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評亞當·圖茲：隱秘的情境主義？（上）

英國的經濟史領域著名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主任與歐洲研究所所長亞當·圖茲（Adam Tooze）在2018年出版了《崩潰：十年金融危機如何改變世界》(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一書，在西方好評如潮，紐約時報的文章認為《崩潰》一書將2008年金融危機和特朗普、英國退歐、俄羅斯克里米亞和其他政治社會問題相聯繫，繪製了一幅全景的全球當代史。美國《紐約書評》在2018年第11期也刊發了對此書的評論文章《未能崩潰的崩潰》（Crash that Failed）；英國《衛報》刊發了題為《對金融危機的精湛解釋》（A Masterful Accoun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的評論。圖茲也贏得了多倫多大學全球與公共事務學院頒發的2019年度萊昂內爾·蓋爾伯獎 （Lionel Gelber Prize）。在《崩潰》一書中，圖茲通過分析大型全球戰略性重要銀行（globall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banks）在金融危機之前和危機期間的運作情況，通過探討宏觀金融理論和金融史，比較了美元金融體系與歐元區的種種不同以及美聯儲與歐洲央行採取的措施，認為金融危機強化了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

法國巴黎第十三大學的經濟系教授塞德里克·杜蘭德（Cédric Durand）在《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的第116/117期上發表了對圖茲《崩潰》的書評，題目為《在危機的鬥雞場中》（In the Crisis Cockpit）。杜蘭德一方面肯定了圖茲的金融理論和全書的概念框架，認為其著作是「對金融危機的編年史」，「充滿了富於啟發的細節和政治性，不僅僅解釋了大災難的原因，還描述了過去十年的餘震。」另一方面，杜蘭德認為，圖茲並沒有詳細解釋國際秩序的快速轉型，也沒有批判美元在全球金融系統中的霸權地位，更沒有看到危機中的金融補救措施給普通百姓造成的影響，杜蘭德認為「圖茲並不想仔細調查政治和經濟之間的深層關係，這會削弱他對危機十年的解釋。」著名歷史學家、馬克思主義者、長期主持《新左評論》的佩里·安德森隨後在《新左評論》第119期上刊發了本文，試圖在杜蘭德書評的基礎上，對亞當·圖茲的著作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批評。

亞當·圖茲（Adam Tooze）

在對亞當·圖茲（Adam Tooze）的《崩潰：十年金融危機如何改變世界》（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進行深思熟慮的思考時，杜蘭德（Cedric Durand）讚揚了圖茲的巨大成就——對引發2008年席捲西方的經濟災難的機制以及隨之而來的補救措施和廢墟進行了「地標式的解釋」。他表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本書在闡述「金融市場和資產擔保商業證券的技術運作方式時，沒有忽視其中涉及的政治動態」：

正如圖茲所寫：「政治選擇、意識形態和代理機構無處不在，其結果具有重大意義，不僅僅是不合理的因素，還是對巨大的「系統」、「機器」和金融工程設備失靈所產生的巨大波動性和偶然性的重要反應。」《崩潰》的確是一本關於政治的書。

與此同時，杜蘭德觀察到，它的敘述並不是簡單的對危機及其後果的實證跟蹤，更確切地說，是高度複雜和錯綜的。它具有明確的「概念基礎」（conceptual underpinnings），這是圖茲本人在承認韋恩·戈德利（Wynne Godley）使用「股票流量一致性」（stock-flow consistency）模型描述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外國部門之間的金融相互作用時提出的術語。在杜蘭德看來，這為圖茲的總體論點提供了「不言而喻的支柱」。

這兩個判斷似乎都是正確的。但是在杜蘭德的闡述中，這兩個判斷都有自相矛盾之處。對於戈德利來說，股票流量一致性方法的主要優點之一是它將金融與實體經濟結合起來，而其他模型則沒有。不過，杜蘭德的評論「根本沒有討論全球經濟中金融和生產部門之間的具體交織」，因此「沒有將金融危機置於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結構性危機趨勢背景下」。這種觀察反過來又產生了另一個問題，這似乎影響了杜蘭德對這本書的總體讚揚。他在書中寫道，圖茲不願意調查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係，這種不情願最終破壞了他對這十年危機的描述。從邏輯上來說，問題就出現了：這兩個明顯的矛盾是存在於圖茲的作品中，還是存在於杜蘭德對它的評論中？或者兩者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一致？

一、將金融概念化

也許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是轉向杜蘭德自己關於當代資本主義轉移（metastases）的著作。儘管與《崩潰》的關係顯而易見，但他沒有提及自己2014年在法國出版的《虛擬資本》(Le Capital fictif，2017年出版的英文版)。這是一項言簡意賅的研究，它展示了新世紀經濟景觀文獻中罕見的組合：在短短的150頁中，一種驅動性概念的能量與所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統計數據的控制性經驗結合在一起。這個術語「虛擬資本」——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由利物浦的第一任伯爵、喬治三世領導下北方政府的戰爭部長，後來被裡卡多沿用，被馬克思和哈耶克用不同的方式進行理論化——展示了金融系統的特徵和邏輯，這個系統在2008年將世界帶入危機，從那以後一直在發展。

