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有一種錯覺:以京劇為代表的傳統戲曲文化,似乎有着作為國粹藝術的尊嚴和身份,但是總是和「不景氣」這個詞聯繫在一起。其實「不景氣」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因各種原因形成的一種錯覺,也是將當下傳統戲劇——也就是將戲曲的演出與存在的境況去和民國時期京劇與地方戲的黃金時代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實際上,如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凡是代表傳統的社會價值與有趣的傳統藝術大都是如今不太流行的藝術。與「時尚」、「流行」更是無關。但是,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本文想探討的是與此相關,但遠非「不景氣」或者「流行」那麼簡單。
正因為業內業外有種種對於「不景氣」的錯覺和盲從,才有了另外種行事的態度,那就是幾乎要利用一切機會去推廣包括戲曲在內的各種類型的傳統文化。在「利用」這一中心詞上,大眾似乎又形成了匪夷所思的共識:我們要利用傳媒,利用一切平台、資源…去推廣去繁榮云云。「利用」這一詞顯得有些赤裸裸,但如果非要用,那麼誰利用誰還未可知。
傳統戲曲
前不久,一檔名為《中國之星》的選秀節目頗引人注目。一位名叫譚維維的歌手將搖滾的演唱方法(我沒有在這裡說她唱的切實是搖滾,因為假如搖滾作為音樂類型還是需要一個嚴肅的定義的話)和陝西華陰老腔相結合,演出了一曲《給你一點顏色》由於作品的音樂風格令人耳目一新,唱詞切中反映當下人類存在的環境與精神的雙重困境,也由於電視節目在編導上的技巧和崔健等知名歌星的力推,這首歌一時之間火爆於各類傳播媒介。這切切實實能夠構成一件文化與傳媒結合的事件。有很多人據此認為,華陰老腔是借了現代表演形式的「光」,是藉助了電視網絡手機微信這些大眾傳播媒介的「光」。因為在這之前,幾乎沒有人去關注甚至僅僅是知道這種名為「華陰老腔」的皮影戲。那麼,是不是我們的傳統藝術都應該以這個事件為樣本去推廣自己,去儘力和傳媒合作,去「利用」傳媒?
這個問題的背後,是大眾傳播和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也是作為大眾傳播的媒介和戲曲文化之間微觀的關係問題。然而答案,卻根本與「利用」無關,我們只有拋棄這種功利化和膚淺化的理解,才能更清楚地認識上述兩者的關係。也許在《給你一點顏色》這個作品中,大眾確實是通過譚維維與華陰老藝人的合作方式才知道了這個本來並不神秘的屬於西北弦索腔系的小曲種,但與此同時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之星》因此獲得了更高的關注度,譚維維也有了她比以往任何作品都高的點擊率。所以,如果非要用「利用」這個詞,那也一定是相互的。
譚維維演唱
黃梅戲是傳統戲曲中的代表性大劇種之一,這個安慶地區黃梅調產生而來的劇種文人化程度沒有崑曲那樣高,音樂與表演的傳統也不如川劇、秦腔那樣深厚,它更不是京劇那樣產生於城市濃郁的酒樓茶園氣氛中形成的娛樂主導型戲劇。這個劇種的生髮有着自身極其獨特的軌跡。20世紀50年代以後,具體從1953年到1965年,黃梅戲通過劇中的旗幟性人物嚴鳳英和其電影作品迅速完成了由地方而全國化的進程,當時的黃梅戲,是同樣在走全國化進程的地方戲中走得最快、影響範圍也最廣的一個地方戲劇種。
《天仙配》之所以能夠家喻戶曉多半是因為黃梅戲音樂的改革,還有嚴鳳英個人的藝術成就等一些其他的原因才能能夠實現全國化的。最重要還是因為當時的《天仙配》《女駙馬》等,是通過戲曲電影的傳播方式。再到後來的黃梅戲第二次實現全國化,這一次雖然不是通過電影的形式去傳播,但是隨着國家的發展,電視機逐漸走進不同老百姓家裡。故而黃梅戲能夠以電視劇的形式呈現。黃梅戲兩次完成全國化主要是通過自媒體完成的,而這兩次全國化的京城是中國戲曲史上最為重要的、並且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文化現象。
《女駙馬》
這樣的表述是沒有問題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黃梅戲全國化的原因。但這一現象背後印證的僅僅是大眾傳播與傳統文化之間單向的關係。需要我們持續關注和思考的是另一個現象那就是幾乎在20世紀50年代的同時,遠在香港有着同樣繁榮的黃梅戲市場,只不過那是通過電影這一傳播媒介得以實現的——香港邵氏電影公司的黃梅戲電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邵氏電影公司,1958年在香港成立,由邵逸夫先生擔任總裁。說邵氏電影是香港電影的半壁江山不足為過,從1958年公司成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宣布停止生產電影,邵氏投拍製作的電影達千餘部,並於2000年宣布將邵氏電影的永久版權以4億港元售與「天映娛樂」。邵氏電影中的確有太多香港電影的經典之作,無論是藝術還是商業,都是當之無愧的巍巍高峰。
非常值得推敲的現象是,在早期的邵氏電影中,黃梅戲電影是其主流。從1959年的《江山美人》1960年的《倩女幽魂》1961年的《紅樓夢》等作品,一直到1966年的《女秀才1978年的《新紅樓夢》邵氏電影的黃梅戲電影作品前後推出近五十部,其影響力不亞於同一時期在中國大陸也受到廣泛歡迎的黃梅戲電影《天仙配》和《女駙馬》由於歷史的原因,這些黃梅戲電影並未在大陸上映,因為這些電影當時的主要受眾是香港市民。但其中也有幾部流入大陸受到歡迎,甚至成為文化貧瘠時代內地觀眾心中的經典之作,如《唐伯虎點秋香》 邵氏黃梅戲電影在藝術上有諸多可供探討之處,但我們的視線是要延伸於其藝術探討之外。那麼,當時的香港,為什麼會產生如此數量眾多的黃梅戲電影?這一現象又對大眾傳播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有何啟示?
