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波蘭猶太警察是猶奸嗎？為啥猶太人面對屠殺那麼「配合」？

二戰電影《鋼琴家》（The Pianist）改編自波蘭鋼琴家瓦迪斯瓦夫·什皮爾曼（Wladyslaw Szpilman）回憶錄。電影記述了德國入侵波蘭後，開展了猶太人屠殺計劃。什皮爾曼在多人幫助下，躲藏在華沙，活着堅持到戰後的故事。

《鋼琴家》電影海報，男主獨自活在一片廢墟的波蘭大街上

劇照

鋼琴家什皮爾曼（1911－2000），大屠殺倖存者

電影《鋼琴家》中的猶太人警察

大部分人會談論故事後半段最重要的人物：德國人維爾姆·霍森菲爾德上尉。而首先扭轉什皮爾曼命運，避免他被送到集中營的第一個關鍵人物卻是個不光彩的猶太警察。

電影中猶太警察伊茲查克（Yitzchak）是男主遠親,對其他猶太人殘暴貪婪，要麼警棍打人，要麼索賄。他也幫過什皮爾曼，主要有三個場景：邀請什皮爾曼弟弟做猶太警察被拒，幫助釋放了被捕的亨里克（男主弟弟），在什皮爾曼和家人上火車前，將他拽回警察警戒線內。這一形象實為回憶錄中多個猶太警察的縮影。

伊茲查克（Yitzchak）

猶太聚居區、猶太委員會的形成

1939年至1941年，隨着納粹佔領華沙，猶太人聚居區形成了。一種說法表明，儘管聚居區源於德國人強制頒佈的法令，但部分猶太精英認為，配合德國人，不是背叛，而是猶太人政治計劃——自治權的實現。在歐洲，過去猶太人在政治上始終處於邊緣地位。這就是為什麼猶太人在1939-1941年利用第一個政治機會在波蘭土地上建立猶太人區。歷史證明，「猶太政治委員會」一些領導人的想法很天真。

猶太政治委員會

猶太人內部的階級差異

什皮爾曼的回憶錄表明，猶太人在納粹統治下的生存空間是逐漸壓縮的。從沒收財產、控制乘車、圈禁、強制勞動、到隨意處死、送往集中營，直到進入毒氣室，跨越了數年時間。在德國人的宣傳謊言下，沒有人能預見這種制度化的大屠殺。在納粹的剝削下，猶太人聚居區成了貧民窟，大部分民眾孑然一身，許多凍餓亡於路旁，偷盜、搶劫成風；而猶太巨頭們依靠投誠行賄，始終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幾百萬猶太人被定點控制在聚居區，除了有對納粹的恐懼，還有對猶太委員會那些有名望的人的信任

集體失業破產的猶太人想盡辦法做買賣維生

猶太人聚居區的孤兒

稍微厚點的冬衣，鞋子，圍巾全被德國人搶去，1941年冬許多猶太人凍死

猶太警察在初期

猶太委員會成立同時，試圖招募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上層青年作為猶太聚居區警察。什皮爾曼的弟弟曾拒絕這樣的邀請，回憶錄說，看重他文化素質的朋友們紛紛來勸說亨里克加入，因為「大部分知識家庭出身的年輕人都是這樣做的。那裡很安全，如能善於應變，收入也很不錯。」

僅華沙地區就有2000多猶太人警察

最初，猶太人警察的成立用於維持猶太區內日常秩序運轉。一些青年也以為加入能夠有服務社區的機會，如指揮交通、檢查證件，監督垃圾衛生等。對於控制流行病和解決爭端，猶太警察有一定作用，猶太區居民感謝猶太警察開展這些公益活動。

猶太警察

指揮交通，僅僅是等待過馬路的瞬間，猶太人也充滿恐懼，隨時會有德國人和猶太警察的傷害

他們不允許持槍，只有一根警棍。服裝不夠統一，但比起失去一切，死亡邊緣的平民已經足夠。工資不夠，可以索賄。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還被德國佬承諾。但本質上，德國人對他們用過即棄，只需要盲目服從他們命令的人。