這本書的主要主題是什麼？在過去40年里，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首先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邊緣地區，緊接着在核心地區引發了連續的危機，其根源在於金融市場與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區別。

在正常時期，價格上漲削弱了真正經濟領域的需求，而金融證券的情況則正好相反：價格上漲越多，對這些證券的需求就越大。反過來也是一樣：在危機期間，價格下跌導致大甩賣，進而加速價格崩潰。金融產品的這種特殊性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們的購買（與任何使用價值無關）類似於一種純粹的投機理由；其目的是通過在未來以更高的價格轉售這些產品來獲得剩餘價值。

在價格上漲的過程中，「由代理商的預期推動的自我維持的價格上漲，被信貸進一步誇大了」。負債增加了價格，由於這些證券可以作為新增貸款的對應物，它們不斷增加的價值使代理人承擔了更多的債務。隨着資產泡沫開始破裂，在下跌過程中，「試圖償還債務的經濟主體被迫以折扣價出售資產」，從而引發了「一場自我維持的運動走向蕭條，只有國家干預才能阻止這種運動」。

自1980年代放鬆資本流動管制以來，這一普遍機制加速了全球經濟體系內金融市場的大規模擴張，不僅極大地擴張了私人信貸、公共債券和股票的形式和規模（這是馬克思說過的三種虛擬資本），還進一步發展了新型交易，使之脫離了生產過程，成為影子銀行和金融創新，扭曲和延長了負債鏈條。「合約互換（contract swaps）、結構性產品和期權合約（option contracts）不斷增加和結合。除了金融行為者的想像力之外，毫無限制。」大量投機不再是繁榮的產物：由於衍生品的靈活性，「它成為一種獨立於商業周期的活動」。其結果是金融和商業交易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金融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量急劇上升。到2007年，衍生品的名義總價值約為全球GDP的10倍。到2013年，純金融交易的價值比貿易和投資的總和高出100倍。

這樣一個倒金字塔結構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陷入危機並不奇怪，每次都要求央行充當無限的最後貸款人，政府通過讓赤字飆升來維持需求，以拯救金融體系——2008年的崩潰是迄今為止最新、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但正如杜蘭德所觀察到的，此類救援行動的成功本身就為下一場危機埋下了伏筆。如果「經濟政策在控制崩潰的努力中無可否認地取得了成功：所有戰後金融危機都得到了遏制」，隨之而來的信心回升在適當的時候就會起反作用——金融經營者越來越願意冒新的風險，因為他們知道央行「將盡一切努力防止系統性風險成為現實」。這就是政府干預的悖論。「隨着危機管理能力的提高，金融行為體和監管機構變得更加樂觀」，金融創新開始復蘇，監管放鬆，產生了更加複雜和精密的產品，以犧牲所購資產的質量為代價擴大了信貸。這反過來又會導致小規模危機，由於處理危機的能力得到提高，這些危機很快就會得到克服。這種累積的動態產生了一個金融超循環（super-cycle），通過這個超循環，累積的風險變得越來越大，即投機性金融和龐氏騙局的相對權重不斷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國家為遏制危機而進行干預的規模和成本。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計算，從2008年秋季到2009年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銀行和中央銀行向金融部門提供的支持總額相當於世界GDP的50.4%。

沒有累積的利潤？

眾所周知，西方經濟體金融部門膨脹的規模意味着它在總利潤中所佔的份額也在增加。對杜蘭德來說，這就提出了這些利潤來自何處的問題，這個問題或多或少困擾着其他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工作的人。但正如他所指出的，這裡存在一個更大的問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核心區域的投資率穩步下降，隨之而來的是逐年的增長率。然而，在同一時期，利潤卻保持在高位。事實上，正如大衛·科茨（David Kotz）指出的那樣，2010年至2017年間，美國的累積率低於里根時代以來的任何一個十年，但利潤率卻高於這一時期。那麼，這些利潤總體上來自哪裡呢？杜蘭德的回答是，它們代表了霍布森（John A. Hobson）在20世紀初對未來的設想的一個更新版本：也就是說，從投資於體系外圍的廉價勞動力區的生產中獲取高水平的利潤，尤其是在亞洲。這樣的話，沒有積累的利潤之謎將會消失，因為企業確實在投資；不是投資於增長、就業和工資停滯的國內經濟，而是投資于海外地區，在那裡他們獲得了非常高的回報率。

從表面上看，這一論點有兩個困難。第一個問題是，原則上，「虛擬」資本（如果將其定義為「未實現生產而流通的資本，代表着對未來實際價值評估過程的要求」）的界限在哪裡，因為從形式上講，幾乎所有投資都符合這一標準，即資本是為了預期獲利回報而布局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在實踐中從流入廉價勞動力市場的外國直接投資中估計純金融支付的重要性，這種支付不同於從生產活動直接獲得的利潤。他以美國和法國的研究為例，將外國資產的股息作為這些問題的替代指標。目前尚不清楚杜蘭德重新提出第一個難題的程度有多深。金融化和全球化之間的結，正如他所說，是存在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種聯繫在分析上究竟如何仍然難以捉摸。

