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徐耀昌：澆不滅的新葯夢，斬不斷的張江情

年逾花甲的徐耀昌更換了自己的人生跑道。

15年前，他是跨國葯企的研發高管；15年後，他為了理想開始創業。這15年，他見證了張江生物醫藥產業的崛起，也開啟了他志在千里的新征程。

胸懷夢想的人，永遠年輕。

這是屬於他和團隊的黃金時代，一切才剛剛開始。

徐耀昌博士

時鐘撥回到21世紀的頭兩年，儘管人類在漫長的時間長河中又迎來了新的刻度，但放眼全球，經濟形勢並沒有因此而「開門紅」。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意味着地球村上的國度在一定程度上都要「榮辱與共」。與之相應，隨着歐美經濟發展的萎靡，全球經濟形勢並不樂觀。

然而，令全球政客和經濟學家不解的是，在遙遠的東方，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一切卻顯得欣欣向榮，充滿生機和希望。從2001年中國力挽狂瀾加入WTO，到「MADE IN CHINA」的彩電、洗衣機、冰箱、微波爐搶佔全球市場，一時間「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中國的未來和走向成為全球經濟圈最熱門的話題。

彼時的徐耀昌，供職於全球領先的製藥公司禮來（Eli Lilly and Company），是中國年輕人心中 「天之驕子」的代表。由於紮實的專業知識和勤懇認真的工作態度，幾年光景，他便成為了公司的業務骨幹。

一次偶然的機會，徐耀昌因公到香港參加會議。在國外生活和工作了好多年的他，想趁這次回國的機會，去內地轉轉，問候一些過去的同學和朋友。他去了好多個城市，從香港到上海，再一路北上。儘管當時中國的現代化程度遠不及歐美，但各個城市所迸發出的活力和激情，讓徐耀昌振奮無比。

他隱約地覺察出了什麼，但又說不清楚，更沒意識到，這次短暫的中國之旅會將他和中國的生物醫藥產業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回到美國後，徐耀昌照舊帶着團隊研發新葯。隨着人力成本的持續走高，禮來公司的發展遇到瓶頸，公司委託徐耀昌帶領一部分人與外包服務公司合作，共同研發新葯。在美國，有很多這樣提供外包服務的公司。徐耀昌的項目請了6位研發人員，禮來支付每人23萬美金。

這筆不菲的費用讓徐耀昌猛然意識到，禮來公司的外包項目完全可以與中國的外包服務公司合作。雖然中國的新葯研發起步較晚，實力也相對較弱，但無論是科研人員還是大學生對生物醫藥產業抱有很高的積極性，這事完全可以在中國做。

那時候，中國大學畢業生的薪資普遍為1000-2000元，博士3000元。也就是說，在美國支付外包服務6個人的報酬足夠在中國聘請36位科研人員。這對於在轉型突破階段的禮來而言，是一筆性價比不錯的交易。公司高管聽了徐耀昌的提議後很有興趣，徐耀昌便帶着他們來中國看看。

徐耀昌帶着禮來的考察隊，輾轉到了大連、北京、香港、南京，最後一站是上海。一路馬不停蹄，到上海的時候大家都已經很疲憊了，但並沒有找到特別滿意的落腳點。在時任科技部副部長惠永正的牽線搭橋下，徐耀昌一行人參觀了位於張江高科技園區松濤路上的上海中藥創新研究中心。實驗室窗明几淨，整齊敞亮，給大家留下了不錯的印象，雙方當時就定了調子，可以合作。

這是2003年，徐耀昌第一次來到張江。

實際上，對於歐美醫藥企業而言，此前從未有任何一家公司嘗試在中國尋找外包服務團隊。禮來內部對於這個決定也十分審慎，儘管在之前的考察中對上海的印象不錯，但仍有一些人堅持認為，應該將這個項目落在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

然而，在徐耀昌心裏，這個項目最佳的歸屬地早已有了答案。在公司內部爭持不下時，他第二次聯繫了惠部長，希望他提供一個英文版本的PPT全面介紹上海的情況。惠部長接到消息後十分重視，連夜找來了「海歸」以及「張江葯谷」的開發方上海張江生物醫藥基地開發有限公司，將上海及張江相關的資料翻譯成一份精緻詳實的材料，傳給了禮來。

徐耀昌對禮來的高管說：「上海做事是很認真低調的，搞科研的，需要一幫科學家踏踏實實做事，不見得要和政治聯繫起來。」

上海人做事積極主動，解答了他們所顧慮的問題，也徹底打動了禮來，最終拍板，就是上海張江了！

在2003年到2004年一年多的時間內，徐耀昌頻繁往來於美國和上海，敲定項目落地的每一個細節。首要問題是，選擇一個合適的場地建實驗室。徐耀昌至今都清楚地記得，現任張江生物醫藥基地總經理的王蘭忠帶他和同事去了哈雷路和李冰路交界處的10號樓，通往這幢小樓的路一半平整一半還在修葺。王蘭忠總經理替他們準備了套鞋，以防他們一不小心踩到坑坑窪窪的水窪里。

儘管當時這裡的環境不盡如人意，但王總當場承諾：「別看現在就這麼一棟孤零零的小樓，路還坑坑窪窪，你們三個月回來再看吧！」

場地的問題有了着落，更關鍵的環節便是找人。惠部長當即答應幫他招5個博士，每個博士帶着課題組成員 「加盟」。核心的研發團隊也因為惠永正部長的強勢推動，在兩年的時間裏面，從25人擴大到150人。

