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頓手稿漂流史》：與手稿交織的牛頓形象歷史變遷

牛頓活了84歲，一生留下大量文字，記錄下了自己的所思所想。令人詫異的是，他留下了數量驚人的手稿和債券股票等財產，但並未留下任何遺囑。牛頓為何要讓手稿在自己死後接受命運的無常，承受煉獄般的折磨與考驗？顯然，牛頓相信自己手稿的價值，因此不忍將其丟棄，他也深知其中暗藏危險，因而不能立刻公之於眾。

與手稿的歷史境遇交織在一起的，是牛頓形象的歷史變遷。牛頓去世時聲譽如日中天，安葬於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被支持者們奉為虔誠的科學聖徒。然而，手稿中的牛頓卻是一個痴迷鍊金術的反三一神論者。手稿讓人們有機會理解他的兩個側面：非凡卓越的牛頓和平凡普通的牛頓。在《牛頓手稿漂流史》一書中，莎拉·德里（Sarah Dry）遍訪了牛頓的門徒與敵人、收藏家、商人、學者和邊緣人士，以偵探筆法講述了牛頓手稿近三百年的「奧德賽」之旅。

以下內容節選自《牛頓手稿漂流史》，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牛頓手稿漂流史》，[英]莎拉·德里 著，王哲然 譯，原力丨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22年3月版

遺產繼承人們很想知道，手稿中到底寫了什麼

面對數額龐大的遺產，牛頓的繼承人們吵作一團。伍爾斯索普祖傳的不動產，留給了和牛頓血緣最近的約翰（John），他是牛頓舅舅的曾孫，日子過得十分艱辛，當地牧師形容他是「上帝也知道的大人物家裡的可憐蟲」。

在之後短短六年的時間裏，他沉迷賭博和酒精，將所得遺產揮霍一空。牛頓有兩個同母異父的妹妹，瑪麗（Mary）和漢娜，還有一個同母異父的弟弟本傑明（Benjamin），他們總共生養了8個子女，這些和牛頓具有一半血緣的侄子、侄女們瓜分了股票和養老金，這部分佔了遺產相當大的比例。牛頓有將近2000本藏書，價值270英磅，被一位海軍監獄的典獄長花300英鎊買下，送給了教區牧師的兒子。在牛頓留下的全部遺產中，最難以估價的要屬那「幾千頁零散污濁的手稿」，由於反覆修訂塗改，這些散亂的手稿顯得污跡斑斑、破爛不堪。

遺產繼承人們很想知道，這些手稿中到底寫了些什麼，能不能也賣上個價錢？他們明白，自己的這位親戚可是個大名人，任何和他的名字沾邊兒的東西，哪怕是這些陳舊的手稿，只要一經出版，肯定能穩穩地賺上一筆。於是就如何處理這些手稿，繼承人們展開了一系列「爭吵與辯論」。

在所有人中，只有凱瑟琳和約翰·康杜伊特不願將手稿當作搖錢樹。約翰·康杜伊特曾在劍橋的三一學院短暫學習過一段時間（那時距離牛頓離開劍橋已有10年之久），後來在軍隊中擔任軍事法官，隨軍駐紮葡萄牙，最後榮升皇家禁衛騎兵隊隊長。他與凱瑟琳相識於1717年，很快喜結連理。他兼任漢普郡惠特徹奇市議員，在牛頓升任造幣長廠長之後，一直充當他的助手，並在牛頓去世後繼任了廠長。顯然，因為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二人越走越近。然而眼下，康杜伊特逐漸意識到，在婚姻和情感雙重紐帶的作用下，他已經深深地捲入了這場牛頓遺稿的風波之中。

作為牛頓的摯友、受助人和外甥女婿，約翰·康杜伊特繼承了他的手稿。他曾廣泛收集有關牛頓的生平軼事，但始終未能完成傳記的寫作。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牛頓手稿漂流史》內頁插圖）