他的書的結論沒有這種含糊不清的地方。與公認的觀點相反，雖然金融不穩定具有影響所有行為者的負面外部性，但這並不意味着沒有金融不穩定就是對所有人的祝福。金融穩定本身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從中受益的公共產品。我們已經看到這些操作的回報讓它在2008-09年得以恢復。一年後，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持有的政府債券份額已攀升至40%以上。杜蘭德的裁決非常犀利:

金融——財富最崇拜的形式——的霸權地位只能靠公共當局的無條件支持來維持。如果任其發展下去，虛擬資本將會崩潰，而且還會拖垮我們所有的經濟體。事實上，金融業是敲詐大師。金融霸權披着市場的自由外衣，卻抓住了舊時的國家主權，更好地壓榨社會主體以滿足自身利益。

二、交錯的三部曲

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杜蘭德儘管對《崩潰》讚賞有加，但認為《崩潰》最終沒有實現其設想的承諾。然而，就其本身而言，這種限制性的判斷並沒有提 供什麼來解釋兩者之間的差距。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將實體經濟納入金融變遷的 範疇？是什麼樣的政治因素決定了之後作品的架構？這些問題的最初線索可以從兩篇圖茲的短文中找到。在第一篇文章中，對傑夫·曼(Geoff Mann)的《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凱恩斯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革命》(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Keynesianism， Political Economy and Revolution，2017)一書的評論中，圖茲將凱恩斯的獨特優點定義為對資本主義經濟中商業周期運作中固有的自由民主問題的「情境和戰術意識」，要求以精確調整的形式進行務實的危機管理，而不要抱有永久性的幻想。在第二篇文章中，在《崩潰》的導論中， 他寫道，「2008 年的十周年紀念，對於一個關注英格蘭、德國、「曼哈頓島」和歐盟的左翼自由主義歷史學家來說，並不是一個令人舒適的制高點。」

為了了解這些言論與杜蘭德提出的問題之間的關係，我們最好把《崩潰》看作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之前是圖茲的另外兩部作品：《洪水：世界大戰與全球秩序的重建》(The Deluge：The Great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Global Order，2014)和《毀滅的代價：納粹經濟的形成與瓦解》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2006)。 這兩部作品可以說讓圖茲成為了他所在群體中傑出的現代經濟歷史學家。作為一個公眾的聲音還不止於此，他還出現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衛報》等等，還有廣播和電視。這三本書現在定義了他的職業生涯，它們並沒有追溯到一個連續的敘事，它們的構成也沒有按時間順序排列——第一本書講述的是1933 年至1945 年，第二本書講述的是1916年至1931 年，第三本書講述的是 2006年至 2018 年——也沒有統一的重點。但是，它顯示了一個明確的主題統一性是顯而易見的。

亞當·圖茲的《洪水：世界大戰與全球秩序的重建》(The Deluge：The Great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Global Order，2014)和《毀滅的代價：納粹經濟的形成與瓦解》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2006)，這兩部作品讓圖茲成為了他所在群體中傑出的現代經濟歷史學家。

希特拉的戰爭

作為充滿細節的大部頭歷史研究，《毀滅的代價》一書講述了大蕭條時期，希特拉上台後繼承了德國經濟，納粹政權通過高速重整軍備計劃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復蘇，在上世紀30年代末遭受了資源的限制，隨之而來的軍事征服戰勝了這些問題，他們在入侵蘇聯時的過度擴張，以及生產的急劇增長，他們加緊了對奴隸勞動力的依賴，此時，他們在東方戰場的失敗迫在眉睫，而同盟國在西方封鎖了納粹德國的出口。雖然圖茲誇大了德國經濟相對落後的狀況——由德國境況不佳的小農和古老的地主農業所拖累的經濟（而且如果第三帝國仍處於和平狀態，他就低估了民眾消費的增長），但是這些強調的問題幾乎不會影響他的成就，尤其是當他的敘述進入高速狀態，策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濟和軍事決策之間的相互作用時。

然而，書寫這種敘述，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命題：一種看法是這本書本質上是圍繞着故事所編寫的納粹經濟的「形成與瓦解」。圖茲認為，與人們的普遍看法相反，在希特拉的心目中，他動員第三帝國發動大陸戰爭的最大敵人不是在東邊的大草原，而是在大洋彼岸的遙遠西部。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芽孢，而是美國的力量，世界猶太人的總部，是德國的生存威脅困擾着他，並支配着他的侵略野心。摧毀共產主義和征服俄羅斯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不過是一個中轉站——在征服世界之戰中獲得一個領土和資源的平台，能夠與美國巨人的廣闊開放的空間相匹敵。從歷史上看，「美國應該成為我們理解第三帝國的樞紐」。東部的擴張主義計劃，以及狂熱的反共產主義和反猶太主義，是1918年後德國的一般特徵。希特拉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他認為美國在他的世界觀中的中心地位是「正在形成的全球霸主」，以及「世界猶太人陰謀毀滅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支點」。

