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龍紅了?
造謠、潑髒水、傳黑通稿、營銷號帶節奏、水軍,一個不落。
毫無疑問,朱一龍動了別人的奶酪。
《人生大事》成績斐然,龜速前進,溫吞的朱一龍突然佔據了暑期檔不小的市場份額,聲名鵲起。
於是,鬣狗們循着味來了。
都說在娛樂圈,糊是最好的保護色,這回,朱一龍得「無處遁形」了。
然而有趣的是,讓人萬萬沒想到的是,朱一龍居然全身而退了。
朱一龍,還是有點兒東西的。
畢竟他是說出了那句:「有些選擇我必須得放棄,因為我的自尊心只允許我做到這兒」的人。
1988年朱一龍出生在一個溫暖平和的家庭里。
父親是散打冠軍,「熱衷」於送他去跟其他孩子們進行對打,會將他帶到雪地里玩耍,會將他托在背上橫渡長江,也會跟他一起去打遊戲,玩耍。
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里,他對小朱一龍說,
「人啊,怎麼活都是一輩子。」
儘管那時候的他懵懵懂懂,但卻深刻地記住了這句話。
母親則從小到大對朱一龍都比較嚴格。
每當他有了一點名氣,她總要「敲打敲打」:
「你還是要好好做演員。」
是的,20歲到30歲,他就是這麼過來的。
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他的人生主旋律就是演戲。
二十歲的年紀,他已經在拷問自己:
「你為什麼弱小,就因為你是新人?」
第一次脫離學校理論體系的他懵了,「天崩地裂式地懵了」。
只有一句台詞,只有一個遠景,他手足無措。
說不出話,腦子嗡嗡響,就連膠片轉動的聲音都給他以無形的壓力。
「如果你連這句話都說不出來的話,那你以後就幹不了表演了。」
導演的話「殺人誅心」,第一次的嘗試如此苦澀,讓他「潰不成軍」。
好在他還挺抗造的。
不管對於環境,對於時差,對於工作環境,還是生活環境,他都挺抗造的。
一次不行,就再來一次,再不行就再來。
貼鬍子就貼鬍子,剃頭髮就剃頭髮,扮丑就扮丑,搞怪就搞怪,衣不蔽體就衣不蔽體,淋雨就淋雨,摔跤就摔跤,流血就流血,他來者不拒。
「我不想把它當成一個行活來做,我喜歡錶演。」
他喜歡錶演,他想在中國電影史、電視劇史上,至少留下一個名字。
了卻這個執念,他用了十年的時間。
而且僅僅是冒出了頭。
他把自己打磨成了一件精品,在2018年的夏天揭開面紗。
《鎮魂》讓他一夜成名。
五毛錢特效網劇在大家的口耳相傳中爆紅。
半路殺出的程咬金讓眾資本防不勝防。
他開始成為別人的「眼中釘」了。
然而他倒還是老樣子。
謙遜、刻苦、溫吞、清醒。
「我來不及膨脹。」
因為他在馬不停蹄地追趕自己的理想。
「我不知道明星是什麼樣的,我只會做演員。我不想安全,我不想要表演完之後是安全的。」
拍攝《我和我的祖國》時,因為他的小指無法展平,他在手套下面偷偷用線把手指捆起來,做出一個筆直的敬禮手勢。
拍攝《新蕭十一郎》時,他眼睛發炎,腳底被磨破,埋在40多度燙人的沙子里直到嘴唇開裂。
《知否》里為了幾個小時的戲份,他窩在劇組裡學習了七個月。
拍攝幻樂之城的時候,他感冒發燒,連軸轉,幾乎要暈倒。
他不覺得累,因為這是他的本分。
「休息休息,我為什麼要休息,我還有那麼多的精力,我憑什麼休息。我特別貪心,好戲好劇本我都想接,累死我都不怕。」
到底是個戲瘋子。
然而這份格格不入,卻讓他吃盡苦頭,資源降級,資本不買單,身不由己。
再加上他的「不識趣」,他更是寸步難行。
在娛樂圈有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那就是粉圈應援集資。
本質上是資本的割韭菜行為,更是一種「收保護費」行為。
然而朱一龍卻退集資款,逆流而上,打了同行的耳光。
坦坦蕩蕩,特立獨行,清醒自知。
記者問他:「跟一線明星搭戲會有壓力嗎?」
朱一龍說:「我工作十多年了,壓力大多數更可能來自業務能力,可能來自於對角色的理解和駕馭,不會因為和誰搭戲產生壓力。」
對粉絲說:
「大家不用浪費太多時間在我身上,我知道喜歡我是件還挺辛苦的事。」
「感謝大家喜歡我,但是我想,這樣的熱鬧,可能一輩子有一次就夠了。」
你說他傻吧,他確實傻,你說他聰明吧,他也確實聰明。
但是他從來都是如此,他眼裡從來都只有戲,他的初心一直沒變。
他太另類了,他是觀眾選擇的結果,他逃離了資本的包裝,他甚至不怎麼在乎名利,他太有主見了,他也太有野心了。
對資本來說,不可控制的他就是一個「壞種」。
別人在遊戲,他在做夢,別人跪着賺不到的錢,他站着掙到了。
在影視寒冬,他還能分走一大波流量,又怎麼不會讓人憎恨?又怎麼不會讓人嫉妒?
甚至沒有黑點,還要從粉絲身上下手。
說到底,娛樂圈這灘爛泥確實是越來越扶不上牆了,資本的遊戲越來越玩不轉了。
早就應該重新洗牌了,不然只會劣幣驅逐良幣。
群眾的眼光永遠是最雪亮的,資本妄圖操縱市場,終歸是本末倒置。
這個市場需要的是越來越多的像朱一龍一樣的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