約翰和凱瑟琳堅持認為，這些手稿既代表了牛頓對人類社會的巨大貢獻，也體現了他對神聖秩序的偉大詮釋，因此必須妥善保存。只有這樣，「這位傑出的基督徒和偉大的天才，他的辛勤勞動和摯誠探索，才不至於在世間散失殆盡」。很快，包括凱瑟琳在內的三人委員會成立了，其職責是監督手稿的審定工作，裁決哪些內容值得公開出版（從而使繼承人們可以再撈上一筆）。委員會找到了皇家學會的托馬斯·佩勒特（Thomas Pellet），邀請他參與手稿的審核工作。1727年5月，佩勒特埋頭於故紙堆中，苦幹了三天，最終擬出了一份清單，頗為武斷地將所有手稿劃分為了82個條目，清單的標題為「屬於已故艾薩克·牛頓爵士的手稿清單，由其親屬負責審讀檢查」。

佩勒特是否刻意隱瞞了牛頓的宗教和鍊金術手稿？

佩勒特是牛頓死後詳細閱讀手稿的第一人，因此他有機會看到這些手稿原始的排列順序，然而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在手稿清單上體現這些信息。我們無法了解，他梳理這些手稿時，究竟依照怎樣的原則。不過，從他給出的清單來看，他幾乎是在一片黑暗中艱難摸索。他對手稿的分類尺度不一，有些條目還算有用（例如「與萊布尼茨[Leibnitz]爭論有關的未裝訂手稿」、「一捆寄給艾薩克爵士的英文和拉丁文信件」、「聖經中兩處顯著訛誤的歷史解釋」），有些條目的描述則相當模糊（「零散的數學手稿」、「化學手稿」、「零散而污濁的手稿，和年代學相關」）。

事實上，在這份清單中，佩勒特反覆使用「零散」（loose）和「污濁」（foul）兩個詞來描述手稿，考慮到手稿確實經過反覆的修改和塗抹，這樣潦草的形容倒也無可厚非。然而，他卻用同樣潦草的方式，描述了牛頓的幾個筆記本，這就顯得過於隨意了。例如，他將其中一本筆記描述為「一本普通的對開本，部分內容出自艾薩克爵士本人之手」，這個本子如今被稱為「草算本」（the Waste Book），其中包含了牛頓非常重要的數學筆記。

在當時，這種筆記本被稱為「平裝本」（paperbooks），如果牛頓只用這些本子寫作，佩勒特的任務也許就不會如此艱巨了。那時，人們更愛用散裝紙，而且用途五花八門，牛頓也不例外。他經常購買和使用的是「水壺紙」（因印有水壺形狀的水印而得名），每張大小約為32×40厘米。他習慣於將紙對摺，從而形成一張簡單的對開頁，他通常只在右側半頁書寫，必要時才在左側半頁補充或修正。成沓的手稿可以被裝訂成冊，或是用細繩綁在一起。牛頓有時也會將折頁再次對摺，形成一本帶有四張頁面的小冊子，許多鍊金術筆記就記在這樣的小冊子上。（他會沿着頂部的摺痕，將其中一個折頁裁開，從而不必將紙全部翻開，就可以多寫半頁內容。）他通常不在乎手稿的順序，往往只是將其堆成一堆，或是捆成一捆。

牛頓在生活上非常吝嗇，五十年前的廢舊紙張捨不得扔，還要反覆利用，這意味着在同一張手稿上，有時會同時出現其早年和晚年的筆記。更糟糕的是，大部分的手稿上都沒有標明日期。僅有少數例外，比如一些牛頓本科時留下的筆記本，他頗為自豪地註明：「艾薩克·牛頓，三一學院，1661年」。除此之外，絕大多數手稿沒有明確的時間信息，也很少提及一些包含時間線索的時事要聞。儘管困難重重，佩勒特至少如實記錄下了手稿的數量，這使我們能對手稿的規模有個大致的印象：353張「對摺頁，零散污濁的手稿，與圖形和數學有關」，495張同樣類型的手稿「與計算和數學有關」，還有厚厚一捆606張的手稿「與年代學有關」，顯然，牛頓生前對歷史抱有濃厚的興趣。