圖茲是根據什麼證據建立這個結構的？主要是希特拉所謂的「第二本書」，一 部未完成的、未出版的《我的奮鬥》續集（可能創作1928年），以及散落的關於戰爭的附帶意見。但無論是他的言論還是行動，都沒有為此提供任何前後一致的支持。像他那個時代的任何一個歐洲人一樣，希特拉知道美國的人口和國內市場有多麼龐大，但是在900頁的《我的奮鬥》中，美國連一頁都沒有，甚至連一段都沒有；雖然偶爾提到美國這個詞時並不特別具有敵意。在他的「第二本書」中，希特拉確實談到了來自美國的對歐洲的未來威脅，因為美國的人口規模和市場財富、較低的生產成本和源源不斷的發明創造可能使其在舊大陸佔據主導地位，但是這一想法的實質和顯著性都不符合圖茲對這些思想的描述。

因為希特拉接着解釋說，美國的關鍵優勢在於它的種族構成。北歐移民到新大 陸在美國創造了一個具有最高種族素質的新的國家群體，一個年輕的、經過種族選擇的人群，過濾移民，從歐洲所有國家提取「北歐元素」（ Nordic element），同時禁止日本人和中國人入境。俄羅斯可能擁有類似的陸地表面，但其人口質量如此之差，以至於不會對世界的自由構成任何經濟或政治威脅，只會讓疾病席捲這個國家。泛歐計劃旨在對抗美國的崛起，但卻希望通過拼湊各種種族來建立某種聯盟，這是猶太人和混血兒的妄想。如果德國繼續允許其最優秀的血統移民到美國，它註定會淪為一個毫無價值的民族；只有一個能夠「將其人民的種族價值提升到最實際的民族形式」的國家才能與美國競爭。在未來，歐洲和美國之間的衝突可能不總是和平的經濟性質，但最有可能受到美國威脅的國家不是德國，而是英國。

換句話說，當希特拉在他唯一一篇關於這個國家的真正專題論文中，把注意力 轉向美國時，他是欽佩而不是否認美國，不僅是因為美國在經濟上更為先進， 而且本質上和明確地表明，美國比德國本身更加雅利安化。在1928年，這些想法有多重要？對美國的關注持續了十幾頁，僅僅是他第二本書手稿的5%。希特拉對南蒂羅爾（South Tyrol）的頁數是其兩倍。也沒有證據表明，在接下來的歲月里繼續全神貫注於研究美國。在1930年代，美國遠非他世界觀的核心，卻從希特拉的視野中消失了，因為他認定，美國畢竟不是北歐男性美德的據點，而是混血兒和墮落者的巢穴，在那裡，充其量只有一半——甚至六分之一—— 人口是體面的，猶太人佔上風；美國是一個由於失業和中立性法律而變得脆弱的國家，會在國際政治（Weltpolitik）中被忽視。

一旦掌權，希特拉在1936年8月至9月的「四年計劃」備忘錄中闡述了第三帝國的國際任務。它沒有一行是關於美國的。他解釋說，「政治是人民生命歷史鬥爭的領導者和行為方式」，自法國大革命以來，這種鬥爭的加劇最極端的表現形式是決心「消滅傳統的人類精英，代之以全世界的猶太人」——並宣稱任何國家都不能從隨之而來的對抗中撤退或保持距離，他在書中強調說：德國有責任利用一切手段確保自己的生存，以防備迫在眉睫的災難。德國一直是西方世界抵禦布爾什維克襲擊的起點。「在德國，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將不會以另一個凡爾賽結束，而是最終的毀滅，事實上對德國人民的滅絕這樣一場災難的規模是無法估量的。由於保護我們免受這種危險的需要，所有其他的考慮都變得毫無意義。」以最快速度擴大重整軍備，德國將在四年內發起戰爭。

在這裡，《我的奮鬥》中持久的恐懼心理融合了反共產主義和反猶太主義，成為了國家學說；用伊恩·克肖的話說，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鬥爭是「希特拉外交政策思想的指路明燈」。德國擴張的未來在於東方，而不是西方。1939年，他入侵波蘭，導致英國和法國向德國宣戰，並在短時間內擊敗了法國。他希望英國可以答應他的要求作為對帝國的臣服。早在1940年7月，他就對英國的拒絕感到困惑，也沒有能力從海上入侵英國，於是決定轉而進攻蘇聯——無視任何理性的戰略考量，在他一直堅持的兩條戰線上重新發動戰爭，是德國在1914年至1918年戰敗的首要原因。軍事常識本應指引國防軍向南而不是向東，迫使西班牙與英國開戰，並控制直布羅陀海峽兩岸，關閉地中海，封鎖埃及和伊拉克油田，與巴巴羅薩行動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其成功的預期後果中，也沒有談及任何關於被征服的俄羅斯能提供一個與美國對抗的平台。希特拉的第32號指示「巴巴羅薩之後的準備工作」是在蘇聯戰役開始前11天起草的，它沒有考慮到華盛頓，而是計劃國防軍橫掃地中海，包圍蘇伊士運河——這正是他所預料到的。

