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進德：20世紀後半葉的《金瓶梅》評論（下）

關於《金瓶梅》的創作時代，也有數量眾多的論文進行探討，但主要是嘉靖說、萬曆說以及調和的嘉靖與萬曆之間說。

持嘉靖說觀點者，源於明人的有關記載，認為明人的說法不能輕易否定，另外從小說所描寫的佛道的盛衰、說唱藝術的流行、小令的興盛以及小說中所涉及的嘉靖一朝的有關史料，認定《金瓶梅》作於嘉靖間無疑。

而承30年代鄭振鐸、吳晗的餘波，也有不少學者力主萬曆說。如黃霖在其《金瓶梅成書問題三考》67中分別從作品第35回所引李日華《殘紅水上飄》等曲流行於萬曆年間；

小說所引屠隆《別頭巾文》見於《開卷一笑》，而《開卷一笑》問世於萬曆年間；

小說中出現了陳四箴這個人物，恰好在萬曆17年大名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勸說皇帝；

小說第65回所寫及的人物凌雲翼死於萬曆15年以後；小說多次寫到海鹽子弟搬演戲曲，此乃萬曆習俗等方面，重新論證《金瓶梅》成書於萬曆時期。

至於究竟成書於萬曆時期的年限，則有萬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五年至十年、十一年以前、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之間、六年至十一年之間等等分歧。

調和二說者認為小說中既有嘉靖朝的史實，也有萬曆朝史實，所以《金瓶梅》實際上的創作經歷了從嘉靖到萬曆前期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金瓶梅》的版本史上，「第一奇書本」是有清一代影響最大的一種版本。而對其評點者張竹坡的有關情況，卻一直撲朔迷離，莫衷一是。

30年代初期，馬廉、孫楷第等曾對張竹坡的生平、籍貫、家世等有關問題進行過探討，但資料的匱乏使得他們的研究難以深入。

進入80年代，劉輝、黃霖、吳敢等人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尤其是身處張竹坡故鄉的吳敢利用地利之便，遍訪張氏後裔，終於在1984年訪到了刊刻於乾隆四十二年的《張氏族譜》、康熙六十年刊本《張氏族譜》、道光五年刊本《彭城張氏族譜》以及光緒十六年抄本《曙三張公志》等大量珍貴的史料。

1987年，吳敢將先後發表的20餘篇文章結集為《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年譜》68、《張竹坡與金瓶梅》69兩部專著。

經過吳敢等人的努力，張竹坡的家世生平、著述思想終於大白於世。劉輝在《〈金瓶梅〉研究十年》70中高度評價道：

「如果說國內學者在《金瓶梅》研究中，不少問題還處於探索階段，只是取得一些進展的話，那麼，在《金瓶梅》重要批評家張竹坡的家世生平研究上，則有了一個明顯的突破，完全處於領先地位。

吳敢新著《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年譜》《張竹坡與金瓶梅》對張竹坡家世生平的詳實考證，尤其是他發現的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張氏族譜》和其中的《仲兄竹坡傳》，一經刊布，即成定讞，為國內外學者所首肯。」

關於張竹坡小說美學思想的研究，也是80年代以來「金學」界的一個熱點問題。

葉朗在《中國小說美學》中列出專章，用了近四萬字的篇幅，首次對張竹坡的小說理論進行全面的論述，並將他與金聖嘆、毛宗崗、脂硯齋等一流批評家並列，高度評價了他在《金瓶梅》的評點中所表現出來的精到的理論見解，認為「就象《金瓶梅》這部小說要比《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說更接近於近代小說的概念一樣，張竹坡的小說美學也要比金聖嘆、毛宗崗等人的小說美學更接近於近代美學的概念」71，

「無論在中國小說美學的發展史上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張竹坡都應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72。

這方面發表的文章數量也相當可觀，學者們圍繞張竹坡對《金瓶梅》的評點，專就某一方面的理論問題發表了見仁見智的看法。

《金瓶梅》版本問題的研究，是《金瓶梅》研究的基礎工程之一。新時期的「金學」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全面的討論，取得了新的突破。

《張竹坡與金瓶梅》

這裡既有對有關文獻的認真梳理，又有在新發現資料基礎上的新觀點的闡發。具體來講，主要涉及以下問題：

一是對抄本問題的梳理以及抄本問世時間的探討。

根據明代的有關文獻記載，《金瓶梅》在付梓之前主要是在中上層官吏以及在野的但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封建士大夫中流傳。

