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聞人在四川20｜文人兼生意人顧頡剛1935年收入超過30萬

2022年10月18日03:07:06 熱門 1534

1953年，顧頡剛和夫人及兒女們在一起。

雷文景文/圖

民國時期，顧頡剛是在學術界與社會上皆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他出名早，剛入學界不久，即直接從助教升為正教授，著述亦豐，每每被稱為「通人」以及「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早期的疑古思想帶動了中國的學術熱潮。對於這樣的學術名望，顧頡剛心中會有些惴惴不安。他曾對好友錢穆敘說心跡，「得名之快速，實因年代早，學術新風氣初開，乃以枵腹，驟享盛名。」並列舉了幾個弟子的學術成就作為參照，說他們現在的水平已經超過了他當年，但始終沒能像他先前一樣受到重視。顧頡剛的性格本來就很謙和，有了這一層金光鍍身，他待人愈加謙恭。在成都賴家院子的時候，他這位主任竟對研究所同仁與學生皆一律稱呼「先生」，如此低調，是與他的學術名望不相符的。

練習書法的顧頡剛

一次閑談

被誤為史學考證

無論他有多麼低調，卻有一件事情讓各方人士調侃，以至於使他尷尬。

這事緣於1923年他在討論上古史時關於大禹「禹」字的解釋。他引用《說文解字》對該字的訓詁：「禹，蟲也，象形，獸足蹂地也」，以此懷疑禹可能是古代神話里的動物。在他看來「這本是圖騰社會裡常有的事情，不足奇怪」，但有人因此調侃「顧頡剛說大禹是一條蟲呢」，每每引來眾人笑聲。以顧頡剛大度的性格，不會在此事上生氣，對於學術上的不同見解，他總是持包容的態度。他認為相異觀點的砥礪切磋更能增進學術繁榮，有利於探索歷史真相。

但在成都的時候，有人給他開了一個「玩笑」，這個玩笑卻開大了。

那是1941年的一個夜晚，國民政府教育次長顧毓琇前往造訪，二人是同鄉且又是家門，主客言談甚歡。其間，顧毓琇問他：「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顧頡剛當時未及多想便回答：「禹是神話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以考出他的生日。」其實這話已經是結論，不必再敘了，可顧頡剛卻又補充道：「不過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里、茂、汶等地方，他們以六月六日為禹的生日，祭祀禱賽很熱鬧，這是見於地方志的。」這番話說完，顧毓琇倒是心裏高興了，他即有可能是來求證禹之生日的。而顧頡剛卻不明就裡，所以並沒有告誡客人此話不可亂用。

其實顧毓琇也是一位大學問家，其所學涉獵詩歌、音樂和戲劇，恰恰對史學知之未深。顧頡剛沒有料到的事發生了，不久之後，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竟然要在6月6日舉辦「工程師節」，身在成都的顧頡剛是在報上讀到此消息的，上面還有一篇國民黨要員撰寫的文章，文中說：「大禹治水是我國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現在禹的生日已經由顧頡剛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們就定這一天為工程師節。」

顧頡剛胸襟再大，也不能容忍如此輕率之舉，他後來莫可奈何地說：「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個羌人的傳說，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勞我的考證，這不是愚弄我么！」

著名女作家張愛玲說過「出名有趁早」,顧頡剛的故事卻告訴後人，名聲有時候是一把雙刃劍，可以給自己帶來某些便利，也可以讓自己處於被動。對於此點，顧頡剛深有體會，他晚年總結說：「我的一生是虛名誤了我，拉攏我的人並非真為我有才，乃是因為我有名，要在他們的錦上添一朵花。」

顧頡剛張靜秋夫婦晚年合影。

經濟頭腦

策划出圖書賺錢

曾擔任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的鄭德坤是顧頡剛在燕京大學的學生，與顧頡剛關係密切，抗戰前後，兩人都曾在華西壩留下過治學蹤跡，卻未在華西壩謀面。顧頡剛來到成都時，鄭德坤已遠赴英倫留學；而鄭德坤留學歸來，顧頡剛卻早已離蓉。在異地相隔的日子裏，兩人飛鴻不斷，顧頡剛寫給鄭德坤的23封書信手札現保存於四川大學檔案館中，信中傳遞着圍繞「古史辨」學派的學術信息，也透露了顧頡剛的另一個秘密，除了學術，他的頭腦中還有另外兩個字—經濟。