孤兒似的歐洲

在希特拉的設想中，美國的確出現在遠東地區，他希望日本能夠牽制住美國， 阻止美國幫助英國進入歐洲，並在1941年4月煽動東京對美國發動進攻，那時日本還沒有下定決心，也沒有準備好發動進攻。圖茲正確地觀察到，這「決定了德國的命運」，卻沒有注意到這對他構建美國在希特拉世界觀中的中心地位有多麼重要。這位元首送給羅斯福的無償禮物（在珍珠港事件之後，羅斯福在解密對德戰爭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難，因為當時全國的憤怒和要求報復的呼聲都集中在日本身上）揭示了希特拉驚人的不合理和無知程度，而實際上這與美國有關。

迪倫·賴利（Dylan Riley）對《毀滅的代價》進行了尊重但廣泛的批評，這是迄今為止與《毀滅的代價》最實質性的交流。賴利引用了阿多諾的冷靜判斷：「德國統治集團之所以走向戰爭，是因為他們被排除在帝國權力之外。但是他們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盲目和笨拙的地方主義，這使得希特拉和里賓特洛甫（Ribbentrop）的政策沒有競爭力，他們的戰爭是一場賭博。」從1942年開始，希特拉在他漫無邊際的獨白中，對美國有了更多的話要說，他在納粹的聲明中越來越多地指責美國是世界猶太人的頭目，但從未超越無知的咆哮和業餘愛好。他的世界觀包括數量有限的「本我」——反共產主義、反猶太主義、種族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其中傳遞的情緒或幻想可能會增加各種暫時的愛好和各種不一致的意見，其中包括關於美國的模糊且自相矛盾的觀點。

在根據希特拉與美國的關係來制定《毀滅的代價》的時候，圖茲並沒有做出武斷的結論。因為他敘述的出發點並不是研究納粹經濟——大蕭條的預期背景。與其他工業社會相比，經濟衰退對德國的影響更具毀滅性，人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沒有因果關係的解釋。佔據舞台中心的悲劇是德國精英們沒有堅持20世紀20年代領導人施特雷澤曼（Stresemann）的智慧，他們認識到一戰失敗後的復蘇之路不在於對在凡爾賽定居點的徒勞反抗，而在於發出德國願意支付賠款的信號，從而打開了與美國建立特殊關係的大門，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主導力量，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未來的軍事超級大國，目的是在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中將德國定位為華盛頓的關鍵盟友。其結果是「美國在歐洲的霸權崩潰」，使歐洲大陸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孤兒」，而德國則任憑希特拉的邪惡勢力擺布。令人高興的是，隨着第三帝國的失敗，阿登納（Adenauer，西德首位總理，在其任期進行經濟重建並成為北約成員國）可以實現斯特雷澤曼的願景，最終將德國議會民主政治庇護在安全的美國港口孤兒院。

三、威爾遜式的（Wilsonian）和平？

八年後出版的《洪水》實際上是《毀滅的代價》的前傳。它的主題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的一種新的世界秩序，這種秩序是由美國領導的，一直延續到大蕭條時期。故事的開端是1916年歐洲的軍事僵局，以及1917年春威爾遜決定參戰以支持協約國，使得這場鬥爭「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更有意義」，而不僅僅是一場大國衝突——一場由美國總統領導的「十字軍東征的勝利」，「為了維護國際法的統治，打倒了專制和軍國主義」。隨着德國的戰敗和奧匈帝國的解體，美國——在經濟實力上已經是一個超級大國——後來成為了和平的主導力量。然而，它的戰後霸權並不僅僅是取代曾經的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British Peace）。這是國際關係的範式轉變，是威爾遜構想的建立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嘗試——一種新型體系：根據共同的協定，新秩序有三個主要方面——以軍事力量和經濟霸權為後盾的道德權威。

然而，可悲的是，當威爾遜返回美國時，他未能獲得參議院對美國加入聯盟的批准，這是一場「令人心碎的慘敗」，部分原因當然是由於他個人的僵化，以及當時身體的脆弱。但是，這場災難的更深層根源在於這樣一個悖論：美國作為全世界經濟和文化現代化的先驅，尚未實現國內政治秩序的現代化。儘管像第一任羅斯福和威爾遜這樣的領導人擁有進步主義的遠見卓識，美國這個國家仍然被限制在其18世紀的憲法矩陣中。參議院陳舊的特權要求任何國際條約的批准都需要三分之二的贊成票，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這種要求，這就是這種滯後的一種體現，是對威爾遜希望的最直接的阻礙。聯邦政府的財政欠發達地區是另一個例子，它實質上仍然依賴於關稅和消費稅收入。戰爭的資金主要來自貨幣寬鬆，銀行信貸使物價翻了一番。這實際上是一種通貨膨脹稅，而不是所得稅。1920年，美國財政部突然推翻了通貨膨脹稅，導致美國陷入通貨緊縮和大規模失業，使一位共和黨人重返白宮，成為本世紀選舉中占多數席位最多的人。

