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4日08:14:09 熱門 1935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是一個略顯沉重，但是我們卻必須面對的問題。可能沒有哪種病毒，可以像「艾滋病病毒」那樣攪動起如此複雜的個體和社會情緒。

從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到今日逐漸被大眾認知，走過了漫長的一段道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人類的無知、恐懼與殘忍，也看到了面對病毒時，科學以及社會所展現出來的善意。

今天，我們通過一本紀實作品《世紀的哭泣》，進入這段並不輕鬆的歷程。這本書的英文名叫做 And the Band Played On，和中文譯名剛好形成了有趣的對照。追逐着個體解放、喧囂沸騰的現代社會，像是一個演奏永不停息的樂隊，而正在哭泣的人，卻無人理會。

圖源《平常的心》。

艾滋病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悄無聲息的存在，它似乎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恐慌和喧囂中塵埃落定。那些因感染艾滋而死於各種併發症的人們或許都還活在他們朋友和親人的記憶里，而那些在藥物維持下活下來的人，也早已經能夠如普通人一樣過日子，但他們卻往往是帶着舊日的噩夢與一次次面對親愛之人死去的可怕回憶活下去的。

就如羅伯·愛潑斯坦2000年拍攝的紀錄片名字，「活着為了證明」，那些僥倖活下來的艾滋攜帶者們，是一段關於瘟疫肆虐時殘酷歲月的見證。在這其中，被考驗的除了不幸的個體，還有各類政府機構與部門、科學群體以及社會主流，那些被當作正統的意識形態、關於性的迷思與恐慌，以及在面對病毒肆虐時，人類社會所展現出的無知、恐懼與殘忍。

世紀的哭泣

這一切似乎就是蘭迪·希爾茨這個見證者所寫的那部《世紀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一書的主題。

《世紀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美]蘭迪·希爾茨著，傅潔瑩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1

他按照時間發生順序，向我們展現一個新型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和獲得性免疫綜合征（AIDS）是如何在美國發現並擴散的，以及在這場發生於20世紀尾聲的瘟疫是如何像一面鏡子般照出人類社會各類不同機構和組織、群體與個人，以及他們是如何通過對艾滋病的利用而達到自身的目的。

似乎從一開始，艾滋就很快像其他世紀的瘟疫一樣被隱喻和象徵化，從而漸漸使得原本作為病毒傳染的醫學問題為各類政治、權力與文化包裹，而徹底忽略了在真實狀況中，那些急切地需要被關注和救助的艾滋感染者們。

正是這些隱喻和象徵，導致艾滋及其癥狀直到如今都承擔著沉重的污名和刻板印象，從而直接影響到被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狀態。

當我們追溯這一污名的起源，一方面它必定與艾滋病毒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發現與命名的那一刻有關；另一方面，作為「疾病的隱喻」在人類社會文化中自有其漫長的歷史，艾滋的隱喻只不過是這一譜系中的一部分。

對當時「零號病人」的報道：「給我們帶來艾滋病的人」。/《紐約郵報》版面

無論是《世紀的哭泣》還是2012年的紀錄片《瘟疫求生指南》，都指出當艾滋病毒被檢測到，一個真相被隱藏：最初的艾滋病毒並非僅僅只在男同性戀身上被發現。但當媒體開始報道這個故事的時候，聚焦在「零號病人」男同性戀者身上，由此導致艾滋病毒一開始就與男同性戀以及同性性行為聯繫在一起。

根據中國衛健委2019年數據，作為艾滋病主要的傳播途徑之一的性傳播，73.3%是異性性傳播，23.0%是男性同性性傳播。恰恰是這23%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就如上世紀八十年代艾滋病毒剛出現在美國社會時。當一些媒體以及政客發現病毒似乎與男同性戀群體存在緊密聯繫時，他們立刻通過對艾滋的隱喻和象徵來攻擊這個性少數群體，於是艾滋初期被稱作「同性戀癌症」（Gay Cancer）和「同性戀瘟疫」。

憎恨、排斥和為時已晚

就如福柯在其《不正常的人》法蘭西課程中所指出的，西方傳統對待感染瘟疫人群往往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排斥作為主要手段的「麻風病模式」；另一種就是以容納作為預防方法的「鼠疫模式」。

《不正常的人：法蘭西學院課程系列：1974-1975》

[法]米歇爾·福柯著，錢翰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1

這兩種不同處理瘟疫感染者的方法暗示了不同的社會分類與權力運作模式。伴隨着現代社會發展，排斥的行為（如把麻風病人丟到城市之外或孤島上）漸漸被反思和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區分為手段的積極的權力運作機制。

由於媒體、政客和一些科學家的意識形態立場，使得他們從一開始就希望通過把艾滋與同性戀群體的綁定，達到排斥這一群體的目的。

也因為這一聯繫，導致美國當時的里根政府始終希望把艾滋病毒看作是一個特定群體問題，且因為這個群體本身是「令人憎恨的」（Abomination），所以他們不打算在政府預算上多花這筆錢。

加上西方傳統基督教觀念，更是讓許多右翼宗教政客、媒體、教士與民眾認為艾滋是上帝對「索多瑪之罪」的懲罰，所以他們幸災樂禍，隔岸觀火地欣賞着艾滋在男同性戀群體里的肆虐。也恰恰因為這些被預設和想像的隱喻與象徵，導致他們往往忽略或是有意地視而不見那些出現在異性戀男女身上的病毒感染，直到一切為時已晚。