這些人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學素養，慧眼獨具，認識到了這部小說的價值所在。

《金瓶梅》在傳抄階段共有12人擁有全部或部分《金瓶梅》抄本，擁有全本的有王世貞、徐階、劉承禧、袁中道、沈德符，其中王世貞、徐階藏有抄本全帙，來源不明，而劉承禧、袁中道之抄本源於徐階，沈德符抄本來自袁中道。

另外7家擁有本分抄本，即王肯堂（二帙）、王稚登（二帙）、董其昌（前段）、袁宏道（前段）、丘志充（「十五」即一半）、謝肇淛（十之八）、文在茲（「抄本不全」）。

其中袁宏道抄自董其昌，謝肇淛抄自袁宏道和丘志充。這樣，可以把擁有抄本的簡化為7家，除了王世貞的抄本無人見過外，其他6種都曾在文人中流傳抄寫73。

至於抄本問世的最早時間，台灣的魏子云等人根據袁宏道《錦帆集·董思白》寫於萬曆二十四年十月（有人認為寫於萬曆二十三年深秋），認為抄本從萬曆二十四年開始傳世，而黃霖、葉桂桐等人不同意這種說話，其中葉桂桐認定王肯堂擁有抄本的時間可能早於萬曆十七年至萬曆二十年。

這樣，如果把萬曆丁巳（四十五年）本《金瓶梅詞話》看作是初刻本的話，那麼這本小說付梓前至少傳抄了28年。

二是對詞話本有關問題的討論。

關於《金瓶梅》最早刻本問世的時間，由於魯迅對《萬曆野獲篇》的有關資料理解有誤，曾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出「萬曆庚戌（1610），吳中始有刻本」，後來許多學者都從此說。

魏子云在其《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74中對明代的有關文獻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認為萬曆四十三年李日華在沈德符處所見的還是抄本《金瓶梅》，萬曆庚戌（三十八年）不可能有刻本，而推測《金瓶梅詞話》初刻於萬曆四十三年。

但大多數學者認為《金瓶梅詞話》初刻於萬曆四十五年，今傳卷首有「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金昌道中」的《金瓶梅序》的《新刻金瓶梅詞話》不是原本，而是後刻本，劉輝根據明代有關史料推斷此書的刊刻時間最早不超過萬曆四十八年75。

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篇》中曾說過，《金瓶梅》「原本實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

多數人認為沈德符的話是可信的，王利器在其《<金瓶梅詞話>成書新論》中認為補作者是袁無涯。

另外，關於《新刻金瓶梅詞話》究竟刻過幾版，論者也爭執不下，有一刻、二刻、三刻諸說。圍繞今存《新刻金瓶梅詞話》卷首的三篇序、跋及其版本的有關問題，也發表了大量的文章予以探討。

三是對繡像批評本的探討。

包括它與詞話本的關係、寫定者、作評者、刊刻時間等。《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誰，至今還是眾說紛紜。

劉輝認為《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才是《金瓶梅》的寫定本，這個寫定作評者，乃是清代戲曲家兼小說家的李漁。

但也有人認為李漁只是作評者而非寫定者，黃霖《關於<金瓶梅>崇禎本的若干問題》對劉輝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評改者是通俗文學家馮夢龍而非李漁。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刊刻於何時，也是爭議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孫楷第《通俗小說書目》、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都認為刊刻於明崇禎年間，而劉輝在其《<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金瓶梅>版本考》中認為「李漁正是說散本《金瓶梅》的寫定者、作評者、刊刻者」， 並根據李漁短篇小說《十二樓》有杜濬寫於順治十五年的序進而推斷：

「如果說李漁之回道人化名，系由《十二樓》及《合錦迴文傳》里的回道人而來，那麼，此說絕不可能刊刻於崇禎年間，而應當是清初，最早不能超過順治十五年」，

故以「崇禎本」來稱謂有欠妥當。此外還有天啟說、清初說、天崇年間說等。而「繡像批評本」與「詞話本」的關係，大多說人認為前者根據後者改寫而成，但也有人認為二者是平行關係，它們之間並無直接聯繫。76

四是第一奇書本的有關問題。

第一奇書本是清代康熙年間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張竹坡以繡像批評本為底本評點的本子，也是詞話本未發現之前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一種版本，目前存世數目達幾十種。