圖茲認為，威爾遜及其國內反對者的言論背後，以及美國未能應對當前挑戰的罪魁禍首，是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ism）組織最近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更高形式的民族主義，與全球領導人的國際主義要求相悖。然而，他在這種觀點中發現了伯克式智慧的核心，即在內戰的創傷之後，有必要保持美國歷史的連續性。實際上，這也不意味着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任務上有任何決定性的退卻。與傳說相反，哈丁（Harding）政府主持了一次比凡爾賽更成功的示範：1921-1922 年的華盛頓會議，見證了威爾遜在1916年擊敗共和黨的對手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在英國和日本取得了國際主義外交的勝利，完全放棄美國海軍的崛起。此後，歷任總統和他們的特使，無論是公開的還是私下的，都在《凡爾賽條約》的賠款條款留下的緊張局勢之後努力穩定歐洲局勢，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來緩解德國的財政困難，比如道威斯和楊計劃（Dawes and Young Plans），最終甚至還有胡佛提出的暫停法國和英國對美國本身的戰爭債務。這些安撫國際關係的努力也不是沒有令人欽佩的歐洲同行，就此而言，也有亞洲同行。在英國，20世紀90年代奧斯丁·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在法國，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在德國，古斯塔夫·斯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每個人都是一個諾貝爾主義者——都深信大西洋主義者，把美國看作是他們追求和平的不可或缺的夥伴；在日本，堅定的拉姆塞·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和勇敢的大正（Taisho）改革者也是如此。

那麼，為什麼這些具有前瞻性的政治家們的進步自由主義計劃最終偏離了軌道？它的缺陷在於它所要求和體現的美國霸權的局限性。因為威爾遜及其繼任者的共同之處不是拒絕開明地參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事務，而是拒絕承擔領導一個國際大國聯盟以維護自由貿易和集體安全的最終責任。相反，他們的基本動機是 「利用美國超然特權的地位，以及其他主要戰爭者對這種地位的依賴，構建一個世界事務的轉型」，「更好地維護他們對美國命運的理想」——這是一個在國外的激進願景，與國內的保守情結聯繫在一起。十年來，這種組合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當大蕭條的悲劇性考驗來臨時，這還不夠。國際合作崩潰了，對曾經充滿希望的20世紀20年代溫和主義的反叛在30年代爆發了，希特拉和托洛茨基以不同的方式預見到了這一點。但是這種反應的極端性是他們試圖推翻的新秩序的力量的證據。

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發生的暴力事件驚人地升級，證明了叛亂分子認為自己要面對的是何種力量。迫近的潛在力量——美國資本主義民主的未來主導地位——才是驅使希特拉……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和他們的日本同行採取這種激進行動的共同因素。

然而，像白里安這樣的政治家的願景並沒有白費。因為不懈地尋求一種新的方式來確保秩序與和平不是一種被欺騙的理想主義的表現，而是一種更高形式的現實主義的表現，這種現實主義認為只有國際聯盟與合作才能確保地球上的和平與繁榮。這是一種新型自由主義的盤算，一種現實政治的進步。我們需要這一點。圖茲毫不猶豫地敲響了當代的警鐘，他問道：「為什麼『西方』不能更好地發揮它獲勝的一手呢？管理和領導能力在哪裡？鑒於新經濟體的崛起，這些問題有着明顯的力量。」

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版本

對於杜蘭德提出的兩個問題——圖茲作品中暗含的方法是什麼，以及是什麼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一旦《洪水》和《毀滅的代價》被解讀為同一個課題的分期作品，這兩個問題就會有更清晰的答案。在每一個故事中，對於手頭主題的情境和策略的方法（a situational and tactical approach）決定了進入故事的媒介，摒棄了對其起源的結構性解釋：在《毀滅的代價》《大蕭條》《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這兩個問題中，首要的主題都是美國強權的動能，這是二十世紀的萬能鑰匙。正如所描述的那樣，圖茲的政治立場都是左翼自由主義的立場。然而，連字符周圍的每個術語都有一系列的含義，而且這種化合物經常，也許是典型的，被證明是不穩定的，它的一個或其他元素具有更大的原子價。《代價》，作為一個納粹經濟的研究，提供了較窄的視野來考慮它們之間的平衡。

圖茲從劍橋搬到耶魯之後創作的《大洪水》（TheDeluge）在政治上更加直言不諱，充分支持勝利者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自我理解，以及儘管存在種種分歧，但激勵他們努力在戰後建立進步的和平的持久願景。從歷史學上講，可以這樣描述，作為查塔姆研究所對這個時期的描述的一種獨特的實踐，並向埃利·凱杜里（Elie Kedourie）致歉。通過從1916年開始敘述，圖茲避免回答是什麼導致了1914年戰爭的爆發，以及戰爭本身的性質的問題，只是簡單地斷言美國的參戰是由德國的侵略引起的，這場戰爭變成了一場爭取民主和國際法的戰鬥。

