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與魯迅：一段隱而未彰的關係

引言：從宮竹心的來信說起

1921年7月，當時在北京郵局工作的年輕人宮竹心（1899-1966）因職務之便，得知了周作人的地址，貿然寫信，索借書籍。時值周作人在西山養病，魯迅代周作人複信，原文如下：

「竹心先生：

周作人因為生了多日的病，現在住在西山碧雲寺，來信昨天才帶給他看，現在便由我替他奉答幾句。

《歐洲文學史》和《域外小說集》都有多餘之本，現在各各奉贈一冊，請不必寄還。

此外我們全沒有。只是杜威博士的講演，卻有從《教育公報》拆出的散葉，內容大約較《五大講演》更多，現[檢]出寄上，請看後寄還，但不拘多少時日。

借書處本是好事，但一時恐怕不易成立。宣武門內通俗圖書館，新出版書大抵尚備，星期日不停閱（星期一停），然不能外借，倘 先生星期日也休息，便很便利了。

周樹人 七月廿九日」

8月7日，宮竹心再次來信，應當是談及了歸還這批杜威講演稿的事宜。魯迅又復一信，內中提及，「杜威的講演現在並不需用，盡可以放着，不必急急的。」

魯迅熱心幫扶年輕人，對素未謀面的宮竹心，既寄去《歐洲文學史》和《域外小說集》，更親自為他剪報；但同時又囑咐，關於歸還「不拘多少時日」，「不必急急的」，多少也有客氣的成分。宮竹心的來函未見公布，恐已不存。由於這兩封信能提供的信息較少，魯迅又寫得比較客氣，因此，歷來不太為學界所關注。

但如果細究起來，宮竹心的來函，與魯迅的複信，均發生在一個有趣的時間點上。1921年7月，正是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及其家人結束在華長達兩年有餘的訪問，準備動身離開北京的時候。1921年7月10日，《東方雜誌》上刊載出胡適的文章《杜威先生與中國》，開頭便說：「杜威先生今天離開北京，起程歸國了……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從6月起，北大、北高師等杜威曾執教過的機構陸續為他舉辦了各式餞別活動，其中尤以6月30日，北大等五團體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為杜威夫婦舉行的告別宴為最盛，范源濂、梁啟超、胡適等人致辭，杜威答謝，與會者八十餘人。相關報道以《五團體公餞杜威席上之言論》為題，發表於1921年7月1日的《晨報》。同月，《教育雜誌》也做了一個《送杜威博士》專號。此時，作為一個年輕人的宮竹心，顯然是受到這一時代風潮的影響，對杜威產生了興趣。

魯迅在信中談及的「五大講演」，為《杜威五大講演》，由「伏廬」（孫伏園）編定，收錄杜威在華期間所進行的五場系列演講，另附杜威夫人演講一篇，由北京晨報社於1920年8月1日出版發行。據史料記載，在杜威離開中國前，這本書就已經重印了十次，可謂風靡一時。換言之，魯迅在寫這封信時，正值這本書最受歡迎之時，魯迅也對它有所留意。

更有趣的是，孫伏園編定《杜威五大講演》，已算是當時網羅杜威演講比較全面的集子了，魯迅不辭辛勞，將《教育公報》上杜威的演講拆出散葉，然後合編了一遍，並且頗有些自傲地說，「內容大約較《五大講演》更多。」魯迅當年寄給宮竹心的剪報原物似已不存，但基於以上信息，我們仍不妨嘗試還原一下魯迅大概可能拆出哪些篇章。

《教育公報》與《杜威五大講演》的對勘

《教育公報》由民國教育部編審處出版，「以公布教育法令，登載關於教育之文牘及事實，譯述學說，籍覘現時教育之狀況，策勵前途之進行為宗旨」，1914年6月出版第1冊，而後基本以較為穩定的頻率出版，至1927年停刊。魯迅自1912年至1926年間，共有14年時間都任職於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並曾擔任第一科科長，他自然比較容易得到整齊的《教育公報》。

杜威受胡適等門生之邀，於1919年4月抵達上海。為了傳播其師的教育學、哲學、政治學主張，胡適等人花費了不少心思，不僅安排杜威到各校授課，而且聯絡各類報刊雜誌連載杜威的學術講演，《教育公報》便是其中之一。

