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宮玉河
因着女兒在北京郵電大學讀研,後又在北京就業的緣故,加上每年進京工作半個多月的機會,這十多年來,我特別留意對北京這個城市的探秘。除了對現有的城市建築、園林、王府、湖泊、皇陵、博物館等的參觀和了解外,最大的興趣點是北京歷史的研究。
幾乎每次進京,我都要到王府井新華書店逛逛,也買了不少介紹北京的書,但這些書基本都是從歷史沿革的角度介紹北京的。看了後,仍然有疑惑,那就是為什麼北京建在這個地方究竟是什麼原因,有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呢?
突然有一天,一本《北平歷史地理》的書映入眼帘,從書的名字看,又有歷史,又有地理,以前,我們的印象里,歷史是歷史,地理是地理,哪有把二者放在一起的呢?
當讀過這本書後,我感覺出自己真是太孤陋寡聞了!
原來,歷史地理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
中國的歷史地理學,從古代的《禹貢》、《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早期著作算起,具有悠久的歷史。1923年張其昀在《史地學報》上發表《歷史地理學》,從此歷史地理學在中國成為專門的現代學科。由於中國文明的延續度和歷史文獻的完整性等。曾留學英國的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設》1950年第11期上發表了《〈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國內對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以及後來發表的《關於歷史地理學的若干問題》(載1961年12月14日《文匯報》)和《歷史地理學芻議》(載《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2年第1期)諸文中,侯仁之教授最早闡明了歷史地理學與沿革地理學之間的本質區別,指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由於人的活動和影響而產生的。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環境,而且還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
「『沿革地理』僅是歷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終的目的。還有若干歷史地理的專題研究,並不藉助沿革地理的知識而依然順利進行」(《歷史地理學芻議》)。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論文,系統闡述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和現實意義,儘管在當時學術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觀點已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這種認識上的飛躍,將中國歷史地理學帶進了現代發展階段。
正因如此,當代的中國歷史地理學不僅早已擺脫了作為歷史學附庸而長期存在的尷尬局面,而且學者如林,成果迭出,已蔚然成為當世的一門顯學。
另一個收穫就是,得悉侯仁之教授原籍恩縣(1956年撤銷,大部歸平原縣,保留有恩城鎮),還是我的老鄉,由此促使我對侯仁之教授本人有關情況的了解,為有這樣一位原籍平原縣的名士俊傑而自豪!
讓我們看一看侯教授的生平。
侯仁之(1911年12月06日—2013年10月22日),男,生於河北省棗強縣,籍貫山東恩縣(現山東德州平原縣恩城鎮),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學教授。
1936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49年獲英國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2013年10月22日於北京逝世。
1911年 12月6日,生於河北省棗強縣。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德州博文中學(現德州二中)度過中學最後一年。
1932年 —1936年,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並獲得獎學金入學,本科四年學習期間,先後在學貫中西的洪業(煨蓮)教授極為嚴格的治學方法訓練下,以及在積極開拓中國沿革地理廣闊領域的顧頡剛教授的啟發下,開始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
1936年夏,侯仁之大學畢業後留在燕京大學作研究生,兼任顧頡剛教授的助教。
1937年,應新兼任歷史系主任顧頡剛之命,留校為研究生兼助教;因「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相繼淪陷,顧頡剛被迫離校南下,就轉為煨蓮的研究生。這時的學術思想已向歷史時期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發展。
1938年,洪業教授把侯仁之叫到自己的書房裡,開口一句話就說:「擇校不如投師,投師要投名師。」
1940年,侯仁之在北平燕京大學為了教學實習的需要,編寫並出版了《故都勝跡輯略》一書。
1940年,侯仁之在洪業教授的指導下獲得了碩士學位。
1941年 12月,美太平洋大戰爆發,燕京大學遭到日寇查封,這時在燕大任教併兼任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因此遭日寇憲兵逮捕,因「以心傳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日寇軍事法庭判處徒刑一年,緩刑三年,取保開釋,直到抗日戰爭勝利。
1946年夏,前往利物浦大學地理系學習,並獲得博士學位。有幸的是新任地理系主任H.C.Darby(達比或德貝)教授,正是當代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的理論和方法指導下,才得以進入北京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領域。因為人類生活的地理環境處在經常不斷的變化之中,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為歷史地理。中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疆域變遷和行政沿革史的研究,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將具有廣闊的前途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1949年,正值新中國開國大典,回到國內,在燕京大學任教,開設「中國歷史地理」,並撰寫了「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發表在《新建設》雜誌上。這期間,又應梁思成教授之約,到清華大學營建系兼課,講授「市鎮地理基礎」,兼任北京都市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篇研究論文是「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
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合併,合併後的北京大學遷到燕園,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兼地質地理系主任。教學行政工作和社會兼職與日俱增,從《地理學報》編委會主任、中國地理學會副理事長,一直到北京市人民代表、中國政協委員等等。
1957年 夏,由中央教育部派遣,出席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學主持召開的「今日的大學」國際討論會。
1960年 —1964年,連年帶領北大歷史地理研究組,深入沙區考察中國歷史時期沙漠地區自然環境的變化,探索歷史地理的新方向。
1980年 —1996年,文革以後,十次出國,主要是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和文化交流。擔任過客座教授、住校訪問學者、國際地理學會學術思想史專業委員會成員。主要在美國、加拿大、西班牙、荷蘭等國,介紹中國地理學史的專題研究和中國古代地理學家的卓越成就;做過關於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和城市規劃以及中國西北沙區歷史地理考察的學術講演等等。
1984年 4月,以中國政協委員的名義提案,首次建議將北京周口店中國猿人遺址、八達嶺萬里長城和故宮博物院,作為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列入保護公約,三位委員聯合簽名,終於得到了政府的批准。1987年,列入該項保護公約的遺產已經大大地增加了。
1996年 5月,出席美國克萊門特,麥基納學院的國際討論會,演講題目「燕京大學的經驗與中國高等教育」,這是他走上學術研究道路之門。同時還兼任過燕京研究院院長,還經常不斷地獻身科普讀物的寫作。
1997年,獲得何梁何利科學與進步獎。
中國「申遺」第一人。
1980年,在一次與美國同行的交流中,他獲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的情況。回國後,他立即為我國加入這個公約而多方奔走。1987年,故宮、長城、周口店北京人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一批成功入選的世界遺產。侯仁之也因此成為中國「申遺」第一人。
情系北京。
從1932年秋進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到今天,北京已成了侯仁之真正的故鄉。對於北京的感情,侯仁之自稱「知之愈深,愛之彌堅」。正是在他的積極努力下,長期保護不善的盧溝橋才有了今天的模樣。
在北京城市發展中,他大聲疾呼:首要問題是水源的開發。他珍愛老北京風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剎海、匯通祠、鐘樓、鼓樓、後門橋一帶,對這一地區的改造深切關注。正是在他的倡議下,乾枯的蓮花池得以碧波蕩漾,廢舊的後門橋今日清水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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