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書畫正重新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關注、探求和研究,影響極為深遠。但古書畫經過悠久傳承也形成了相當複雜的真偽鑒定問題,因此本文主張應予以認真的研究和清理,逐步建立相對統一的標準。筆者將審美引入古書畫的鑒定過程,主張應認真看畫,看懂畫,從審美的角度和方法揭示作品的內在性、藝術性和獨特性。審美價值是作品的靈魂和魅力。本文以具體作品的列舉來說明審美至鑒定的統一過程。最好的鑒定家其實就在作品本身。
晉唐五代宋元古書畫是中國無比燦爛的古文明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審美,是一個民族的眼光、智慧,不可等閑視之。無論是哪個國家、民族,如果在審美上先行一步,就會在文化上佔得先機。世界文明的歷史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作為中國悠悠千載的優秀古書畫,是國之瑰寶,是大國實力,其意義和影響是無論如何都不能低估的。
但是,由於諸多的歷史原因,晉唐五代宋元古書畫這些國寶級的傳世巨跡,其中真偽混亂顛倒的現象,甚為嚴重。
本來,書畫本身不應存有真偽的問題。但是,由於古書畫悠久的歷史和特有的國情,如今首先必須面對的卻是古書畫真偽鑒定的問題。在我數十年來對晉唐五代宋元古代書畫巨跡名作的研究中,經常面對一個嚴重卻又頗饒趣味的問題,即其中若干傳世的國寶級名畫,其真偽的鑒定結果卻是顛倒的。其藝術的隱秘並未被認真地解讀和揭示,包括明清以來的鑒定著錄,其中若干判斷乃人為的、隨意的,並未經過具體的論述,往往是缺乏邏輯性和可信性的。甚至這一現象至今未得以認真的清理和再認識。比如唐代閻立本的《步輦圖》卷、王維的《寫濟南伏生像》卷、韓滉的《文苑圖》卷,至今被定為「宋摹本」或「傳」本,也即並非唐人真跡。又如五代董元(明清以來多誤為董源)的巨跡《溪岸圖》軸(可惜已傳於海外),曾引起鑒讀的紛亂。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卷、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卷也一直被認定為「宋摹本」「南宋摹本」「南宋人作」,總之皆非真筆。以上諸作皆為唐五代畫壇巨匠閻立本、王維、韓滉、董元、周文矩、顧閎中傳世僅存的畫史上超一流的傑作,到如今卻被輕率視之。而據我多年認真反覆地推求研考,認為諸作皆傳世真跡,得出的結論與專業機構的是相反的。千載精華,驪珠在握而不識之,甚至不自珍惜,為何慷慨如此?相反,另有一些畫作,如《瀟湘圖》卷,因董其昌之購藏鑒定,被定為董元真跡無疑,《夏山圖》卷也被定為董元真跡,《鵲華秋色圖》卷被定為趙孟頫的真跡代表作,《雪竹圖》也漸成徐熙的真本,如此等等。試問:古代繪畫尤其名跡的鑒定有沒有標準呢?
不妨以《韓熙載夜宴圖》卷為例,該卷為李煜畫院待詔顧閎中畫而為南唐宮中所藏。後主歸降北宋,畫捲入於宋御府,至《宣和畫譜》著錄並申述其故事。南宋高宗有題籤並題跋(殘存)。卷後有南宋寧宗和理宗時權臣史彌遠用印「紹勛」。其來源和流傳過程十分清楚。更驚人的是畫中的空間結構與傳神的人物,內在性深含,氣質蘊藉,根植於魏晉以來壁畫人物的傳統。空間自如轉換,充滿詩意,使該捲成為中國畫史上獨一無二的瑰麗絕品。但是,今之論者據清代孫承澤一句並非鑒定而是「追憶紀之」隨感推測的話,「大約南宋院中人筆」,竟真的附會成真「南宋院中人筆」,並實之以理由,認為畫中屏風上山水是南宋畫風,五代之人物畫不應如此精緻,還有畫中沒有北宋古印。[1]試看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李唐《萬壑松風圖》,如此巨筆哪一件有「北宋古印」?如今不都公認為真跡無疑嗎?所謂「董源瀟湘圖」,卷中最早的古印,乃明代的「司印」,卻還是半鈐偽印,為何又認《瀟湘圖》為真跡且是代表作呢?韓滉的《文苑圖》卷,有宋徽宗親筆題名、押書和大印,又有南唐宮中藏印,為何又不認同為真跡,而是「宋摹本」呢?在古書畫名跡的鑒定中,為何標準如此之不同,不依據作品之實而因人言而異呢?因此,我一直認為在古書畫的鑒定中應以統一的標準極為重要。
上述所涉唐五代閻立本、王維、周文矩、顧閎中等人諸名跡皆著錄於北宋徽宗時《宣和畫譜》中。這是應特別提出並予以重視的。《宣和畫譜》著錄了「中秘所藏」「魏晉以來名畫」計6396軸。歲月悠悠,至今所存傳世者,我根據目錄發現只有17件,外加其他不過20件左右,真算得上麟鳳之珍了。而如《韓熙載夜宴圖》《寫濟南伏生像》《重屏圖》《步輦圖》等卷皆在其中著錄,太難得了。
古書畫鑒讀之難,其實主要和首要的還在於解讀之難。一件晉唐五代宋元古書畫,如果確為真跡,其穿透時空,喝破千古,總有其內在的瑰偉和靈奇,因此必須認真地研讀破解。其方法也唯有面對原作感受交流,品味觀賞,奇思苦索,探入真秘,因為恰恰是好的作品,才能培養和煉就鑒定家真正審美的目光。實際上對鑒定家而言,會看畫才是重要的,也就是首先重視審美。要發現作品的美,把握作者和藝術家的審美性格,以及學會如何滲透到畫中最深處。我堅持認為應注重把握書畫中流動的空間,以及氣局和氣韻的流勢,與作品氣息貫通,品味其中的筆墨情韻,探求其風格的總體性和內蘊統一,如此方可得一進境。