1993年上映的《費城故事》就是根據1987年美國第一宗艾滋病歧視案件改編。

關於艾滋病毒初期的無知、恐慌和想像在經過了2020年新冠疫情的我們看來，或許會十分熟悉，只是人們已經從歷史中學會了教訓，而沒有讓這些毫無根據的隱喻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艾滋的特殊就在這裡，一方面由於它最初與男同性戀群體綁定，另一方面由於它特殊的性傳播途徑，從而導致它比其他傳染病多了一層更加曖昧的色彩。由於與性行為的密切聯繫，導致艾滋感染者也不得不面對諸如感染梅毒之人的道德審視與評判，似乎正是因為個體在私人生活上的放浪形骸才會導致病毒感染，由此它被看作是對這一不謹慎行為的懲罰，進而成為審核個體道德的標尺。

誰之過？

在萊里·克萊默根據自身經歷創造的戲劇《平常心》（2014年瑞恩·墨菲拍攝了同名電影）中，他——男主角便是其化身——便在八十年代的艾滋肆虐時期警告其他人安全性行為的重要。但對於成長於六七十年代性解放的年輕人而言，這一警告無異於再次剝奪他們通過抗爭而獲得的性自主權，從而導致許多人未能意識到艾滋傳染性的可怕。

80年代因為艾滋病所引發的社會爭論。/Smithsonian Magazine

在希爾茨《世紀的哭泣》中，他毫不留情地指責群體領袖的不作為，以及他們希望利用艾滋作為籌碼來達到和有關部門談判的目的……

正是這些肆意的行為，為旁觀者提供了足夠的證據來印證自己關於艾滋病毒是那些個人性生活不檢點之人的懲罰。病毒就是個體道德瑕疵的癥狀，是紅字、是烙印。在這一傳統涉及性的病毒或疾病的隱喻體系和文化中，艾滋感染者不得不開始承受更大的道德壓力，而這一點直到如今都未能被真正清除。

在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中，她指出，傳統社會時常圍繞着疾病（尤其是流行病和傳染病）建構出一整套複雜而精密的隱喻系統，以此作為某種用來鞏固主流意識形態，打擊和排除非正統人群、行為和思想觀念的工具。

《疾病的隱喻》

[美] 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7

在《艾滋病及其隱喻》一文中，桑塔格圍繞着美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艾滋恐慌，分析了政府、主流媒體和諸多保守勢力通過對艾滋病這一疾病的隱喻化處理，使它成為曾在六七十年代興起的同性戀群體的特有「疾病」，並且還通過對艾滋病的道德化處理，對該群體再次從道德層面進行貶低。由此就導致了：一旦感染艾滋病毒，便意味着感染者被塑造成一個道德有缺陷、性行為變態且遭到上帝懲罰、被遺棄的罪人。

因此如何清除污名以及正確地看待艾滋病毒及其感染幾乎成為每一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保留項目。但在歷史中被建構起的複雜且錯誤的隱喻卻早已經根深蒂固地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文化和意識形態之中，從而導致它漸漸難以被察覺，卻又始終鮮明地存在着。

而這一道德虧損和個人生活問題的陳詞濫調不僅僅影響因性傳播而感染的艾滋病患者，也直接影響到那些或因醫用針頭污染而通過血液感染的病毒攜帶者，以及通過母嬰傳播而感染的群體。人們不會細問感染者自身是否「無辜」，而是毫無餘地地自動調用這一系列隱喻和陳詞濫調，做出頗具陳見的判斷。

越過疾病的隱喻

在普遍的污名化中，導致艾滋病預防和防治變得更加困難。在2019年1月的《財新周刊》中，有一篇名為《變色的「淡藍」》文章，對國內最大的同志交友軟件blued與未成年人用戶感染艾滋病的問題進行封面報道。這篇報道以張北川為期十個月對於blued相關用戶的調查報告作為切入點，指出在當下國內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MSM（男男性行為者）群體中的未成年人感染率出現上升。

而在每年「世界艾滋病日」，根據國家衛健委發佈的數據，我們也會發現，性傳播中的未成年人比例大大增長，而在這背後隱藏的問題恰恰是由於性教育的匱乏和污名化而導致的信息不對等所造成的悲劇。

圖源電影《世紀的哭泣》（1993）

為了避免同性戀和艾滋過於頻繁地綁定出現，許多人開始提倡使用MSM來取代特定的群體稱謂，從而希望人們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這一病毒。人們希望令其重新醫學化，即把它限定在一個專業的、科學的範圍內，剝除那些根據意淫、想像或別有目的而賦予其的隱喻與象徵，讓它僅僅被當作一種需要被醫學探究和治療的病毒與疾病。

疾病作為隱喻這一文化模式卻不會輕而易舉地消失。因為就如福柯或桑塔格所發現的，疾病本身之所以會被隱喻化，很多時候與病毒自身沒有直接的聯繫，而它們往往只是被當做一個工具或容器，來實現社會、文化與權力的再分配或組織。

當人們對艾滋病毒所知甚少時，醫院不願意接收感染者，醫生和護士不願意照顧他們，而當他們去世，也往往被裝進黑色的垃圾袋中進行消毒處理。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並不能徹底保障人類的安全，而民主、尊嚴和自由的信念也依舊無法改變遭遇瘟疫時人類對人的輕視與散漫。

黑死病時，人們在露天燒死那些死去的人；在現代醫院裏，護工把死者裝進垃圾袋……瑞典電視劇《戴上手套擦淚》便是當時一個典型的行為：醫生為了預防感染會戴上手套給病患擦眼淚。在陌生病毒的入侵下，穩定的社會關係以及一系列規範都變得不堪一擊，而作為人的尊嚴也徹底消散。一種自然的狀態似乎重新歸來，泄露了人類社會及其文明地基下的可怕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