科研人員和科研場地都解決了，禮來的協議順利落地後，徐耀昌便回美國去了。

三個月後，徐耀昌從美國再到張江，哈雷路和李冰路交界處的10號樓已經從毛胚房水窪地變身成寬敞整齊的研究所。「答應我三個月把實驗室建好，還真的做到了」，徐耀昌心裏想，這大概就是令世界矚目的「中國速度」吧。

窺一斑而知全豹，徐耀昌此時更加堅定，這事兒放到這裡做，准沒錯。

2004年初，科研人員到位，化學實驗室裝修完畢，禮來這筆海外訂單就這樣順利落在了張江。

禮來領導和科學家參觀上海開拓者研發實驗室

誰曾預想，張江生物醫藥外包服務產業就發端於禮來的這筆海外訂單。當時承接禮來訂單的這支隊伍便發展成為如今的上海睿智化學研究有限公司，是張江的第一家規模較大的生物醫藥外包公司。這之後，越來越多跨國葯企落地張江，張江生物醫藥外包行業就此發展起來。至今，張江生物醫藥外包服務水平在全國首屈一指，有40餘家企業提供此類服務。

回過頭來看，這筆交易本是無心插柳，卻在數年後，讓張江生物醫藥產業收穫了一片茂密的樹林。

更令徐耀昌始料未及的是，這次合作在美國竟也掀起了不小的浪花，C&ENews對此進行了報道，很多和禮來面臨著相同問題的生物醫藥企業都「蠢蠢欲動」，紛紛制定「中國戰略」，希望到中國尋找更為廉價的外包服務。

儘管禮來外包項目進展順利，但徐耀昌打心底希望更進一步，能夠帶着團隊去中國研發新葯。遺憾的是，禮來當時制定的中國戰略非常明確，合作外包而非設立研發中心。這多少讓徐耀昌有些心灰意冷。

不過就在這時，事情竟有了轉機。

2005年的一天，徐耀昌接到諾華研發總監的邀請，請他到波士頓聊聊。相比於禮來，諾華作為全球三大葯企，他們希望邁進中國的步子更大一些，需要徐耀昌幫助諾華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行，來中國做創新葯！」一番思量之後，徐耀昌答應了。

2007年1月，徐耀昌和諾華的另外兩位中國同事一起，再次來到張江。這一次，他的任務是牽頭籌建諾華中國研發中心。這個研發大樓投資高達10億美金，光大樓設計就由幾十個人設計了三四年的時間，足以彰顯諾華對中國市場的重視。

曾經一片荒地如今已落成諾華研發大樓

徐耀昌在張江又呆了五年時間，眼見着諾華研發中心基本成型，眼見着新葯研發體系基本建立，他卻又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離開。

事實上，這個決定並非突然。從做生物醫藥這個行當起，徐耀昌心底就埋藏着一個最初的夢想：做中國人自己的創新葯。離開諾華後，徐耀昌選擇了一家中國本土的生物醫藥企業擔任新葯研發總裁，這一干又是四年，並且促成了這家企業的新葯研發中心建在了張江。

來到2016年，此時的張江，25年來始終作為主導產業的生物醫藥產業早已領跑國內，並具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力。25年來始終培育生物醫藥創新創業企業的信念之花也日漸盛放，收效斐然。從更深的層面去剖析，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張江生物醫藥外包服務的崛起。

醫藥服務外包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大量的科研人員在為國外的醫藥公司提供服務同時，積累了經驗和技術，待到時機成熟，這批人不再甘心為他人打工，紛紛選擇去中國的生物醫藥企業做創新葯。乘着國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東風，不少有識之士放棄跨國醫藥企業優渥的待遇，轉身組建團隊研發中國人自己的新葯。

張江葯谷/醫谷

徐耀昌作為張江生物醫藥產業崛起的親歷和助推者，對這一切更是瞭然於心。如果說，在徐耀昌第一次踏足張江的時候，離中國人自己研發新葯的夢想尚有距離，那麼經過十年多的發展，如今的張江，交通越來越便利，環境越來越舒適，人才越來越聚集，徐耀昌強烈地察覺到，中國人自己研發創新葯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聽聞徐耀昌想出來組建公司，很多人邀請他去當地落戶，6000平米的臨海研發大樓，五年內一分錢不收。徐耀昌沒有絲毫猶豫，擺了擺手全拒絕了。「有的事情可以在蘇州做，在嘉定做，但是張江是最適合做創新葯的地方」，他堅定地說。

2016年，徐耀昌創辦上海和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帶着40多個科研人員，在李冰路開啟了腫瘤免疫治療的新葯研發之路，並獲得了A輪2800萬美元投資。他的工作比之前更加忙碌了，從科研到招聘到融資，事無巨細，不變的是他內心對於夢想的堅持和清晰的自我認知。

「我們國家的新葯和歐美差距依舊很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希望政府和社會能夠給生物醫藥企業更多的耐心和信心，堅定不移地支持100家生物醫藥小公司，10年、15年後一定能產生國際級的大企業。我們做醫藥研發的，也要靜下心來，不要浮躁，做個8-15年，那時候會有一些好的東西出來，美國擋都擋不住。」徐耀昌堅定地說。

哈雷路10號，和譽生物新辦公地

兜兜轉轉十年多，徐耀昌始終難釋懷做中國創新葯的初心，也繞不開他和張江斬不斷理還亂的情緣。

現在，他們剛剛搬到哈雷路上的新辦公室。這裡，曾是他和張江結緣的地方，如今，又成為他夢想開始的地方。

徐耀昌相信，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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