這裡全面列舉《教育公報》自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所刊杜威在華講演，並與1920年版《杜威五大講演》加以對照，以觀其異同。

表格中凡右半部分空白的，便是《教育公報》上見刊，但未被收錄進《杜威五大講演》的內容。很明顯，主要包括兩個部分：1、杜威剛剛抵華後的幾場演講；2、杜威1920年後在南京高師的授課講演以及歸國前在福建、北京兩地的講演。魯迅比《杜威五大講演》還多出來的剪報肯定出自這當中。而據筆者推測，宮竹心的來信既然在1921年7月，與《教育公報》第8卷6、7期的出版日期比較近，魯迅正好從自己新獲的《教育公報》上剪下這部分篇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要讓魯迅專門去找出兩年前，也即1919年的《教育公報》，可能性會相對低一些。

但無論如何，魯迅從《教育公報》上剪下相關內容，親手編訂，並且講出一句「內容大約較《五大講演》更多」，說明他至少也曾粗略地通覽過一遍《杜威五大講演》。很顯然，魯迅也受到時代風潮的影響，對杜威有所關注。

事實上，魯迅與杜威的交集遠不止於此。抵達中國時的杜威，正巧趕上了「五四運動」的浪潮，其教育理念所倡導的「民主化」、「科學化」，和「五四」的時代風潮高度吻合，因此受到廣泛歡迎；一年以後，杜威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授更為系統的學術性課程，課程名「教育哲學」，自1920年9月始，持續一個學年。杜威夫人也在同校講授「教授法」。事實上，就在同一個月份，魯迅以「教育部部員」的身份開始擔任北高師兼職講師，講授「小說史」。證以今天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里所保存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員一覽表》，可知杜威夫婦和周樹人乃是道道地地的北高師同事關係。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員一覽表》（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檔案號1-0087-0001）

如果再把時間往前追溯，杜威在抵京後不久，就分別於1919年6月8、10、12日，在教育部舉辦學術講演會，「到會聽講者約千人，會場座位極形擁擠」；1919年9月21日至次年2月22日，每周日上午，杜威也在教育部作題為「教育哲學」的系列報告。杜威的報告多在周末，主事者胡適顯然有為了擴大影響的考量在。但驗之《魯迅日記》，這時候的魯迅似乎更珍視自己作為公務員在周末休假的權利，對聽講興趣不大。不過，杜威在教育部連續演講，形成了巨大影響，身為教育部僉事的魯迅要說對此完全不知情，只怕不合情理。此外，這一時期也是魯迅和胡適因為《新青年》組稿及小說史研究而往來頻繁的一個時段，兩人聚餐的記錄也不在少數。胡適是杜威來華最核心的推動者，他在這段時期同魯迅談及杜威實在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更重要的一個線索是，杜威的演講多在《晨報》上刊印。這時候的孫伏園已經開始詳細筆錄、整編杜威的演講內容了；而也是在這一時期，據《魯迅日記》，有同鄉兼師生情誼的孫伏園常來魯迅處拜訪，可謂是這一時期與魯迅過從最密者之一。據孫伏園自述，「即使我後來到社會上做事，也仍然常到先生家裡走動問候，有時就在先生處吃飯談天。先生對於我們絲毫沒有架子，所以，我們總是把他看作自己的長輩。每逢這種閑談的時候，他就縱情暢談，上下古今，無所不涉。」當然，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孫伏園頻頻來訪，最大的成績就是催生出了1921年在《晨報副刊》上連載的《阿Q正傳》。但揆以常情，這個時候正忙着為「杜威熱」造勢的孫伏園，和「縱情暢談，上下古今，無所不涉」的魯迅，談起時下最熱門的杜威，完全在情理之中。魯迅手裡用來對勘的《杜威五大講演》也很有可能是編者孫伏園所贈。

概而言之，杜威來華激起的種種波瀾，無論是通過教育部的渠道，胡適的渠道，還是孫伏園的渠道，都非常容易傳導到魯迅這裡；而魯迅不僅知曉《教育公報》上杜威講演的連載，也熟悉《杜威五大講演》一書的篇目，魯迅絕不可能對杜威及其教育理論完全陌生。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理論底色