1783年的赫斯特莊園，朴次茅斯家族祖宅所在地，牛頓手稿在此存放多年。承蒙漢普希爾圖書情報社供圖。（《牛頓手稿漂流史》內頁插圖）

佩勒特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核心任務：確定牛頓遺稿中哪些「適合出版」，使繼承人們能再分點兒現金。他用了不到三天便做出了決定。他認為，在成堆的手稿和筆記中，只有5份文件值得出版。佩勒特是否刻意隱瞞了牛頓的宗教和鍊金術手稿？他是否有意維護牛頓的個人聲望，以及他所代表的國家形象？他決定公開的手稿如此之少，而試圖掩蓋手稿又如此之多，自然使人產生這樣的疑問。然而，事實可能並非如此。他不過是接受了牛頓繼承人的委託，確定哪些手稿可以出版牟利。他聲稱只有一份手稿可以立刻交付印刷，這便是牛頓去世之前，在黑暗的房間里辛苦謄抄的那份「古代國王年表」（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這份手稿很快便賣出了350英鎊（約合今天的3萬英鎊）的高價，並在次年出版。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只有另外兩份手稿，按佩勒特的建議得以出版。第一份手稿出版於1728年，牛頓原本打算將其中的內容，用作其經典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最後一卷。另一份手稿「對預言的評論」（Observations upon the Prophecies）出版於1733年，這是一部技術性很強的解經作品，試圖通過對聖經語詞的分析，理解其中隱藏的微言大義。佩勒特認為可以出版的餘下兩份手稿分別是：31張對摺頁的「有關阿塔那修的悖論問題」，以及一份與微積分有關的「不完整的數學小冊子」。直到20世紀，這兩份手稿才獲得出版。

除了上述這五份文件，約翰·康杜伊特繼承了餘下的手稿。那是一大摞散亂無序的紙張，其中密密麻麻寫滿了牛頓的筆記。日後，分析這些手稿將耗去學者們六十多年的時間。

牛頓的大量遺稿幾乎完整無缺地保存至今

牛頓的繼承人們想從這些手稿中發現什麼呢？在當時，人們並不認為名人手稿具有收藏價值，哪怕是像牛頓這樣偉大思想家的親筆手稿。

手稿收藏其實是一個相當晚近的現象，在牛頓所處的時代才初露苗頭。顯然，這並非偶然。那時，人們不斷開闢新的知識領域，開啟了學術和思想上的一系列變革。隨着知識範圍不斷延展，對知識保存技術的需求變得日益迫切。普遍語言的設想應運而生，牛頓曾為此做過筆記；為了保密和提高書寫效率，速記技術大行其道；展示標本的自然志陳列室，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此外，還有更為抽象的方案，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於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還有「報信人」塞繆爾·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這位德英混血的博學家，撰寫了大量自然知識手冊。種種現象表明，收集和組織知識的新體系正在逐漸形成。

《牛頓的故事》（1997）海報。

約翰·奧布里（John Aubrey）是一位有趣的時代嚮導。他曾寫過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小品傳記」，其間充斥着八卦軼事和尖酸評論，如今人們更熟悉的，是該書在維多利時代再版後的名字——《人物小傳》（Brief Lives）。奧布里是最早一批具有手稿保存意識的人之一，在他看來，收集和保存名人手稿，兼有道德和哲學上的必要性。他沮喪地發現，他的同胞對此毫無興趣。儘管如此，他依然克服重重阻撓，堅持不懈進行收集：各類手稿、私人物品、肖像畫像、生平軼事，不一而足。他認為，這些實物不僅彰顯了偉人生前的巨大成就，也為後人學習歷史提供了鮮活的素材。

奧布里大聲疾呼，收藏工作是何等迫切、何等重要，然而周圍的人依然無動於衷，這讓他深感絕望。他收藏了一批科學巨匠的手稿，包括弗朗西斯·培根、托馬斯·哈里奧特（Thomas Harriot）、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約翰·迪伊（John Dee）。他的好奇心似乎永無止境，他不明白，自己旺盛的求知慾為什麼無法感染周圍的人，難道他們不想透過名人的手稿和手跡，去了解他們之所以功成名就的原因么？他注意到，很多人生前沒有交代如何處理自己的藏書，導致寶貴的私人藏書流離失所，在寫給好友安東尼·伍德（Anthony Wood）信中，他的惋惜之情溢於言表：「噢，安東尼，看看那些遺囑執行人和寡婦們都幹了些什麼，那些藏書，哪本不是它們主人生前的心頭所愛呢！人們應該更富有公共精神，動起雙手，睜大雙眼，好好保護這些遺產。」