欣賞中國古書畫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前面提到的首先會遇到作品真偽的辨識鑒定,而我將審美引入鑒定的辨識之中。審美是對鑒定的深層認知,鑒定只是辨認作品真偽的一個過程和前提。鑒定家對古代名跡得出若干不同的或表面上的結論,其主要原因仍是對作品內在的審美認知不足或有誤,有些仍是主觀的猜測而已。
比如著名的《天水摹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畫中誰是虢國夫人就有多種看法。鑒藏部門指定畫卷中部居右的年輕紅裙者為「虢國夫人」(實乃秦國夫人)。其實畫家根據馬隊的位置,馬的品級(三花馬)和馬的韁繩,人物的服飾、髮型、神情等種種因素,早已指明在馬隊后座左右環護之下,抱着女童騎三花馬、牽紅韁繩的婦人就是虢國夫人。但今之論者有稱為「乳母」或「保姆」的,原因就在於未仔細讀畫,缺少審美欣賞,而遊離於畫家的意向之外,繼而有關的鑒定就出現偏頗了。
更為典型的是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如前文所述,我堅持認為是南唐顧閎中的傳世真跡,而並非是「北宋人摹」「南宋摹本」,甚至是「南宋院中人筆」。其根據除了相關流傳過程、畫中鑒藏款印等之外,更在於畫面內在無懈可擊的藝術表現力和內容意蘊的深度。南唐是音樂興盛的時代,畫卷描繪了韓熙載「夜宴」的全過程,這過程完全是音樂形式的。我們從中可感受到音樂的全進程、音樂的美和內在的韻律。其三段進程分別是李家明之妹琵琶獨奏《霓裳羽衣曲》(配以舞蹈)、韓熙載自敲羯鼓和侍女的簫管四重吹奏。中國繪畫對音樂的表現在唐五代已經臻於出神入化的境界,這從敦煌壁畫中許多著名的音樂場景的描繪就可感受得到。不僅畫中有詩,畫中也有音樂,這是中國唐五代繪畫的至美之境。《夜宴圖》中從琵琶起興,至羯鼓高潮,最後簫管(篳篥)餘興,有完整的構思和過程,其音樂空間是應深入關注和探尋的。這種音樂其實表現的是人物以及南唐國家的現實和命運,其意義重大。[2]
至於《夜宴圖》中視覺空間及其結構轉換又體現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極致藝術效果。畫卷呈右左首尾跳躍式的聯結,結尾是在畫卷五段的正中部分。畫家通過人物(韓熙載)衣着服色的「黑→黃→白→黑」的變化規定了視覺(看畫)的順序。這是此畫傳世千載卻未被認真揭示過的一點(參看筆者論文)。[3]處於如此深藏不露的藝術表現中,《韓熙載夜宴圖》之偉作是不可能被後代人所偽摹和偽作的。因此,從藝術內在及其審美個性而觀之,是鑒定藝術品真跡的根據所在。
還有一些西方學者,比如在《韓熙載夜宴圖》中,從屏風之間畫了一些透視的分析圖線;有的以西方圖像學之類比對照,在中國山水、人物古畫中憑空畫出若干幾何塊面形,或勾畫出若干平行、傾斜的透視線來。這可以說明或證明什麼呢?這種用西方審美來強加於中國古代繪畫,彆扭地探索古人的方法是需要警惕的。
所以從審美的角度和方法,來揭示作品的內在性、藝術性和獨特性,是鑒定古畫及其偉跡真偽的重要途徑。有些作品的鑒定爭論不定,其實並沒有接觸或深入作品內部,仍然在作品表面或外面繞圈子,缺少對作品深入的審美分析。
頗有意味的一例,是1999年年末美國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的以鑒定中國五代董元《溪岸圖》真偽為主要內容的國際研討會。這件魅力深藏的中國古代名跡,激起了西方藝術學術界的關注和評判,同時真正觸及並影響西方學者的審美,引發了鑒定史上不多見的大事。董元的《溪岸圖》被美國《紐約客》記者報道為「張大千的偽作」,從而引起了一場重要的論爭。雙方主要圍繞是否為「張大千偽作」而置論,很少涉及《溪岸圖》的繪畫內蘊。一時國外學者大多認為其非五代董元之畫,國內學者也不認同為董元真筆,最多認為是「宋人畫」「宋畫」。我從1988年見到董元《溪岸圖》後,即對其進行關注和研究,一直以來主張《溪岸圖》是董元傳世真跡。我從宋人眼中所見董元的評述來反觀《溪岸圖》,全然妙合,又從《溪岸圖》與《瀟湘圖》的對比研究中,理解了什麼是米芾稱讚董元的「一片江南」。《瀟湘圖》是明代人對董元繪畫的拼摹贗本,而《溪岸圖》卻是董元和盤托出的江南溪山。其中畫面布局極為深婉自然,人物故事皆有史為據,是南唐李璟家族的生活寫照,歷歷可辨。[4]更驚人的是,我歷經二十年,終於探訪到《溪岸圖》所畫的竟是廬山瀑布,即李白詩中所詠「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之處的溪山風光。山川依舊,峰石溪谷猶在,畫中所寫瀑布、雙劍峰、鶴鳴峰、青玉峽諸景皆可指認,甚至畫中李璟憑欄觀濤的水榭草亭,其原址即今之「漱玉亭」。[5] 董元是何等天才,妙將南唐歷史人物和廬山壯麗山川結構移入畫幅,千載之後,猶可按跡尋蹤,成為永恆?真是不可思議啊!其審美移情大可探求。如此觀之,所謂「張大千偽作」說,豈非日光下的燭光,何足道哉。附言之,張大千從未到過廬山,因此豈能夢得如此溪岸?