顧頡剛致鄭德坤的國幣壹千元收條。

顧頡剛對經濟的認識集中在1933年7月28日信件中的這一句話：「我常常覺得在史地方面，盡有救國之方，亦盡有發財之術……錢是一定要的，有了錢可以使個人生活安定而不改變自己的事業，有了錢才可以到社會上做事而不虞竭蹷，所以我們第一要設法弄錢，即以弄到錢去作學業與經驗之修養，而肩起救國之責任。」

這裡所說的「發財之術」，是建議鄭德坤作一部適用的、通俗的《中國通史》，他自己則另作一部別樣的《中國通史》，除去學問上可以相互發明，還可以抽版稅。他信心十足地說：「只消年銷萬部，將來種種事業就可以逐漸進行。」《中國歷史地理圖集》的編纂，鄭德坤、顧頡剛是合作者，由吳志順繪圖，譚其驤校訂。信中有這樣的話：

「日前接匯洋二百元，得此後援，裨於畫地圖者不淺。吳志順君從七月分起加薪五元……將來地圖出版，銷路暢旺，亦可分與他版稅若干。」

「地圖歸譚其驤兄校對，不幸他作得太遲……弟擬囑吳志順君進城……一方面可以督促譚君速校，一方面修改又便利，其房飯金亦由我們出，兄說如何？」

「地圖出版，只要善為宣傳，不難暢銷；且《燕京學報》亦可出一專號，可收些稿費也。」

對於初創的禹貢學會和《禹貢半月刊》，他一再要求鄭德坤致力於發展會員，徵求定戶。信中囑咐：

「現在定戶有三百，如能大家勉力，每一會員拉五個定戶，印刷費即無問題。」

「我們現在欠的印刷費約一千元，數目似大，但二百會員分配，每人亦只五元而已……我不希望你們太多……我只要一狐之腋而已。」

可以看出，「加薪」「督促」「分版稅」「出房飯金」「又可收些稿費」以及「善為宣傳」和滾雪球似的促銷作派，禹貢學會的一代宗師與現如今的出版商在操作上有何區別？

顧頡剛致鄭德坤的書信。

收入頗豐

年薪超過30萬元

然而顧的發財之術遠不止一兩本書而已。除了當教書匠，除了當時盡人皆知的禹貢學會及《禹貢半月刊》，技術觀摩社、黎明中學、通俗讀物編刊社、景山書社，他都主持參加過。他是將這些看來互不相涉的組織聯繫起來考慮的。寫於1934年的信札對此有所反映：「我們又在城內盤得一黎明中學……現已登廣告……我們所以辦一中學有數目的，其一，以實驗所得編教科書，與燕大畢業同學之任事中學者聯絡，請其推銷；一方面籍北平之學術環境，編一套最好的中學教科書，以領導學子。其二，此地既在鄉間，即可注重農村之工作，學生從事農作，且作農村之教育運動。其三，則為技術觀摩社養成基本社員，以實現人各有能的理想。」

顧頡剛弄錢背後的文化抱負，是非一般出版商可比肩的。但他也不做賠本買賣，賺了錢也是高興得很，「引得校印所，是我們社中第一件事業，一年來居然贏利兩千元。此系第一年，開辦時費用甚多，尚能如此，則第二年以後可知……」凡有弄錢的機會，他是不會放過的，1937年他對鄭德坤說：「現在美庚款正招獎學金之請求者，甲種每年三千元，我已囑學會中職員去請求。」

弄錢的重要方式是買股票，當股東，這對他來說也許是不可或缺的。他曾告誡鄭德坤：「兄參加出版公司擬以為快，現在集股期迫，請兄接此函後即將股款十萬元送交暑襪街金城銀行徐經理輔德收轉為荷。」他對股票的沉浮也看得清楚：「現在法幣貶值日甚，此間諸股東意，去年定股本一千萬元，今日便非兩千萬元不可」。

1943年11月，顧頡剛創立了大中國圖書局。對於未來出版事業的發展，他雄心萬丈地對身處成都的鄭德坤說：「成都方面如能籍兄之力，俾得增加股額，尤以為幸。總望兄出力干與，使此公司成為中國第一出版家也。」一直到1954年，顧頡剛仍擔任着大中國圖書局、大中國圖片社總經理。他對經濟的重視，看來是咬定青山不放鬆的。

有人對顧頡剛民國期間的收入粗略的統計過：「顧1935年42歲時任北平研究院史學主任研究員，月薪400元，仍兼燕京大學歷史學教授，領取半薪160元，月收入560元。約合今人民幣2萬元。加上他著述和編輯所得，年收入超過國幣1萬元（合今人民幣30-40萬元）進入了『文化萬元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