奧布里時常告誡皇家學會的會員，要注意保管和出版學者們的手稿。他身體力行，向皇家學會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捐贈了不少書籍和標本，另外還給牛津大學圖書館、阿什莫爾博物館、新宿學院捐贈了一批圖書。但這依然不能讓他滿意，他常常哀嘆，人們總是漫不經心、滿不在乎，讓寶貴的知識片段從指間溜走。終其一生，奧布里始終對那些既有價值又稍縱即逝的事物格外敏感，他明白，若不妥善記錄，哪怕最偉大的人類成就，也終將被人遺忘。

奧布里曾經搶救出了數學家、索爾茲伯里主教塞思·沃德（Seth Ward）的手稿。他抱怨道，他是「從一幫廚子手裡」搶下了這些手稿，他們居然打算用手稿來墊餡餅。惱人的不止是廚子，奧布里提醒人們小心那些「熱心的主婦」，她們對手稿毫無敬畏之心，總是物盡其用：拿來包裹魚肉生鮮、「當作廢紙，論斤賣給造硬紙板的」、為火器上膛、或是置於「裁縫們的剪刀之下」。從奧布里的記載中不難看到，當時人們普遍對自己的手稿漠不關心，臨終前更不會託人妥善保管。幸運的是，牛頓的大量遺稿幾乎完整無缺地保存至今。和大部分歷史事件一樣，這其中既有偶然，也有必然。

康杜伊特打算以傳記的形式，為牛頓樹立豐碑

康杜伊特能夠繼承手稿的原因非常複雜。牛頓死在造幣廠廠長的職位上，按當時的規矩，所有新鑄造的錢幣，以廠長的個人信譽作為擔保，換句話說，在牛頓去世時，他名義上背負着和英國國家發行貨幣總額等量的債務。約翰·康杜伊特主動接管這批債務，即一旦發現分量不足的新錢幣，他需要自掏腰包，加以賠償。作為承擔風險的條件，康杜伊特要求得到牛頓留下的所有手稿，這項要求被滿足了。在其他繼承人看來，這是筆不錯的交易，畢竟佩勒特已經做出了評估，這些手稿基本上沒什麼價值了。即便如此，康杜伊特依然拿出了2000英鎊作為擔保金，確保手稿中如有任何內容在日後出版，其他繼承人仍然可以從中獲利。

《艾薩克·牛頓：最後的魔術師》（2013）劇照。

和奧布里一樣，約翰·康杜伊特也打算為牛頓寫一本傳記。他敬仰牛頓，因為牛頓不僅是他的舅岳父，而且也是他的好友和支持者。在牛頓去世後的幾個月里，康杜伊特一直鼓動貝爾納·德·豐特內勒（Bernard de Fontenelle）為牛頓寫一篇中肯的悼詞。豐特內勒當時任法蘭西科學院院長，法蘭西科學院相當於英國的皇家學會，二人同為各自機構的領導，地位相當。牛頓在世時，法國人始終拒絕承認他的科學成就。要想恢復牛頓在歐洲大陸的名譽，鞏固其在英國的聲望，邀請一位友善的法國人寫一篇讚頌文章，豈不是不錯的辦法？

事實上，牛頓去世後僅過了一周，康杜伊特便給豐特內勒寫了好幾封信，請求他撰寫悼詞，同時透露自己正在準備編寫一本牛頓傳記。豐特內勒很快回信，詢問有關牛頓生平的細節。他小時候是否已經表現出了過人的才智？他最喜歡哪些書？他離世時的狀態如何？康杜伊特一一做出回答，其間充滿對牛頓不加掩飾的褒揚。他寫道，牛頓的「一言一行都無可挑剔」，「在待人接物方面，他總是謙恭有禮、和藹可親，哪怕對待下人也是如此，從不鄙薄他人的缺陷」，他擁有「一副溫柔的心腸，有時聽到一則悲傷的故事，也會流下眼淚」。他對摺磨人類和動物的暴行深惡痛絕，「善待一切生靈是他最常思考的主題」。對待他人，牛頓極度慷慨，「他出手大方，卻沒有一絲炫耀或虛榮，他總是熱情好客，選擇合適的場合款待朋友。」

儘管康杜伊特補充了很多信息，但最終的悼詞卻並不令他滿意。在康杜伊特看來，或許是出於對法蘭西的忠誠，豐特內勒對牛頓的正面評價過於吝嗇了。對此，康杜伊特寫到，豐特內勒「對於這位偉人的才華和人格，沒有說上一句公道話，因為正是這位偉人，遮掩了他們的大英雄笛卡爾（Descartes）的光輝。」