變化：猶太警察協助德軍犯下惡行

隨着時間推移，猶太人警察在改善貧民區生活條件方面的作用大大減少，還和他們的主子一樣聲名狼藉。

什皮爾曼回憶錄記載：「我們曾與這些熟人握手，把他們當成朋友，而且他們在不久前還是很體面的人······他們現在最大的慾望是緊跟蓋世太保，效忠蓋世太保官員，跟着他們在大街上耀武揚威，炫耀自己會說幾句德國話，還跟他們的主子比賽，看誰對付猶太人的手段更殘酷。」

電影截圖，一猶太警察在奉承納粹

德國人無聊時，故意拿路過的猶太人取樂。一名猶太老人被德軍強迫剃掉鬍子，再隨意殺死

德國人對猶太人日常羞辱，罰他們做體操，後面疑似烏克蘭（？）納粹

戰後少數活着的猶太警察被指控，在1941年，協助德國當局強迫勞工；在1942年夏天，在從華沙到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的大規驅逐行動中，圍捕猶太人，將幾十萬猶太人送上死亡列車。

猶太人委員會通過猶太警察，為納粹輸送青壯年勞力

被抓捕驅逐到集中運轉站的猶太人

被送上火車的猶太女子

民眾稱猶太警察是「臘腸狗」，因為他們能在任何角落搜捕出藏匿的猶太同胞，像狗一樣靈敏忠心，不遺餘力。

猶太警察驅趕民眾

民眾求生欲：猶豫和幻想

大多猶太民眾除了藏匿，服從也並無什麼反抗行動。《鋼琴師》中有個代表性的場景：牙醫、商人與作者父親在集中運轉站辯論。牙醫態度悲觀，認為人們正在被送進屠宰場，應該反抗，死也是光榮的。

《鋼琴家》電影中的牙醫

商人興緻很高，覺得德國人不會這麼愚蠢，放着猶太人這樣巨大的潛在勞動力不用。集中營管理可能嚴格，但可以肯定不會被殺。父親則坦白作為地道的普通人，還是對那百分之十的生存機會抱有希望。這種類似辯論曾在猶太群體中持續過無數次。許多人就這樣一步步走向死亡。

面臨絕境：猶太官員、警察的兩難選擇

此時，良心未泯的猶太官員、警察面臨著道德危機。在得知所有的猶太人將被驅逐到集中營後，猶太委員會主席切爾尼亞科夫服毒自殺。

一些人自我欺騙，認為履行命令時，他是在幫助拯救猶太人的生命。一些警察在驅逐前可能對居民提前警告，對個別猶太人施加援手。

如果執行不力，完不成德國分到每個猶太警察頭上的定額，他們自己和親人將必須替補上。德國部隊自己來執行驅逐行動，他們將比猶太警察更加殘忍無情。隨着圍捕的繼續進行，有人意識到他們只是德國人手中的一個工具，自己的命運也沒有保障。拒絕執行命令的猶太官員、警察，多和家人一起被送到集中營，甚至被當場殺死。

結語

波蘭猶太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林格布盧姆(Emanuel Ringelblum)曾將猶太區警察的殘忍描述為「有時比德國人、烏克蘭人和拉脫維亞人還要殘忍」。在猶太人聚居區被清理後(1942-1943年），他們不再有利用價值，猶太警察的命運最終和其他猶太人區的命運一樣悲慘。

如果猶太人早早認識到納粹種族滅絕的真相，猶太官員能拋棄不切實際的空想，猶太警察不再助紂為虐，團結起來，二戰猶太人也許能活下來更多。

鐵絲網後的人群，今日仍然凝視着我們，拷問我們的內心。如果是你，在那時會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