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記憶》：宜昌五中的前世（上）

宜昌五中的前世（上）

文|王念時

本文由三峽廣電公眾號首發

前段時間，包括筆者在內的，幾位宜昌市第五中學（以下簡稱宜昌五中）開創年代時期的教職員工的子女，有了寫一寫自己前輩共同經歷的衝動，於是各自翻箱倒櫃找資料，到處求援尋檔案，不想卻因此揭開了一段因為少為人知、也少為人寫，更因為時間久遠而幾乎快被歲月淹沒的歷史，才知道在那一條如今的紅星路上、過去的大南湖畔、現在叫宜昌五中的老地方，曾經有過滄桑變化，也有過跌宕起伏的百年故事。

那個被稱為「第一個打開中國西部花園」的威爾遜，1909年在宜昌江南的磨基山上拍攝的這張當時宜昌城外的照片中，除了岸邊一字排開的宜昌海關、各大洋行、教會和外國人聚居的一些歐式建築之外，還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照片中間那個因為淤塞有所縮小、但規模依然很大的南湖。在清代《宜昌府志》與《東湖縣誌》里被記載為「去城三里，水可溉田」、位於宜昌古城外的南湖，在二十世紀初應該還有「南湖荷葉覆鴛鴦，五月開塘雪藕嘗」的意境。

1876年宜昌開埠後，西方列強對這座深入中國內地最遠、位於川江與荊江交界、川東鄂西咽喉要地的城市十分重視，各路人馬紛至沓來，競相在宜昌古城外的江邊設立領事館，購買沿江周邊的農田和墳地，開洋行，建碼頭，設貨棧；建教堂，辦學校，開醫院。在各國列強滲透的同時，華商實業和地方經濟也迅速加入其中，除了帶來宜昌轉口貿易的興旺，工商貿易的繁榮和社會事業的發展之外，經濟、社會和物流與人流在宜昌城外的南門外正街、招商局路（現在大南門到陶珠路一帶的沿江大道處）迅速膨脹，城市規模隨之拓展，宜昌城市格局和風格也跟着改變。

這張照片是1920年時的宜昌海關。現在為了招商引資，「三通一平」是基礎，為客商營造一個舒適寬鬆的投資環境更是不可缺少的條件。百年之前，剛成立不久的地方當局也認識到在宜昌的老城之外、新建的外國人聚居之地開闢新的商埠區已變得刻不容緩。於是1914年2月，湖北省公署（即省政府）派官員來宜昌調查開埠事宜，隨即就成立了以金鼎為局長的宜昌商埠工程局（以下簡稱商埠局），由此開始了宜昌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道路的建設過程。

因為時間久遠，有關宜昌商埠局的歷史資料存世很少，不過就是零星散見於各種史志和回憶文章中。可以肯定的是，那個類似於現在住建委的宜昌商埠局以及下屬的營造處（相當於現在的公路局或者市政工程處）設在了距離長江很近、位於南湖南面湖畔、當時還顯得荒涼而荒蕪的那片空地上。因為當時已經初步確定，宜昌新的商埠區就在那一帶，自然就搶得先機。而正是因為有了商埠局的率先進駐，才在那片土地上由此展開了後來波瀾壯闊的百年故事。

1914年編製的宜昌商埠圖

這張1914年商埠局測繪處編製的《擬修宜昌商埠規劃》決定在古城大南門、通惠門（現在的環城南路與解放路交叉處）外東南2公里以內4.65平方公里的範圍里修建20條道路。其中縱向幹道8條，橫向道路12條。由此形成以後來的通惠路（解放路）、公園路（中山路）、三馬路（陶珠路）、二馬路、一馬路、雲集路、福綏路、懷遠路（紅星路）、濱江路（沿江大道一馬路到二馬路之間路段）這一片新興的商埠區。

其實早在規劃之前的，除了濱江路，大南門以外已經先後形成了包括浙江路、南門後路、南門外正街、福綏橫路等街道，以及安福里、平和里、美華里、郵局巷等里巷的雛形；二馬路也基本形成，康莊路、致祥路也已經形成小路。就和魯迅在《故鄉》里說的一樣：「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商埠局的工作就是將商埠區里這樣的小路修築成磚渣泥結路面的現代馬路。

