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學問為立國之本，志業中華情－《陳時》連載

裴高才在二程講堂《中華大學校長陳時》首發式上介紹陳時「學問立國」情

留學日本期間，陳映寰（即陳時）回想起自己在黃陂望魯書院及學堂接受的書院與新式教育，以及張之洞在湖廣推行的新學，他特地用心考察了日本實行明治維新後的教育振興實況。尤其對慶應大學這所日本著名私立大學創始人福澤諭吉的辦學理念，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所謂「私立學校」，系指獨立於政府之外，具有法人資格的社會團體及個人，創設符合國家法律並實施學歷或非學歷教學的民間學校。類似於今天的民辦學校，包括民辦高校與中小學等。

華中師大與黃陂專家齊聚二程書院首發《陳時》_20220513

其實，陳映寰早在望魯學堂（其前身為二程書院）讀書時就知道，中國的私學在春秋時期即已產生。其中，以孔夫子在曲阜所設之學舍，以詩、書、禮、樂教授弟子，為古代早期私學的代表。自此，「學在官府」逐漸變為「學在四夷」。曾對我國古代教育產生極大影響的塾學和書院早期，亦屬私學。只是到了清雍正時期，由於朝廷干預才逐漸步入官學化之路。直至1905年清末新政之後，科舉廢除，近代學制確立，私立學校開始勃興，各類辦學模式相繼湧現。不過，那些學校大都屬於初等學校。

日本慶應大學一角

日本的慶應大學，亦稱慶應義塾大學，簡稱「慶大」，是日本久負盛名的世界著名研究型綜合大學，素有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私立綜合性高等教育機構，其主校區位於日本東京都中心，毗鄰東京塔。「慶應」的前身是創立於1858年的「蘭學塾」，比依照現代學製成立的日本第一的東京大學還早，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在福澤諭吉的指導和影響下慶應不斷發展，在東京及近郊的五所校園裡擁有九個本科生院系和十一個研究生院，另外還有八所實行初高中一貫制教育的學校(包括在國外開辦的學校在內)。至今，該校仍在日本社會各個領域中均發揮着先驅領導作用。

陳時撰、李發駒題中華大學校訓

校訓是一個學校的靈魂。陳映寰經過對慶應大學進行認真考察，覺得福澤諭吉提出的「獨立自尊」校訓意義深遠。「校訓」一詞本是中國由日本引進的舶來詞，中國最早對「校訓」概念進行解釋的是中華書局1930年出版的《中華百科辭典》，它對「校訓」的解釋是：「學校為訓育之便利，選若干德育條目製成匾額，懸見於校中公見之地，……目的在於使個人隨時注意而實踐之。」

陳時肖像

陳映寰認為，慶應大學的校訓體現了該校的辦學傳統，代表着校園文化和教育理念，是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練，是其歷史和文化的積澱。這所老牌學校的校訓，為他打開該校歷史文化之門提供了一把金鑰匙，為他眺望其精神家園打開了一扇窗戶。他暗暗告誡自己，如果自己日後創辦大學，一定要借鑒其校訓。

華中師大校董周建明贈《中華大學校長陳時》（裴高才、陳齊著）與《陳時與中華大學》（陳家益編著）

「獨立自尊」的校訓，深刻體現了慶應大學的創立者福澤諭吉的強國理念。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新文化、新思想的先驅。當時的日本由於閉關鎖國，同中國一樣也遭到列強的侵略，日本的覺醒者也同中國的洋務運動者一樣，開始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但是與強調「中學為本，西學為用」、抱殘守缺、妄自尊大的中國洋務派不同，福澤諭吉告誡日本社會，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必須徹底學習其文明的核心，即自由、平等、獨立等內涵，而不僅僅是引進科學技術和社會體制，通過教育來改造專制壓迫下日本國民的奴隸般的精神形態，把日本人由順從的「臣民」改造培養為「獨立自尊」的公民，這是建立現代文明國家、社會永續進步的基礎。

中華大學校友艾毓英為母校六十一屆畢業生題「道承宣尼」

與此同時，陳映寰在學習之餘常常通過書信向父親暢談自己留學的感同身受，認為中國應該創辦類似慶應大學的私立大學。身為教育家的陳宣愷對兒子傾心向學與調查研究，常常回信給予激勵與鞭策。

有比較才有鑒別。在獲得慶應大學肄業之後，陳映寰又進入日本中央大學與早稻田大學，邊學習、邊考察。他尤其十分景仰早稻田大學（初為東京專門學校）大隈重信，這位日本學貫東西的著名教育家，於日本明治維新前後傳播西歐文明的先驅。

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

早稻田大學，簡稱「早大」，是一所位於日本東京都新宿區的世界著名研究型綜合大學 。1882年，伴隨着「學問要獨立」的宣言聲，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創立了早稻田大學。開始稱它為「早稻田學校」，1902年9月2日獲准改製為「早稻田大學」。院系設置上設有大學本科和研究生院。另有高等學院、專門學校、實業學校、高中和初中等附屬學校。

在福澤諭吉、大隈重信的影響下，陳映寰懷着濃厚的興趣，將貧弱的中國與強盛的日本進行比較，認識到日本的強盛是日本明治維新重視教育的結果，從而接受了日本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人才是國家的財富，教育是治國的根本」的觀點。他認為，一個文盲成堆的國家，是可不能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更加堅定了他回國創辦學校，以教育振興中華的信心。

留日學生參加同盟會後與孫中山、黃興等合影1905

一次，孫中山告誡陳映寰：「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學問為立國之本，東西各國之文明皆由學問講來。」陳映寰深受孫中山「學問與革命」的思想啟發，認為只有通過創辦大學才能教育、培養出具有高深學問的革命與建設人才，所以教育興國與辛亥革命是相輔相成的。他越來越堅信，為國育才就是自己奮鬥的目標。他這樣寫道：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得寫上『中華大學』的名字！

親歷武昌起義的陳時任職的湖北軍政府

陳宣愷、陳映寰父子通過頻繁書信往返，以及寒暑假面對面的交流，促成陳宣愷二度出山，於1910年在武昌府后街創辦了一所新式學堂——中華學堂，寓意「振興中華」。聘請吳德壎、祝維祺諸位名師講學其間。學堂的體制是仿效日本慶應大學的義塾而建。那麼，陳映寰創辦大學的願望能否實現呢？將看下一節……

中華大學初期中華學校的門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