康杜伊特力求做得更好，他打算以傳記的形式，為牛頓樹立一座永恆的豐碑。為此，他第一次將目光投向了牛頓的遺稿，試圖從中有所發現。儘管他描述了一部分手稿的內容，為不同種類的筆記本列出了清單，卻並沒有進行全面地分類整理。康杜伊特更關注的是那些奇聞軼事，這類小故事是傳記作家的寶藏，往往能讓人物有血有肉，讀起來引人入勝。他獨具慧眼，搜羅到的那些軼聞，即便今天讀來仍生動有趣。他拜訪了許多牛頓的親朋故舊，和他們交談，當然牛頓在世時，他們二人也常常聊天，這些都成為了他的素材，用以書寫一部豐碑式的傳記。

那時，人物傳記還是一件稀罕的新事物。人們一般認為，只有聖徒的生平才值得學習。康杜伊特感到有必要為他的寫作做些辯護，他的申辯表明，他的設想在當時多麼非同尋常。他坦言，即便是撰寫羅馬史的歷史學家，也會常常質疑記述古代帝王生平的價值，或許有人認為「用平實冷靜的筆調，堆砌一個人的生平和德行，無論當事人覺得多麼有趣，都難免枯燥乏味，和描寫場面宏大的歷史事件相比，遠不能打動普通讀者。」康杜伊特別無選擇，牛頓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迹，他一輩子矜持寡言，安靜治學，遠離公眾喧囂。這的確讓他的傳記十分寡淡。

不過，康杜伊特為這種新型傳記找到了一個全新的理由：這是一個人類知識急劇增長的時代（它如今被稱為「科學革命」），而牛頓在其中貢獻良多。他寫到，思考像牛頓這樣的人取得的「神聖的思想結晶」，和「追隨征服者的腳步，穿越血腥混亂的戰場」一樣，都能使心智得到極大滿足。和那些殘暴的戰爭領袖相比，牛頓更有資格成為人生的榜樣。他的一生「勤勉、執着、謙遜、虔誠、不存一絲惡念」，體現了「普適的美德」，比起凱撒和亞歷山大，更應為世人效法。然而，虔敬的德行並非為牛頓立傳的全部理由。作為一位自然哲學家，正是牛頓提出了全新的思想體系，大大擴展了人類思想的疆域，他無疑是一位「思想上的征服者」。憑藉著那些震驚世界的新發現，他足以在供奉偉人的萬神殿中享有一席之地。

康杜伊特記錄下了親朋好友對牛頓的回憶

康杜伊特記錄下了親朋好友對牛頓的回憶。他四處搜集有關牛頓的生平軼事，其中包括一些大人物，如哈利法克斯伯爵（Earlof Halifax），阿巴思諾特博士（Dr.Arbuthnot），理乍得·本特利（Richard Bentley）——他和牛頓之間有過多次書信往來，正是他敦促牛頓澄清其引力理論中的宗教意涵。此外，還有牛頓的子侄輩親屬，其中自然包括他的夫人、和牛頓具有一半血親關係的外甥女凱瑟琳。

牛頓晚年時，曾接受過康杜伊特的一次專訪。他回憶了一些童年往事，那些都是將近75年前的事兒了。這些故事構成了日後所有關於牛頓生平與性格敘事的內核。那個關於他的出生和僥倖存活下來的故事，應該是發生在牛頓身上最早的一則趣事。據說牛頓剛出生時身子很小，小到可以恰好裝進一夸脫（英制一夸脫等於1.1365升。——譯者注）的小鍋里，眼看他是如此羸弱，那些本該去通告喜訊的女人們「在路邊的台階坐了下來，說不必着急報信兒，因為她們確信，等她們回來的時候，這個孩子就已經死掉了」。

儘管降生時如此脆弱，牛頓卻逐步（用康杜伊特的話說，是「義無反顧地」）開始攀爬人類思想的階梯，並且從未後退一步。他出身貧寒，在學校常受欺負。有一次，他被另一個男生「一腳踹到肚子上，疼痛難忍」，他打了回去，教訓了那個孩子，不久又用學習成績再次打敗了他，實現了身體和精神上的雙料復仇。從此，他開始在班級中名列前茅。根據康杜伊特的講法，從很小的時候開始，牛頓便學會了寫作，並用寫作來學習其它技能，他希望成為「自己手中筆的主人」。