1923年7月24日的《申報》報道稱，宜昌「現商埠系建築於南門外沿岸一帶，亘綿至數里之長，新修馬路八條，約寬綽平坦可喜。目今南湖公園路一帶，正在開拓展築，加工趕修，新建賣菜場三所，有公園，有球場，有戲院，布置均井井有條。」十年之後的1933年初夏，上海寰球圖書出版社社長李鴻球在到宜昌考察的第二天，「購得街市圖一紙，僱人力車遊覽全市，舊城內街巷狹小，住戶不多。小南門外為商埠，馬路縱橫，洋樓櫛比，足與漢皋相若。」由於有了新的商業區，宜昌迅速成為湖北境內武漢之後的第二大城市。

由此，在宜昌古城以東，就逐漸形成了這一片由寬闊的新馬路、整齊劃一的大街小巷組成的新的商埠區，也形成了外國人以及買辦、富商聚集的洋樓林立、里弄縱橫的新的住宅區。那些修築的馬路現在依然是中心城區的交通要道，那些碩果僅存的歐式建築成了這個市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其中有紅星路上的原英國領事館、太古輪船公司辦公樓，還有和光里口的隆茂洋行、郵政巷口的郵政局舊址。

在1936年的這張宜昌地圖上，可以清晰地看見當時的商埠局和營造處正處在新建的一馬路、懷遠路（現在的紅星路）、浜江巷（現在的強華里和福綏橫路）以及南湖側路（現在的濱湖路）之中。隨着商埠局退出歷史舞台，在那塊土地上開始演繹延續百年的宜昌教育史的傳奇故事。

首先登場的是省立宜昌小學。1989年編纂的《宜昌市教育志》記載得比1936年的《宜昌縣志（初稿）》更為準確些：「省立宜昌小學創辦於民國18年（1929年8月），原名省立第十一小學，為全省16所省立小學之一。初設在培心路，校長陳子和（陳裕鑒）。次年遷至懷遠路舊商埠局址（今紅星路五中校址），校長王福緒（王用五）。」培心路（也就是現在的珍珠路東段）的校址原是民國初年的北五省會館、曾經的宜昌體委燈光球場處（現在的兒童公園南門右側、金安陽光大廈附近）。因校舍狹窄，招收的小學生數量也有些多，於是就在1930年遷入了面朝懷遠路、背靠大南湖的原商埠局所在地。

這是宜昌收藏家孫波先生提供的省立第十一小學校徽。因當時湖北省共設有十六所省立小學，宜昌的這一所排名十一，故名宜昌省立第十一小學，直到民國二十四年六月（1935年6月）才奉令改為省立宜昌小學（以下簡稱省立宜小）。省立宜小無疑就是當時宜昌最好的公立小學，1934年5月，這所小學被當時的省教育廳指定為鄂西中心小學，從而成為當時全省三所省立中心小學之一（鄂東、鄂南、鄂西各一所），負責輔導宜昌、長陽、五峰、宜都、當陽、遠安、興山、秭歸、枝江、松滋等十個縣的縣屬小學的校務、教務、訓導等方面的工作。用現在教育系統的排列來看，省立宜小就是省重點小學。

據省立宜小當年的教師和學生回憶，這所小學之所以在宜昌獨佔鰲頭，首先是因為每月辦學經費都是由當時的省教育廳直接按期足額下撥的，而且是縣立小學的2到3倍；首任校長陳子和是留學生，繼任的校長王福緒畢業於北大，到1936年，省立宜小的教師達36人，國語教師為北京本科畢業，體育、音樂、美術教師都是專科畢業，連低年級教師和幼稚園教師也均為省立師範、或者幼師畢業，這樣整齊的師資隊伍在鄂西首屈一指。

這是上世紀三十年代隔着南湖拍攝的冬景，可見湖邊省立宜小的教學樓和校舍。因為辦學經費充裕，省立宜小的校內設施自然很好：學校建有兩棟新式的教學樓，教室個個寬敞明亮，為了便於學生晚自習，還從懷遠路對面的永耀電廠拉來專線，裝上了電燈。為了辦好附屬的幼稚園，耗資從上海買回一架歐洲製造的中型演奏鋼琴，這在宜昌乃至鄂西的幼稚園中，除教會辦的以外是僅有的一架。1936年為照顧鄂西各縣源源而來的學生，學校高年級發展為雙班制。1937年，學校已達16個班，加上幼稚園兩個班，學生總人數突破800人。

可是從1938年開始，由於侵華日軍飛機對宜昌進行瘋狂轟炸，城區內的學校無法正常上課，不得已，按照當時的省教育廳關於分散到農村繼續辦校的辦法，在1939年2月，省立宜小先搬到長江上游的黃牛岩、後搬到三斗坪。1945年日本投降、宜昌光復後，這所學校移交給了當地的縣立小學，而省立宜昌小學至此不復存在。