《唐伯虎點秋香》
回看邵氏電影公司的發展歷史,20世紀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這一段時期是其發展的關鍵時期,無論是當時的邵氏兄弟還是後來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經營理念的邵逸夫先生,最為重視的就是觀眾的感受和反應,也就是說邵氏公司的一切作品生產方向,都是以票房為重要考量依據的。那麼,導演和演員的選用也是一樣,邵氏公司捧紅了無數影視明星和導演,但這不同於當下很多作品是導演的「自言自語」和個人式的藝術追求,更不是為明星量身而打造推出作品。這是邵氏成為一代電影巨頭的核心原因,也給我們切入本文的論題提供了可能。
正因為遵從觀眾的口味的出發點,邵氏公司必須找到觀眾的興奮點所在,觀眾的興奮點才有可能是公司的賣點。都說是邵氏公司成就了導演李翰祥,其實也是李翰祥的眼光和票房業績正中邵氏的下懷。李翰祥是邵氏公司起步積累期的重要導演,而他導演生涯最重要的作品,幾乎都是黃梅戲戲曲電影。1957年至1958年間,李翰祥拍攝古裝彩色黃梅戲電影《貂蟬》。這部電影由林黛、趙雷、羅維主演,片中樂曲由王純作曲,李雋青作詞,劇中所有黃梅調均由靜婷為林黛代唱。這是黃梅戲電影開山之作,也是李翰祥獲得各類獎項的開端,因為這部電影在當時的影響力實在是太大了。
《貂蟬》
我們不免要問,李翰祥和邵氏選用這樣的題材是基於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和保護,還是基於要「利用」電影這種全新的大眾傳播方式為推廣傳統戲劇服務?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真實的可能只有一個:邵氏當時想要立足,必須「利用黃梅戲,傳播媒介想要成功介入一個群體的生活,必須要選擇這個群體認可的內容和形式。在當時的香港,黃梅戲就是這樣一種傳統文化資源,誰利用,誰就可以掌控大眾的口味和票房,這是雙贏的過程。邵氏公司的成功從來沒有脫離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和「利用」,李翰祥之後的胡金銓和張徹則以拍攝武俠片聞名,武俠片繼黃梅戲之後開創了一個新的邵氏時代一個票房百萬的時代,而武俠文化,何嘗不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又一重要的組成部分,何嘗不是大眾傳播對傳統文化的又一次「利用」?
另外的一個例證也可以進一步說明相同的問題。評劇《劉巧兒》曾經為新中國《婚姻法》的頒佈與實施起到無可取代的作用。帶着隱秘的宣傳目的,評劇這種地方戲曲藝術以其自身特有的魅力影響了萬千觀眾對婚姻與愛情問題的全新理解。但同時,這種促發自由戀愛的藝術形式難道不可以取代嗎?難道人類數千年文學藝術的所有結晶不都是在歌頌個體對自由精神的追求和渴望嗎?《劉巧兒》要表達的情感,相同或者 更早時期的奧黛麗·赫本的電影《羅馬假日》難道不是和其有一樣的表達嗎?回答是肯定的。《劉巧兒》能表達的,《羅馬假日》與它完全相同,至少在自由戀愛這一點上可以。但,《劉巧兒》能使千百萬當時中國的農村觀眾走向露天電影放映場,《羅馬假日》卻不能。人們看的是什麼呢?看的是——戲。
《劉巧兒》
如果這種宣傳不是經由戲曲,則不可能被當時的大眾所接受。因此,並不是戲曲藉助電影傳播,而恰恰相反,是電影要藉助戲曲進入民眾生活,要通過戲曲這一媒介。因為不是地方戲的形式,當時的中國各類各層次觀眾都是不接受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百代唱片公司必須灌制京劇唱片來開拓當時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市場,為什麼第一部在中國攝製並投放的電影會是譚鑫培的《定軍山》而不是默片時代的任何一部西方的電影經典?當時的問題,現在顯然是已經不存在的了,但這個道理是不過時的。大眾傳播,作為被正式提出的概念是在1945年communication的英文本意更近於是一種彼此的溝通和因溝通形成的活動。
《定軍山》
那麼顯然,大 眾傳播的目的是面向大眾製造一種影響力,很有可能影響力的最終目的是獲取利潤,但溝通和合作是居於首要位置的。在其與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之間發生互動關係之時,兩者的基本關係是雙向推動的。在工業時代以前,在不同文明區域之間、不同地域文化之間,不同的群體之間,文化的傳播是通過人的行為來進行的,航海、貿易乃至戰爭,都是文化實施擴散的方式。而工業文明高度發展之後,文化的傳播不再僅僅依賴於人的行為,而是依靠工具,這個工具也就是傳播媒介。
傳播媒介作為工具,它的性質大多時候決定和改變了文化的走向,而在這一進程中,媒介也始終在利用文化,也只有利用文化,它才能實施自身的換代和更新。文化,尤其是傳統的文化,多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產品,它的傳播取決於文化自身的價值、聲望,而並非取決於傳媒的性質特點和喜好。那麼在這背後,不是傳播媒介和文化之間的矛盾,而是「工具」與「行為」的矛盾。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點,可能就不會再去要求何種方式去推廣包括戲曲在內的傳統文化了,因為文化「見或不見,都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