艾薩克·牛頓（1643年1月4日—1727年3月31日），爵士，英國皇家學會會長，英國著名的物理學家、數學家，百科全書式的「全才」，著有《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光學》。

早年寫作和素描作品，體現出了他極其活躍的思維。「有一個用得很舊的口袋本，上面寫着他的名字和當時的日期1659年，在這個小本子里，他記下了一些繪畫和製作顏料的方法。」牛頓彷彿從沒有撂下過手上的筆。康杜伊特透露，在格蘭瑟姆老家的牆壁上，畫滿了牛頓童年時期留下的塗鴉，「有飛鳥、走獸、人物，精心設計的船隻，很多人都記着牛頓畫過一些風景畫和人物畫」，其中有被砍頭的英王查理一世的頭像、約翰·多恩、以及「他最敬仰的教師斯托克斯先生（Mr Stokes）」。

在大學期間，牛頓建立了良好的學習習慣，掌握了出色的研究技能。他養成了影響其一生的好習慣——記筆記。他「幾乎總是筆不離手，書不離身。」他的第一本筆記寫於本科一年級，此後始終堅持這一習慣。在一本很小的筆記本上，他記錄下一系列「某些哲學問題」（certain philosophical questions），這些問題構成了他此後一生的思考框架。幾十年後，他依然時常提起這本青年時代的筆記。在這一時期，他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技能，使他日後能在諸多領域得心應手，如自然哲學、鍊金術、神學、教會史等等。他的能力並不局限於高超的數學技巧，或在物理學和光學上的敏銳洞察，而是包含了一些更為基本的能力：比如對某一文本進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記筆記的能力，這些筆記奠定了其創造性工作的基礎。

牛頓記筆記的習慣形成於1660年代，但直到1727年，在康杜伊特看來，這種方法仍十分新穎，他感到有必要詳細說明，牛頓如何「習慣於記錄下閱讀時的每一條心得體會，並將其總結為一篇更長的摘要。」可以說，從學術生涯一開始，牛頓便已具備了堅韌不拔、高效多產的品質。「他身後留下的那一大摞親手書寫的、零散污濁的手稿……其中一些內容會反覆抄寫六、七次之多」，正是對牛頓一生勤勉工作的最佳寫照。

康杜伊特發現，手稿中很多內容是重複的，他認為這需要一個解釋。他試圖在方方面面美化牛頓，因此他解釋說，這恰恰是牛頓堅韌品格的絕佳證明：他正是在反覆地抄寫一段文字的過程中，不斷思考，力求完美。有必要指出，後世研究者同樣注意到手稿的這一特點，但他們的解釋並非都如此正面。

康杜伊特還提到一些手稿受損的事兒。有一次，牛頓急着出門見客，匆忙間將蠟燭遺忘在剛剛書寫的手稿上，等到回來後才發現，蠟燭已經把手稿點着了，這些手稿中記錄了他在數學和光學方面的工作。在升任廠長前，牛頓曾擔任造幣廠的督辦。他在這個職位上幹了四年，那時，每逢有對偽造貨幣者的審判，他都要親自出席。他在任時寫了大量公文，後來和別人一起把這些文件都燒了，那是「滿滿一大箱他親筆書寫的文件」。最後，康杜伊特記錄了牛頓臨終時的景象，這位偉人神志清醒，彷彿還能繼續寫作，他「那隻瘦小而纖長的手」穩健如故，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康杜伊特竭力維護牛頓的身後之名

康杜伊特嘗試對部分手稿進行分類和編輯。例如，牛頓有一份題為「君主制的起源」（The Original of Monarchies）的手稿，這是一份70頁的著作，康杜伊特做了大量筆記，詳細列出了每頁的內容，並且（就像現代編輯那樣）記錄下了牛頓增加或刪改的地方。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些增刪的部分，無疑是了解牛頓思想變化的最好證據。他的這一觀念大大超越了他的時代。

關於出版，康杜伊特也表現出了其特有的深思熟慮。雖然牛頓的親筆手稿本身足以激發人們的興趣，但這並不意味着值得出版。為了得到合理的結論，他畫了一張表格。表格一側列出了出版的理由，另一側列出了不出版的理由。反對出版的理由包括，一部分手稿的內容已經在《年表》公開了，而有一些未出版的內容，按康杜伊特的表述來說，是「非常不完整」的。支持出版的理由是大部分手稿還算完好的，且尚未公開。更重要的是，它們是牛頓的手稿，因為「無論這些手稿多麼不完整，其中必定包含了一些對公眾有價值的內容。」