這是侵華日軍231聯隊的梶浦銀次郎聯隊長，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葉組織編寫的回憶錄《遼遠的戰場》中繪製的《宜昌市街地略圖》，侵華日軍在佔領宜昌長達五年之久期間，曾經把中心城區劃為兩部分，原來的老城區作為難民區，而民國後新辟的商埠區則作為侵華日軍的軍事區。從中也可以看見，原來的宜昌海關成了聯隊本部，原來的省立宜昌小學的位置成了「11.行李彈藥班」和「24.（馬）廄」，在懷遠路對面原來永耀電廠的位置，則是「獸醫室」。

想一想原來書聲琅琅的教室居然變成了飼養馬匹的馬棚，想一想原來整潔乾淨的大操場到處都是被踐踏的馬糞，想一想原來鳥語花香的校園到處都飄蕩着難聞的臭味，想一想一牆之隔的大南湖經常響起侵華日軍用手榴彈炸魚「改善生活」的爆炸聲，就會叫人有切膚之痛，也才能使人感覺到亡國奴的無奈和憤怒。

與此同時，1941年下半年，處於抗戰前線的宜昌縣，「為前方青年就學計」，由地方士紳倡議，在太平溪長嶺崗宋家大屋裡創辦了宜昌縣立初級中學（以下簡稱宜昌縣中），宜昌縣中第一屆招收了百餘名學生，第二年又奉命附設簡易師範（以下簡稱簡師）班，又增加兩班新生約百餘人。到1943年秋天，宜昌縣中由長嶺下遷到龍潭坪，初中和簡師發展到共有八個班，學生約有四百餘人，教職員工達三十多人。

1948年7月6日，在已經遷回宜昌的第五屆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師生高唱的以《滿江紅》填詞的《宜昌縣立初級中學畢業歌》：「急光留景，彈指是，三年聚首。悲此日，分飛勞燕，別我師友。何處重逢千里夢，勸君更進一杯酒。應臨風，痛灑傷心淚，惜分手。天下責，人人有，往哲訓，君是否？正山河再造，東亞獅吼。漢唐先烈功長在，巾幗英雄名不朽。視扶搖，萬仞上青天，攀牛斗。」那就是宜昌學子的拳拳愛國之心。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宜昌光復，作為縣級教育機構，宜昌縣中肯定要隨着縣政府返回宜昌。作為縣中校長的易楷等人就先期跟隨着奉命接收的國軍一起，從三斗坪回到了被侵華日軍佔領達五年之久的宜昌。據易楷後來回憶說：「我們見到的是，城外已成荒野，大小機關團體都在覓室，找塊縣級最高學府也很難。後來發現懷遠路原湖北省第十一小學校址（今市五中）曾為侵華日軍佔用，未全毀，還有平房幾間和兩棟教室可用，遂定為縣中校址。接着公、私立學校陸續遷回，找個地方就更難了，縣中可算是捷足先登了。」

雖然捷足先登，可是陸續返回宜昌的師生面對破爛不堪的房屋、雜亂無章的環境，上課用的教室以及住宿生所需的寢室都需要儘快修繕，這並非是一件容易之事。好就好在宜昌縣中當時的校長易楷在抗戰中與學校駐地附近的國軍關係不錯，加上當時奉命接收宜昌侵華日軍投降的國軍第二十六集團軍司令官周岩正是春風得意之時，考慮到駐軍的形象與地方的關係，所以特意撥款法幣五十萬元（當時摺合黃金六兩多）用以修繕校舍，加上地方士紳的支持和捐款，才使得宜昌縣中新建了幾棟教室，也改善和恢復了學校環境。

遺憾的是，隨着內戰爆發，國統區因為貨幣改革導致物價暴漲、貪腐成風導致滿城人心浮動，就連宜昌縣中這樣一所管理嚴格、師資不錯、學生素質一流、設備正在日益完善的學校也在1946年6月18日因為學生與警察的糾紛而爆發了宜昌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學生運動。而到了1949年，三大戰役結束，國民黨敗局已定，那一年的2月，因毗鄰民房失火，殃及宜昌縣中，被焚毀樓房一棟，學校正常教學受到極大影響，勉強維持到6月放了暑假。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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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李瑜（北美宜昌同鄉會會長）責編：劉慧艷（三峽廣電）

編輯：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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