面對其他各專業的學生。靖宜知道後很激動，她一定要去報這門課。

「我給他在ins上面發了私信，他沒有回我。」我就跟他說，「像表白一樣——我特別想上這節課。」

一天剛從洗手間出來，碰到了斯蒂芬.肖老師，老師面對這個還透露着些許緊張的大一新生說，郵件給他。靖宜把頗具中國人特色的朋友圈做了一個作品集，包括九宮格如何排列，圖片怎麼搭配文字。

最終她順利出現在課堂上，作為唯一的大一攝影系學生，和其他的文史哲理工科學生一起學攝影。課程作業也比較有趣，根據老師布置的主題，每天發一張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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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的假期，她給自己安排了畫廊的實習，通過工作確認自己更加偏重創作，還是圍繞藝術家去做服務的工作。

還安排了去日本學習。在東京時收到朋友的邀請函，參加日本著名攝影師森山大道的展覽開幕，去了以後才發現，是一個只有20多人的私人開幕式。

靖宜說自己是在場日語說的最差的，「可能去日本最大的收穫是見到了森山大道，還和他聊了聊藝術。」

暑假，靖宜把自己的攝影作品投稿，又機緣巧合地製作出了一本像火柴盒一樣的攝影集。

靖宜的攝影集已經去過不少藝術市集和書展

在紐約的校園待了兩年半後，靖宜去了柏林的校區交換，進入了文理學院。課程模式為distributional requirement，所有學科分成幾大學術領域，大概9個，需要每個學生畢業前，在每個領域裏都修滿四個學分，即一節常規的整學期的課。

所以在柏林的學期，除了要上攝影課，還要找時間學計算機、自然社科、文史哲、人文通識類課程。可惜的是，在柏林學習了兩個多月，疫情開始了。

起初的焦慮不是因為身邊有疫情，而是蔓延的情緒。有天新聞報道柏林出現疫情，學校的郵件通知有學生是密接，家人頻繁地打電話詢問。甚至有一次，在常去的亞洲人（越南）開的花店，被反覆問是哪個國家的人，還戲劇性地戴上口罩捂住鼻子。

那段時間過得簡單而自律，上課、學習、自己做飯、出門簡單遛彎、待着……後來回國開始了一年的網課，整體時間好在不會晝夜顛倒，但也有幾天需要熬夜或者三點鐘爬起來上課或考試。相比在校園裡，效果和環境的交流是欠缺的。

靖宜在柏林時拍下自己做的每一餐

在北京居家隔離的時間，靖宜看了日本紀錄片導演想田和弘寫的《這世上的偶然》，裏面的一些經歷、理論和原則給靖宜帶來創作的動力，就特別想拍紀錄片。

機緣巧合下，得知父母老家湖南益陽，有一群年輕人全職在學校里學習花鼓戲。加上那段時間奶奶生病，就決定在假期回老家開始紀錄片拍攝。

靖宜拍的紀錄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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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拍完，回北京之前，靖宜在長沙住了快一年。相對北京來說，長沙是一個煙火氣很足的地方。

剛到長沙誰也不認識，因為一個朋友，而認識了一群朋友，有做電影的、做藝術的、做音樂的、做咖啡……他們鮮活的生命和成長經歷，與那些在北京認識的朋友們不盡相同。

以前的朋友基本上就是同校的同學，和長沙這些朋友的相處中，是她創作中的最佳養分。長沙因為活色生香，那些歡樂不可避免地讓靖宜在學習上分身乏術，就回到北京先踏踏實實完成自己的課程。

「去長沙接觸了一種野生的，或者是說比較煙火氣、很放鬆的生活方式，但是你也不能老放鬆，你必須得去努力做點什麼。」靖宜決定繼續去電影學院進修。

本科在紐約的學校時，她做過一學期的膠片放映員，也許就是那段經歷萌生了電影的種子。

一個年輕的教授，特別執着於把課堂上所涉及的片子，用電影系的膠片放映廳放映出來，每周安排兩個晚上放電影，靖宜成為了即將畢業的放映員接班人。

放映的電影來自每學期的主題，亞洲電影、現代主義……有一次是和日本文化中心合作，專門從日本寄過來的膠片，先在學校放映，然後再拿到紐約市區的資料館放映。

膠片一般都很沉，郵寄過程中為了省成本，會把原版中間的金屬盤換成塑料盤，因此在放映的時候，需要把塑料盤換回金屬盤，上一部放完了，趕緊替換，再換成塑料盤。

那感覺有點像不間斷地削蘋果皮。觀眾在影院里看電影的時候，靖宜和同學在放映廳里忙活着。即使有不間斷的噪音，現在回想起來卻是很有意義的。

靖宜工作照

靖宜在北京電影學院進修的是電影攝影，特意選擇這個專業是因為她意識到，在這個專業里絕大部分都是男生。

「電影攝影需要這樣一個視角，需要更多的女生。」就像學習藝術史的95%都是女性，但絕大多數重要的藝術史專業職位、教授席位都是男性。在藝術的世界裏，女性一定要為男性服務嗎？女性也可以創作出好的作品，有一些男性藝術家的作品也做的不怎麼樣。

在北電的進修課程，又像是回到了高中，每周一到周五的課程從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晚上還有選修課，一般都會去聽。

後記

現在，關於長沙的紀錄片進行到第三階段的拍攝，靖宜希望在今年把後期給做完。正如森山大道曾經說過的那句：「攝影是一種青春的行為，如果哪一天我沒有了青春的感性，那麼我的攝影也就完了。」靖宜的感性創作和紀錄，還在一幀一幀地跳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