杜威在華的兩年間，魯迅並未在公開場合直接談及杜威，惟在時過境遷的1929年和1933年，講過兩次嘲諷的話，不過句句都指向胡適。一句「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嘲諷胡適過分倚重杜威；而一句「杜威教授有他的實驗主義，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義，從他們那裡零零碎碎販運一點回來的就變了中國的呵斥八極的學者」，則將這個意思表露得更加直白。《魯迅大辭典》基於此而認為「魯迅在批評和諷刺胡適時，常提到杜威」，是合乎實情的。三十年代已經是魯迅胡適交惡的時期，此時的魯迅似乎很難對杜威講什麼好話了。

不過，如果將眼光放回杜威抵華的1919年，魯迅和杜威還有一層更若隱若現的關係。當時，杜威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國人對教育議題的關心。這一時期，魯迅談及教育的文字也不為少，其中尤為知名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便是1919年11月北京《新青年》第6卷第6號的第一篇文章。這篇長文歷來被視為魯迅教育觀念的集中體現，但前人極少注意到，這篇文章的底色是高度「杜威」的。

首先，從一開篇，魯迅便明確表示，自己的論述以生物學作為前提，同時以進化論為基礎：「我現在心以為然的道理，極其簡單。便是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就是進化)。生物都這樣做，父親也就是這樣做……生命何以必需繼續呢？就是因為要發展，要進化。個體既然免不了死亡，進化又毫無止境，所以只能延續着，在這進化的路上走。」正是基於這種生物學的認識，魯迅論證了食慾與性慾都只是保存生命與延續生命的本能而已，個體的生命雖不免於死亡，但族群的進化卻沒有止境。

實際上，以生物學和進化論為基礎探討教育問題，正是杜威教育哲學的一大特色。在教育部演講的第一講里，杜威便說：「教育所以不可少的緣故，就是因為『生』與『死』兩件事。人類當生下來的時候，不能獨立，必須倚靠他人，所以有賴於教育；死去的時候，把生前的一切經驗和知識都丟了，後世子孫倘要再去從頭研究，豈非不太經濟，甚至文化或可因此斷絕，所以因為人類有死的一件事，也非有教育把他的經驗和知識傳之子孫不可。」

再次，堅持兒童本位。魯迅寫道：「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日本近來，覺悟的也很不少；對於兒童的設施，研究兒童的事業，都非常興盛了。」

魯迅所謂「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實則就本於杜威的「兒童中心說」。杜威也在演講中強調，過去的教育「不管兒童的本能經驗如何，社會的需要如何，只要成人認為一種好的知識經驗，便練成一塊，硬把他裝入兒童心裏面去。現在曉得這種辦法是不對了。其改革的方法，只是把教育的中心搬一個家：從學科上面搬到兒童上面。依照兒童長進的程序，使他能逐漸發展他的本能，直到他能自己教育自己為止。」在西方教育史上，杜威多被理解為「兒童中心說」的核心代表。他反對只注重知識傳授，卻無視兒童心理特徵的做法，要求將一切教學活動都基於兒童心理特徵進行重組，這一轉變影響深遠，甚至被形容為「哥白尼式的變革」。

正是因為兒童有自己特殊的心理世界，杜威才非常看重「遊戲」在培養兒童精神世界方面的價值。《教育公報》曾以連載形式編譯杜威《未來之學校》一書，1920年第2期登載了《第五章：遊戲》，其中談道：「遊戲與競技，為兒童本能上自發之活動。」1925年，魯迅另寫有一篇《風箏》，其中提綱挈領的一句「我不幸偶而看到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才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恐怕就和杜威有很深的關聯。

再次，不以未來犧牲當下。魯迅在文章中說：「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這句話可謂是最確鑿的證據，證明魯迅對杜威理論是了解的，因為關於「教育預備說」的爭論，在西方教育史上和杜威有着直接關聯。

英國教育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針對當時英國古典主義教育崇尚虛文、華而不實的問題，提出教育要為孩子的未來生活做準備，培養出孩子將來生活所必備的各項技能。這一「教育預備說」在當時有其進步意義，但杜威卻深刻地意識到，隨着現代社會的高速變遷，已經很難有人能夠確切預知未來社會中所謂必備的技能到底是什麼了。與其為一個渺茫的未來社會做準備，不如真正關注孩子的當下，通過切實的經驗活動，培養學生能力，以應對可能的變化。此外，教育首先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孩子，「兒童對於現在的生活，興趣正濃正厚，而教育者偏要用這種預懸將來目的的教育方法，實在是一件最不合自然最反乎常理的事」。