在康杜伊特看來，只要是牛頓留下的文字，其中必定具有某些價值，這一理由相當有說服力。事實上，在他寫下這些話後不久，「君主制的起源」便獲得了出版。但這是極少的個案，在此後的近一百多年裡，這一摞厚厚的手稿再也沒有獲得出版的機會，甚至直到三個世紀後的今天，大部分手稿依然晦澀難懂、不為人知，和康杜伊特的時代別無二致。康杜伊特是和牛頓走得最近的人，正是他提出要為這位英國的國民英雄樹碑立傳。然而，他最終沒有完成自己的宏願，他沒有完成傳記的撰寫，甚至談不上取得了任何實質上的進展。他僅僅留下了一些未完成的潦草筆記，尚不足以描繪牛頓輝煌的一生。

手稿中的有些內容，康杜伊特不用看也知道是些什麼：那是牛頓對基督教信仰滿懷激情的畢生探索。儘管這部分內容極其複雜且飽受爭議，但歸結起來無非是以下這點：牛頓相信，基督教的教義遭到了公元4世紀早期教父們的惡意篡改，他們在三位一體學說中賦予了基督一個平等的位格。在牛頓看來，一個完整的、真實的教會史將揭示一個被長期遺忘、或從未被發覺的事實：基督從屬於天父上帝。他的這種信仰被稱之為「反三一神論」（anti-Trinitarianism），因為它否定了承認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學說。以當時英國國教的觀點看，這種思想是不可不扣的異端。

《牛頓的黑暗秘密》（2005）海報。

如果人們發現，所謂的啟蒙理性之父實則是一個偏執的異教徒，對現代新教主義的詛咒充滿了暴力血腥的描述、仇恨惡毒的攻擊，對人類救贖的命運憂心忡忡，這將造成怎樣的後果?牛頓是一位基督徒，無疑也是一位「天才」，然而無論是康杜伊特，還是其他參與到整理手稿中的人，都沒有興趣將這些驚世駭俗的宗教見解公之於眾。那時，具有異端信仰的人會被送入大牢，有時還會被判處死刑。

儘管在英格蘭，類似極刑很久沒有出現過了，最後一例因宣揚「反三一神論」而判處火刑的案件發生在1612年，但在蘇格蘭，因散布有關基督道成肉身的異端思想，托馬斯·埃肯海德（Thomas Aikenhead）在1697年被施以絞刑。雖然這部分手稿令牛頓的支持者們感到難堪、甚至恐慌，不過手稿的數量之龐大、內容之雜亂，反而起到了某種保護作用。能夠讀懂《原理》的人已經很少了，而那些包含着歷史學與年代學大量引文的宗教手稿，雜糅着定量語言和象徵術語的化學手稿，能讀懂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更重要的是，整個手稿混亂不堪，無序、錯位、缺頁的情況比比皆是。除非思維異常敏銳，否則根本無法將其破解。

康杜伊特最終放棄了傳記的寫作，原因可能不止一條。或許是他搜集到的素材過於雜亂；也許他擔心自己的傳記不夠優秀，配不上牛頓的大名，因而產生了巨大的壓力；或許是為維護遺產繼承人的利益不斷奔波，擠佔了他的寫作時間；也許是部分手稿中的內容，會令牛頓死後蒙羞，讓他左右為難，等等。所有這些因素加起來，最終讓他選擇了放棄。

作為手稿的繼承人，康杜伊特竭力維護牛頓的身後之名，他有動機、也有手段保守手稿的秘密。他將手稿藏在自己家中，使之遠離外界窺探的目光。康杜伊特於1737年去世，他被安葬於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就在牛頓陵寢的右側。兩年後，凱瑟琳也去世了，與丈夫合葬在一起。康杜伊特生前是和牛頓走得最近的人，死後依然如此。每當人們前來憑弔牛頓，也總是不忘對他表示敬意。而在不遠處，記載着牛頓複雜信仰和廣博興趣的手稿，則消失於公眾視線之外，等待着下一次被重新開啟的時刻。

原文作者/[英]莎拉·德里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