帝國主義，在這種說法中，是一個非常新的現象，全球競爭只有幾十年的歷史——七年戰爭（the Seven Years』 War）和征服印度可能永遠不會發生——一旦戰爭成功結束，世界就面臨著如何在「帝國主義之後」建立和平秩序的問題。「敘述是被建構的」，換句話說，正如亞歷山大·澤文在書中所寫，「結構的現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發生在帝國，還為了帝國，並在帝國之間」。關於這個基礎事實的程度，可以參考最近的一份綜合報告《戰爭中的帝國》（Empires at War）中對戰鬥人員的調查，該報告涵蓋了所有戰鬥人員，包括東非戰區的葡萄牙分隊，在那裡，英國帝國的死亡人數超過了美國在歐洲的總死亡人數。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是對戰利品的不均衡分配：在一個每個國家都認為權力和財產之間的聯繫是理所當然的體系中，德國這個最大、發展最快的工業經濟體，被內戰中三個最大的強國的領土包圍，卻沒有相應的掠奪份額，而與其他任何帝國相比，英國獲得了過多的利益，正如列寧當時所看到的那樣，也正如更具批判性的歷史學家此後所指出的那樣，不可能實現國際平衡。

正如圖茲所解讀的那樣，舊協約國（palaeo-Entent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正當性」引發了之後發生的巨大災難。帝國主義內部的屠殺在戰場上奪去了大約1000萬人的生命，造成了4000萬人的傷亡數。這場屠殺之後發生的暴力事件的責任已經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極端主義者對戰後定居點的和平力量的反抗。甚至沒有一個字提到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自由文明所造成的殺戮規模，更不用說它造成的社會心理後果，即使在1918年之後也幾乎沒有停止，世界也變得越來越冷漠。在愛爾蘭，1916年「極端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對英國政權發動了自殺式襲擊」，破壞了雷德蒙德（Redmond）及其政黨對戰爭努力的負責任的支持，1919年至1921年的獨立游擊戰造成了「可怕的損失」，加上新芬黨（Sinn Fein）的「啟示錄激進主義」引發的內戰，所有這些混亂的結果是「在本世紀剩餘時間裏積累起來的暴力」。大約1400人因為獨立而在戰爭中喪生，或許有2000人。而三萬愛爾蘭人死於法國、巴爾幹半島和中東的戰壕。非暴力的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對戰爭的反應是《洪水》所沒有提到的：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我們如此習以為常的事物是如此空洞、臭名昭著，還彷彿是一種高度精緻的文明——儘管有意識地存在着種種不協調之處；發現它流淌着這種令人憎惡的血液，發現它一直以來就是如此，就像突然不得不在自己的家庭圈子或一群最好的朋友中認出一幫殺人犯、騙子和惡棍時類似的震驚。

如果這場戰爭以民主和法治的勝利而結束，那麼隨之而來的和平又如何呢?它體現了民主法治嗎?圖茲認為凡爾賽條約沒有什麼特別的缺點，他讚揚威爾遜、勞埃德·喬治（Lloyd George）和克萊門梭（Clemenceau）——他對後者尤其同情——因為他們之間有着可以理解的不同關切，而且願意達成協議，將令人滿意的共同解決方案強加於他們擊敗的國家。由於德國是侵略者，《條約》中的戰爭罪條款作為從德國獲得無限期賠償的正式依據，可以是理所當然的。重要的是，無論德國人多麼厭惡這些條約，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都得被迫接受。凱恩斯抨擊《條約》的言論——儘管可能是修辭技巧——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惡作劇，不僅鼓勵魯莽的德國抵制償還債務，而且毒化了倫敦和巴黎之間的關係……沒有任何一個人在破壞凡爾賽和平合法性方面比他做得更多，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國有膽量拒絕盟軍的最後通牒——它本來必須在條約上簽字。

值得慶幸的是，像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這樣的極端主義者（他呼籲用游擊戰抵制條約），甚至像時任德國總理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S cheidemann）這樣的溫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他主張採取一種過分強調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既不和平也不戰爭」 [Neither Peace Nor War] 的立場）在最後一刻接受了條約。魏瑪仍然存在許多慣犯行為，拉特瑙（Rathenau）三年後達成的《拉帕洛協定》 （Rapallo Pact）——「一種自我放縱的民族主義幻想」——與凡爾賽精神不符；第二年，法國佔領了萊茵蘭（Rhineland），以確保德國支付賠款，這又是一場高風險的危機。但與拉特瑙不同的是，施特雷澤曼一直都明白，德國必須依靠美國來改善自己的處境。