杜威在《教育哲學》講稿的第七章也專門談及這個問題：「學校的最大壞處，就是先為學生應一個很遠的目的，以為現在所學，都為預備將來入社會之用，現在雖與生活沒有關係，將來總有一天得用的。於是所學與所用，完全不能聯貫。」這種觀念害處有三：耽誤學生的光陰；減少學生對於現在生活的趣味，不注意於現在而希望將來；使我們評判兒童的成績，沒有自然的標準。杜威也明確告訴中國聽眾，這一預備說，源自斯賓塞爾，當初「可以算教育界一大進步」，但目下已經遭到猛烈批評。杜威本人便是「教育預備說」最核心的批評者，因此魯迅這一句「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只能是指向杜威的。

不久之後的1923年，魯迅演講《娜拉走後怎樣》，也反覆和學生強調，「萬不可做將來的夢」，並引阿爾志跋綏夫的話「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這和杜威批評斯賓塞一派「不注意於現在而希望將來」乃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後，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文章後半段對一些打着實用主義旗號的人進行了批判：「此外還有一種，是傳授些周旋方法，教他們順應社會。這與數年前講『實用主義』的人，因為市上有假洋錢，便要在學校里遍教學生看洋錢的法子之類，同一錯誤。社會雖然不能不偶然順應，但決不是正當辦法。因為社會不良，惡現象便很多，勢不能一一順應；倘都順應了，又違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進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會。」

魯迅在這裡實際上並非批評杜威的實用主義，而是批評一些「數年前講『實用主義』的人」，其核心所指乃是黃炎培。早在1913年，黃炎培就撰文《學校教育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榷》，呼籲「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備人生處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絕此社會也，則亦教之育之，俾處家庭間社會間於己具有自立之能力，於人能為適宜之應付而已。」基於此，有必要在小學各科開展「以實用為目的」的改良，其中如「算數科」，就應當「演算命題，多用實事或實物。習諸等，必備各種度量衡器，使實驗之。關於土地面積，則令實地量度，兼授珠算、簿記（並宜略授各種新式簿記），示以鈔票、錢票式樣及各國貨幣，並驗幣法。（或疑此類於商業學校，非普通學校。然試以驗幣一事論，孰不用銀幣，而真贗錯出，隨處售欺，則雖認驗幣為普通必要之技能可也。）」魯迅所謂「看洋錢的法子」，正是黃炎培所倡導的「驗幣法」。

黃炎培自1912年12月被委任為江蘇省教育司長，至1914年2月辭職，對江蘇一省的教育改革影響甚大。1913年該文發表以後，黃炎培將此文分送各校，江蘇省內所謂「實用主義」的教育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刊文《我校之施行實用主義》；江蘇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校教員范善撰文《實用主義實施法》，紛紛予以回應，竭力將教育司長的意志貫徹下去，由此才有了課堂上老師要教學生怎麼識別偽幣的場景。孫福熙日後回憶：「當江蘇有些地方推行『實用主義』教育的時候，先生是不贊成的。尤其使先生覺得可笑的，是教課中有『看假洋錢』一課，來辨認銀元的真假。這真是捨本逐末。」

杜威1919年才到訪中國，魯迅撰寫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也是在1919年，因此魯迅所謂「數年前講『實用主義』的人」，不可能指向杜威、胡適這個群體；而孫福熙的回憶將地域限定在江蘇一省，那麼，魯迅此語只可能是針對1913-14年間的黃炎培而發的。

黃炎培所謂「實用主義」教育，主要根植於他本人的職業教育立場，其中不無可取之處，但已偏離於杜威原義甚遠。在魯迅看來，在學校里教學生看洋錢的法子，無疑是一種向社會惡現象退讓的行為，無助於社會改良。而杜威教育哲學應當堅持的立場是：「社會的改良，全賴學校。因為學校是造成新社會的、去掉舊弊向新的方向發展的、且含有不曾發現的能力預備兒童替社會做事的一大工具。」魯迅實際上也是在暗諷，黃炎培儘管大講「實用主義」，但對杜威的原義卻不甚了了。1922年，魯迅發表《估<學衡>》一文，嘲諷學衡派「諸公雖然張皇國學，筆下卻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實則出於類似的筆法。