董元《溪岸圖》,絹本,221c m ×109c m,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董元《溪岸圖》與廬山瀑布秀峰山水鶴鳴峰、雙劍峰、青玉峽等實景對照示意圖

《溪岸圖》中畫廬山瀑布

董元《溪岸圖》中所畫廬山瀑布(與真實山水瀑布對照,描繪相同)

廬山瀑布(懸掛於鶴鳴峰側石壁上)

廬山瀑布(懸掛於鶴鳴峰側石壁上)

《溪岸圖》中茅亭水榭局部(其中人物依欄觀濤者為李璟,左立者為鍾氏夫人,中立者小童為李煜。其水榭位置即今之漱玉亭。左側山石,今猶依舊。其下溪水為青玉峽)

廬山秀峰漱玉亭照(今之「漱玉亭」即《溪岸圖》中水榭的原來位置。亭側對面的山石,即畫中亭榭左側之山石)
一幅畫的審美價值是作品的靈魂和魅力。畫家的審美性格,必然深深地融入畫幅,滲透到畫家構局、氣息韻致和筆墨隱微中。因此作為鑒定家,首先是要會看畫,看懂畫,發現和欣賞畫家散發於作品中的審美情懷,其獨具的藝術表現和抒寫特徵,如此方能從畫幅深處汲取美,享受美,與作者產生共鳴,甚至馳騁超越。在審美方面,董元《溪岸圖》與古代巨匠諸名跡皆為千秋典範。審美的探尋,也正是從畫幅內在對作品進行鑒定,其重要性也即不言而喻了。
那麼,作品的偽仿人為摹畫,也常會以假亂真。好的摹手,其水準有的也極高,從審美角度觀之,也很不錯。如此,對鑒定真偽而言,又將如何呢?其實,作品的真偽、仿摹,就審美而言,其品位是不同的。北宋的米芾當時就看到李成的畫,偽見三百本,真只三五本,因此極為感嘆。後來他就把注意力從李成轉入江南的董元了,並指出董元「一片江南」的審美品格和特徵。反過來看,李成的三百本偽跡,而今安在哉?千載之下,一本也沒有了。這證明時間會蕩滌一切表面的浮塵,凡是偽跡,終將會為歷史的大浪淘盡。同時,那些古代的巨跡,其中能穿越時空,而傳於千年至今,又何其不易;有的甚至是鳳毛麟角,人間瑰寶,簡直是有祥雲護之。這些偉大的作品,其內在一定有璀璨耀眼的光輝,是古代藝術偉大智慧的見證。
不妨看看五代南唐的大畫家周文矩的傳世偉跡《重屏會棋圖》。畫的是南唐中主李璟與其三個弟弟在宮中下圍棋的場景。這幅畫傳至宣和內府,在《宣和畫譜》中著錄為《重屏圖》。這幅畫可謂千古絕唱,在空間審美上開拓了中國畫空間的靈動瑰偉的境界。早在一千年前,北宋詩人梅堯臣於1053年就在秘府中看到過此圖,並興奮地寫詩詳細描述畫境:「畫中見畫三重鋪,此幅巧甚意思殊。」直為讚歎。[6]畫中空間為一重,畫上屏風為兩重,屏風上還畫有屏風作為三重。所以「畫中見畫三重鋪」是周文矩審美之獨家心秘,這在整個中國畫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這種智者的審美目光足以啟示百代。我經過詳細考證,畫中「屏風上屏風」所寫的是南唐烈祖李昪的晚年生活,因此李璟兄弟在畫其父親的「重屏」之下「會棋」,就意味深長了。畫家的智慧幾乎無處不在,我發現圖中人物布勢也正如圍棋布點,人物位置與棋局上的布勢相得益彰。又如人物神情的捕捉刻畫,對弈的小弟(景逷)那神情,右手指尖拈一黑子,翹指欲下,而左腳前伸,已脫出鞋外作晃動狀,其得意之態畫得出神入化。[7]這境界正是畫家審美尤為獨到妙絕之處。在如此的審美欣賞之下,其感人之深已無可抗拒。這樣的偉作,仍被看成「北宋摹本」,真不知某些鑒定家真正看懂了嗎?所以,欣賞古代名畫,不但可以感受其通過時光流傳而散發出來的古代氣息,也可以領略到古代大師巨匠的藝術智慧,其微妙和隱秘之處有大美存焉。