這樣的判斷自然而然地來自於這樣的前提：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相對正義戰勝了邪惡。懲罰是必要的，為了重新加入體面的行列，犯罪者必須接受懲罰，但決不能過分。任何穩定的和平都不可能建立在自私自利的歷史性事件之上，被迫接受這一事實的整個國家會認為其不誠實和不公正而拒絕接受，這種考量是不能在這一心理框架內出現的。同樣，如果德國採取韋伯或謝德曼所倡導的路線，拒絕同盟國的命令，讓他們看看佔領這個國家會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面對所有不可避免的抵抗，以及他們自己的人民能夠忍受多久。在1919年的德國，這種抵抗將團結大多數活躍的政治國家。通過他們的投降，那些被圖茲譽為當時的英雄的中間派政治家們確保了完全正當的反對的旗幟，並且註定會在適當的時候獲勝，將會僅僅傳遞給激進的右翼。在凡爾賽建造的這座大廈的基礎從一開始就已經腐爛，註定要坍塌。

年輕的霸權？

只要施特雷澤曼還在掌舵，德國的命運就充滿希望，這構成了圖茲對1918年後出現的世界新秩序的敘述的主線。但是全景的範圍是寬廣的，這是本書不可估量的力量，涵蓋了中國、日本、印度、埃及、南非，甚至還有一張從巴塔哥尼亞插入的幻燈片。正如圖茲所假設的那樣，美國霸權的資產負債表會從中浮現出來嗎？如果大洪水的概念背景把它定位在政治光譜的某一點上，在這一點上自由主義對左派不再有任何特別的含義——它對俄國革命的描述就是純粹的冷戰思維——它隨後講述的故事就更加模糊不清了。圖茲並不冒險為他的任何一位主人公畫全幅肖像，但他對威爾遜的大部分敘述，顯然與最初賦予他的先知和為和平與民主而建立的安全世界的主要設計師的角色不相符。威爾遜對美國與西班牙的間接戰爭以及奪取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殖民地感到興奮，在派遣軍隊到加勒比海和墨西哥，致力於保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白人在這個星球上的至高無上地位方面，他比任何前任都更加咄咄逼人，在他的「十四點和平協議」（ Fourteen Points）中沒有提到民族自決，在凡爾賽否決了對愛爾蘭的討論，也沒有參與日本要求在《聯盟盟約》（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中承諾種族平等的呼籲，而是將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奉為其基礎原則之一。

1919年，威爾遜切斷了對意大利的經濟援助，迫使意大利廢除與英法的條約，該條約授予意大利在蒂羅爾和亞得里亞海戰爭中獲得的利益，幾天之內，威爾遜就告訴中國必須遵守條約——涉及到日本在山東和中國東北獲得的利益——因為「條約的神聖性」是戰爭的原則之一。所有這些都可以在《洪水》中找到。但事實並非如此，1919年的大規模逮捕事件被默認地轉移到了威爾遜的司法部長身上。

除了圖茲本人之外，更大的問題在於，圖茲關於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全球主導地位的描述是否準確，即在大蕭條期間，美國對盟友的主導地位起到了作用；在整個大蕭條期間，反對者的想像力是否準確。當然，《洪水》的優點在於，它記錄了美國通過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欠美國的戰爭債務與德國欠法國和英國的賠款之間的循環，對歐洲主要國家持續施加的影響力，從而使華盛頓能夠根據自身利益調整這兩者。圖茲關於這種金融窒息的闡述要點在於，這是一種溫和的盟友關係（儘管並非總是如此），目的是緩和凡爾賽協議的尖銳邊緣，使德國恢復到今天所謂的「國際社會」的地位。然而，大西洋兩岸關係的兩個特點被低估了：一是美國貪婪的本性——有人可能會說，這種本性後來被冠以禿鷲資本主義（vulture capitalism）的綽號——不顧戰爭的相對負擔，為其對協約國的支持索取補償；二是對革命的不眠不休的恐懼，這種恐懼導致美國在任何需要的地方支持政治反動，以粉碎任何威脅，從一開始就培育與墨索里尼的良好關係。

除了美國權力的金融武器庫外，華盛頓會議還增加了海軍的權重。但是，這兩種資產——金錢和戰艦——在多大程度上讓圖茲一直描述的美國在1919年至1932年間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美國霸權」——得以存在？這是一個美國軍隊規模小於葡萄牙的時期，1924年美國對外事務局仍然是一個蟲蛹，48年美國在莫斯科沒有大使館，美國在中國的存在無法與英國相比，英國實際上掌控着這個國家的財政體系，在歐洲，美國是羅迦諾的凡爾賽宮的旁觀者。它最為人熟知的倡議是什麼？1928年的《凱洛格-白里安和平條約》（Kellog-Briand 『Peace Pact』）是一份自我感覺良好的無用的願望清單，在1930年代的歷史上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所有這一切都源於圖茲自己描述的威爾遜計劃在1919年威爾遜回到美國時慘敗這樣一個現實：聯邦國家機器本身發育不良，只有半現代的特徵。但是，在用武力論證和說明這一點之後，他卻忘記了他主導的美國霸權主義——甚至在衰落之後的歐洲孤兒院——好像只有華盛頓善良的家長指導保護舊世界直到經濟衰退。這種說法有些操之過急。1919年的世界絕不是單極的。當然，美國霸權會在適當的時候出現。但是追溯到哈丁和柯立芝的時代是一個時代錯誤，是作者的疏忽，而不是歷史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