筆者無意於表示，魯迅的教育觀是對杜威的照搬。例如，魯迅引入生物學的問題，主要是為了突破「孝道」這一對中國人而言非常特殊的道德藩籬，這便是杜威很少觸及的。但無可否認的是，《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這篇長文背後有非常明顯的杜威的影子。郜元寶曾敏銳地注意到，包括這篇文章在內，凡是被魯迅收錄進《墳》這一集子中的文章，均有很突出的「論文」性質。那麼不妨說，杜威的著述就是魯迅撰寫這篇長文時最核心的參考文獻。

若即，也若離

接下來值得更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在於，既然魯迅已經非常熟悉杜威的教育理論，甚至能夠基於此而批評黃炎培對杜威的誤讀，那麼，魯迅何以還是和杜威保持了相當的距離，並且在日後的行文論事中，幾乎沒有表現出對杜威太大的興趣呢？

這一問題恐怕首先和彼時魯迅的心境有莫大的關係。自1919年起，杜威就是中國輿論界的寵兒。他游遍中國十一個省份，大小演講合計不下兩百場，講義以各種名義在各大報刊上連載，有弟子的前後張羅，所到之處都能得到地方最高官員的款待。對於長年在紹興會館抄着古碑，也和留美歸國一派不算太親近的魯迅而言，實在沒有很大的必要去湊這個熱鬧。前些年，吳真的一項研究表明，魯迅在仙台學醫時，曾受教於一位敷波重次郎先生。但相較於這位春風得意的名教授，反倒是人生不那麼順遂的藤野嚴九郎先生，才讓魯迅心生了一種「弱者的共感」。親近弱者，而不願意攀附強者，是魯迅一個非常明顯的性格特徵。因此，他在當時並不願意借重杜威的名頭。魯迅日後對胡適的嘲諷，其着眼點也在於此。

但其中更深層的原因，恐怕還是和魯迅對中國社會改造問題的思考有關係。如趙康所言，杜威不通中文，他展現給中國的理論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譯介者胡適呈現出來的，而在胡適這裡，杜威的理論主要被詮釋為一種實驗主義的「方法」。用胡適的話來講，「他（杜威）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這種方法一是注重歷史，一是注重實驗，而「特別主張的應用是有限的，方法的應用是無窮的。杜威先生雖去了，他的方法將來一定會得更多的信徒。」杜威當然也懷抱着一種社會必將進步的信念，但這一信念經過胡適的放大，卻變為了一種近乎單純的樂觀，彷彿中國任何社會問題只要經過實驗主義的三板斧，都能迎刃而解。杜威來華，正值「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胡適懷抱着一種非常單純的樂觀心態；而杜威離華時，正是他的著作在中國最受推崇時，胡適所遙想的更是一派光明美好的景象。

而在魯迅看來，事情恐怕沒有這麼簡單。如劉勇所指出的那樣，魯迅不是「新青年」，「當更多青年知識分子高舉啟蒙、思想與文學的大旗，重演着魯迅早年間的理想時，魯迅顯然已經進入一個更加成熟的階段」，魯迅固然理解啟蒙與社會改良的價值，但他更能意識到，啟蒙是一項未竟的工程，社會改良更是一項有待於長期建設的工程，豈能是因為一個杜威的到來，一種實驗主義方法的傳入就萬事大吉的呢？相較於胡適，魯迅顯然沒有那麼明朗而又樂觀的心態。不過在這一時期，魯迅仍是引胡適等人為同道的，並且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出於這一因素，魯迅一方面積極地閱讀和吸收杜威，但另一方面卻又和經過胡適之筆譯介過來的杜威保持了相當距離。

餘論

魯迅一生吸收了不計其數的外國思想與文學營養，其中比較顯著的，如尼采、果戈里、廚川白村等，因魯迅本人談得較多，可供對比研究的素材也多，歷來受到的關注偏多。魯迅對杜威的吸收，則屬於相對隱而不彰的那一部分。魯迅因為「杜威熱」這一時代風潮，積極吸納了其教育理念，但從總體來說，卻和杜威的理論保持了相當的距離。相較於所謂「影響與接受」的關係，這種「接受影響同時又保持拒斥」的姿態似乎更能反映出魯迅精神世界中的某些特質。

（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