人們就存世之本，大致將其劃分為無回評與有回評兩個系統。前者分冊不分卷（但冊數不完全一樣），沒有附圖與回評，有眉批、旁批、夾批、卷首有謝頤序，都有附錄（但不盡一致）；

後者分卷不分冊（但冊數不等），有附圖200幅，都有眉批、旁批、夾批，卷首有謝頤序，都有附錄（但排列次序不同），增加了回評。

第一奇書本的原刻本問題，或認為今已不傳，或認為是在茲堂本，或認為是皋鶴堂本。

此本卷首「序」的作者謝頤究系誰屬，有人認為是漲潮，有人認為就是張竹坡本人化名所為。

在茲堂本《第一奇書金瓶梅》

1985年，劉輝在柏林寺北京圖書館瀏覽《金瓶梅》的版本時，發現了直接寫於「第一奇書」在茲堂刻本上的文龍所寫的六萬言的評語，由於此本並未付刻，所以從未見諸著錄。這個發現，無疑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個新收穫。

關於《金瓶梅》的文本研究，雖然不像諸如作者、版本、成書時代等問題爭論得那樣熱鬧，但80年代以來，有大批成果就小說本體的一系列問題深入探討，無論其廣度還是深度，都取得了前人不可比擬的成就。茲就其主要問題，分述如下。

關於《金瓶梅》的創作主旨問題，是80年代以來圍繞文本展開的一個熱烈討論的問題。

早在明清時期，人們已就此問題發表了見仁見智的看法，曾出現了政治寓意說、諷勸說、復仇說、苦笑說等不同說法，進入20世紀後，這個問題仍然成為「金學」領域的熱門話題。

20年代，魯迅、鄭振鐸等聯繫小說所反映的明代現實社會的內容，分別提出了世情說與寫實說，嗣後至今，尤其是80年代以來，諸說並起，爭鳴熱烈。

計有：影射說，勸善說，封建說，性惡說，暴露說，變形說，新興商人悲劇說，人生慾望說，憤世嫉俗說，警飭世俗說，精神危機說，黑色小說說，人性復歸說，性自由悲劇說，人慾張揚說，人格自由說，探討人生說，文化悲涼說等等。

既有社會、倫理、道德層面的分析，也有美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意義上的探討，更有立足於哲學、宗教學視點的關注。

總之，《金瓶梅》的豐富內涵得到了多重挖掘與全方位的揭示。

對於《金瓶梅》床第描寫的評價，歷來觀點判若冰炭。80年代以來，有關這一問題的觀點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認同：或從哲學的角度，肯定這些描寫有張揚人性的價值；或從文學的視角，認為這些描寫大多有助於人物的塑造與情節的展開，有助於作品主題的深化。

與這種觀點相左，另一種觀點認為，這些文字從社會道德的角度來說，有誘人墮落之嫌，是作者低級趣味的反映；從文學角度來看，它那種千遍一律、毫無必要的渲染，絲毫也引不起人們的美感，應該加以剔除。

第三種觀點調和了肯定與否定派，認為《金瓶梅》中出現這些文字儘管是時代的反映，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叛理學、張揚人性的意義，但那種對西門慶、潘金蓮等毫無節制的放縱生活的赤裸裸的鋪敘，畢竟是玉中瑕疵，是一種藝術敗筆。

《金瓶梅》的藝術成就與藝術價值，已受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的廣泛關注，人們從各種角度對其進行深入的探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這方面的專著如孫述宇的《金瓶梅的藝術》、周中明的《金瓶梅藝術論》、張業敏的《金瓶梅的藝術美》等。

而圍繞某一方面進行探討的論文更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比如關於《金瓶梅》人物形象方面的研究成果，除去單篇論文，光是專著就有15部之多。77