最好的鑒定家就是作品本身。鑒定的關鍵在於對作品研讀和認知的深度與敏感。在作品的氣韻和空間里,在流動的節奏和氣局裡,在作者的風格和人格所滲透的筆墨里,作品本身會暗示和揭示其藝術的高下和真偽。終究是好的作品造就真正的鑒賞家。晉唐五代宋元古書畫是中國絢爛的古代藝術的精華所在。其歷經千載,實已不堪回首。但時至今日,大國盛世,煌煌之業,正是大有作為之時。明清以來,古書畫間形跡混雜,迄今未認真清理。因此,我以為有必要全力以赴,尤其對於唐五代諸巨匠大師的傳世名跡,總不應將真跡視為後代「摹本」,而掩蓋其固有的光輝和神采。須知真跡之原創性與摹本和偽仿有本質的不同,是可以且應予區分的。對於晉唐五代宋元古代名跡,在研讀上要真正探求領略古代大師的匠心和智慧,而在鑒定上注重其審美中的一些要點。
在對紙絹等材質的審視之外,要注重以下四點:(1)空間氣局的和諧統一(原創性的氣息和品位,自如融洽的節奏韻律,其風格特質是無可代替的);(2)藝術上獨具的造詣,無懈可擊的藝術美;(3)歷代相關的鑒藏用印和重要題跋;(4)重要和可靠的著錄,出處的流傳有緒。總之,鑒定真偽的關鍵和依據的根本還是在於作品本身,因為真跡相比摹本和偽本等,其滲透和散發於作品內部筆墨深處的感情是不同的。另外,因為自古以來作偽的層出翻新,古代鑒藏用印的真偽也表現得很複雜,須認真清理鑒別。我亦以積年之研究,另有《晉唐五代宋元書畫鑒藏古印》一書出版[8],可作參看。說到底,古代大師巨匠的名作,只要是真跡,終將如金子般顯現出燦爛的光輝。我國古代書畫在世界藝術史的崇高地位重新被確認、定位和評價的時代已經到來。
注釋:
[1]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八。又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申述此意。
[2]丁羲元:《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再考》,《中華書畫家》2017年第7期。
[3]丁羲元:《國寶鑒讀》卷三《〈韓熙載夜宴圖〉空間新解》,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4]參見丁羲元:《國寶鑒讀》卷一《〈瀟湘圖〉考》諸文。
[5]丁羲元:《董元〈溪岸圖〉探源》,《故宮文物月刊》2021年6月號總459期。
[6]梅堯臣:《宛陵先生文集》卷十八《二十四日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錄其所見》,據涵芬樓影印殘宋本。
[7]丁羲元:《周文矩真跡〈重屏會棋圖〉考》,《中華書畫家》2016年第12期。
[8]丁羲元:《晉唐五代宋元書畫鑒藏古印》,故宮出版社,2021。
(丁羲元,上海美術館研究館員,原上海美術館副館長。)
本文原刊於《美術大觀》2022年第2期第68頁~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