《許建平解說<金瓶梅>》

許建平《新時期<金瓶梅>研究述評》78將新時期有關《金瓶梅》藝術價值研究所涉及的問題概括為九大方面：

其一，由寫生活之美變為寫生活之丑、寫人性之善美變為寫人性之惡丑的美學觀念的轉變。

其二，選材上由寫非現實轉入寫現實、有寫英雄轉入寫凡人、由寫政治環境轉入寫家庭環境，開創了小說創作的新紀元。

其三，由情節小說變為性格小說。

其四，由單線縱向曲線結構變為多線縱橫網狀立體結構。

其五，情節敘述從傳奇到情感化，從誇張的粗略的細節描寫轉變為逼真的瑣屑的細節鋪展。

其六，語言由粗略化、理性化、書面化發展為細密化、感性化、口語化，語意由單一化發展為多意並蓄化，人物對話由單一魚貫式發展為交叉立體式。

其七，由單調偶用的諷刺手法發展為現實主義諷刺小說。

其八，由重視人物的行動發展為重視人物的心理刻畫。

其九，空間描寫藝術由以縱向推進為主質變為縱向橫向並重的縱橫組合式，由無中心的散漫跳躍式發展為有固定空間的放射回攏式。

總之，《金瓶梅》將中國古典小說藝術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當然，在肯定其藝術價值的共識中也出現過不和諧之音。

如包遵信在《色情的溫床與愛情的土壤》79中說：

「我翻閱了近年一些《金瓶梅》論文，大都肯定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對它的藝術成就就褒揚很多。最近讀到美籍學者夏志清《金瓶梅新論》，對它的結構的凌亂、思想上的混亂以及引用詩詞的不協調，均有論列。」

判定《金瓶梅》在藝術上「恐怕只能歸入三流」。此論一出，馬上招致學術界的一致反駁。

寧宗一在《<金瓶梅>時空觀的美學貢獻》80中批評道：「在對《金瓶梅》的藝術未作任何具體分析的情況下就輕率地把它打入『三流』，也頗難使人信服。」

我們承認《金瓶梅》在藝術上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它在小說史上所體現的新的美學觀念卻標誌着中國小說的長足進步。

這不是量的變化，而是質的飛躍。正如劉輝所說的：「從整體來說，瑕不掩瑜，《金瓶梅》在藝術上決非三流之作，而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上品。」81

隨着近些年文學研究領域出現的「文化熱」現象，從文化學的角度對《金瓶梅》進行全方位的審視，構成了「金學」園林的一道新的景觀。

人們突破了傳統的、單一的研究模式，將研究的視閾擴展到整個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中，由《金瓶梅》文本所涉及的各種現象入手，從歷史、地理、飲食、節令、婚喪、禮儀、宗教、哲學、經濟、服飾、科技、商賈之道、民風世俗、人性人情乃至語言現象等等方面全方位探討《金瓶梅》的價值意蘊。

另外有關《金瓶梅》的素材源流、對後世世情小說尤其是《紅樓夢》的巨大影響，也都發表有大量的論文和專著。

總之，新中國的《金瓶梅》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80年代以來，隨着思想的解放，文化政策的寬鬆，「金學」領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拓。

當然這並不是說「金學」研究已經盡善盡美了，相反，研究中還存在着許多這樣那樣的不足。

比如小說中所寫及的許多現象至今仍然得不到完滿確切的解釋，諸多問題仍然歧見迭出，作者、時代等問題仍然糾纏不清等等，這都有待於在新的世紀繼續探討。

（全文終）

《金瓶梅新視域》 張進德 著

注釋：

64 劉輝《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65 周鈞韜《金瓶梅：我國第一部擬話本長篇小說》，《社會科學輯刊》1991年第6期。

66 陳大康《論〈金瓶梅〉作者考證熱》，《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

67 黃霖《金瓶梅成書問題三考》，《復旦學報》1985年第4期。

68 吳敢《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年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9 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70 劉輝《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71 葉朗《中國小說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頁。

72 葉朗《中國小說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頁。

73 參見葉桂桐《<金瓶梅>抄本考》，載《<金瓶梅>作者之謎》，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頁。

74 魏子云《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台北：台灣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8頁。

75 劉輝《金瓶梅之謎》，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頁。

76 劉輝《<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金瓶梅>版本考》，吉林：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頁。

77 此據吳敢在2000年山東（五蓮）第四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所提交的論文《20世紀<金瓶梅>研究的回顧與思考》的統計。

78 許建平《新時期<金瓶梅>研究述評》，《河北師院學報》1996年第3期。

79 包遵信《色情的溫床與愛情的土壤》，《讀書》1985年第10期。

80 寧宗一《<金瓶梅>時空觀的美學貢獻》，《天津社會學科》1985年第6期。

81 劉輝《<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文章作者單位：河南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選自《張進德<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轉發清楚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