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今生鄱陽湖：鄱陽南湖的形成

（一）唐、五代時期
在唐開元年間，張九齡曾從東都洛陽南下赴洪州就任。張九齡從東都至江寧的路線與後來的李翱一樣，都是經漕道南下。但是，至江寧後，張九齡並沒有從常州、蘇州、杭州轉衢州這條路線進入江西，而是直接溯長江而上，經宣州當塗至江州，入彭蠡湖經廬山至洪州。 在路途中，張九齡留下了「湖口望廬山瀑布水」、「彭蠡湖上」、「入廬山仰望瀑布水」、「出為豫章郡途次廬山東岩下」及「自彭蠡湖初入江」等詩句。 從「自彭蠡湖初入江」推斷，張九齡應該是在遊覽廬山之後沿着贛江水道至洪州。由此看來，唐前期彭蠡湖與洪州之間依然還是江河水道景觀，鄡陽平原的北部尚未淪陷為湖泊。除了張九齡之外，王勃、李白、孟浩然、白居易等都曾遊歷過江州、彭蠡湖、廬山、洪州一帶，但在他們的諸多詩文中對鄡陽平原的水文變化均無任何的記錄。如鄡陽平原已經湖泊化，這些曾經親自遊歷過江西北部的文人墨客，應該要比一些地理志書的編撰者更能直接感受到這種地理變化。
我國現存最早又較完整的地方總志，是唐朝地理名著《元和郡縣圖志》，寫成於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 更早的則有初唐李泰《括地誌》，但內容簡略。《括地誌》江州條下載「彭蠡湖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而在饒州條下並無「彭蠡湖」之記載。 雖然《元和郡縣圖志》在《括地誌》基礎上擴充了內容，但依然只在江州都昌縣下載有「彭蠡湖，在西六十里。與潯陽縣分湖為界。」洪州、饒州條下並無記載。 杜佑亦有記，「宋武帝大破盧循於左里，即彭蠡湖口也」。 值得注意的是，李吉甫、杜佑兩人都曾做過饒州刺史，但卻在他們編纂的史籍中對彭蠡湖水體的擴張現象隻字未提，給人的印象是唐代中期的「彭蠡湖」依然只位於今天鄱陽北湖的狹長地帶，並未跨過松門山一線向東南方向擴展。
元和四年（809），李翱經浙江衢州過江西玉山至信州，「丙申，上干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 此時，李翱是渡「擔石湖」至洪州，還尚未見「鄱陽湖」的出現，且從「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判斷，經由的航道主要是河流而不是湖泊。這條航道很可能是贛江過洪州後分出的支流，東北會余干水經擔石湖向北會鄱江水。據杜佑《通典》記載：「鄱陽郡……西至章郡擔石湖，中流為界，一百七十里」。 另據「章郡……東北到鄱陽郡四百四十里」 判斷，可知「一百七十里」是鄱陽郡至擔石湖，而不是至章郡的距離，斷句應在「西至章郡擔石湖」與「中流為界」之間，擔石湖在豫章郡轄內。李翱與杜佑都注意到，在唐代中期鄡陽平原的南部一帶，余干水之下游已經形成「擔石湖」水體，成為洪州與饒州的界湖。但是，對於「擔石湖」的範圍，李翱和杜佑都沒有給出更多的信息。該水體的東界很可能在豫章郡與鄱陽郡交界處，且尚未進入鄱陽郡轄區內。
不過，《太平寰宇記》洪州項下載有：「擔石湖，在州東北，水路屈曲二百六十里，其湖水中有兩石山有孔，如人穿擔狀。古老雲壯士擔此二石置湖中，因以為名。」 據此，「擔石湖」名稱的由來是因為湖中有兩座石山聳立，似有力大之人擔此兩石置於湖中。近些年，本書作者曾多次在余干縣瑞洪、康山一帶進行實地考察，符合「擔石」景象的只有康山西北方向的南磯山。南磯山，現隸屬於新建縣南磯鄉，由南山和磯山兩山組成，在豐水季兩山之間的通道被水淹沒，形成兩山中間有一孔的景象。由此推斷，唐中葉南磯山應該已在擔石湖中，此湖的北界起碼已越過南磯山。此外，在《太平寰宇記》余干縣下載有：「鄔子港，在縣西北二十里，余干江水之一支，水口即為擔石湖也。」 這說明「擔石湖」的南界大致位於余干江水口的鄔子港。至此，我們大致可以確定「擔石湖」的範圍南已抵達現余干縣瑞洪附近區域，北界則越過了現新建縣南磯山，東界在豫章郡與鄱陽郡的交界處。

太平寰宇記
至遲在唐中葉，「擔石湖」已經是一個橫陳在洪州與饒州之間的較大水體，並且成為當時人們往來東西南北的水路交通要道。 關於擔石湖的記載，不僅有前文提及的李翱《來南錄》，還有唐代劉長卿「夕次檐（擔）石湖，夢洛陽親故」和竇叔向「過擔石湖」的著名詩句，前者曾用「天涯望不盡」與「萬里雲海空」來形容該水體的浩淼，而後者則有「日銜高浪出，天入四空無」之句。 但是，實地去過鄱陽湖的人都應該知道，在豐水期只要孤舟進入一個小湖汊，就可以感受到湖水的浩淼無涯，加上四周都是平原，更顯湖面的廣闊。所以，我們還不能據此就把「擔石湖」視為一個與現今鄱陽湖相似的大型湖泊。
在唐末和五代時人的詩文中，首次出現了「鄱陽湖」之名。此名稱隨後得以沿用，成為人們對該水體的主要稱呼。現將唐末和五代時期兩首以「鄱陽湖」為題的詩列舉如下：
（唐）釋貫休：春過鄱陽湖
百慮片帆下，風波極目看。吳山兼鳥沒，楚色入衣寒。
過此愁人處，始知行路難。夕陽沙島上，回首一長嘆。

春過鄱陽湖
釋貫休生於唐大和六年（832），卒於梁乾化二年（912），是晚唐、五代初著名的詩僧、畫家和書法家。 唐大中十一年（857），他從浙江的處州西行，初次進入江西境內，在洪州的開元寺修行了三年，而後多次往返於浙江故鄉和江西的西山、廬山、鄱陽等地。 上引的這首詩是釋貫休在唐咸通十一年（870）再游江西時，從池州的九華途徑鄱陽赴洪州的途中所作。 其中「吳山兼鳥沒，楚色入衣寒」之句，「吳山」指浙江故鄉，「楚色」則指江西，描述的是他乘船從東向西過鄱陽湖的景象。因為豫章郡素有「楚頭吳尾」之稱，東為吳越之地，西為楚地。由於連續在這一地區活動了多年，釋貫休對當時的江西北部地區是熟悉的。唐中和元年（881）秋，貫休避亂再入廬山，途徑鄱陽時有詩一首《鄱陽道中作》，其中有「湖平帆盡落，天淡月初圓」之句，再次描寫了湖面遼闊的情景。
（五代）韋莊：泛鄱陽湖
四顧無邊鳥不飛，大波驚膈楚山微。紛紛雨外靈均過，瑟瑟雲中帝子歸。
迸鯉似梭投遠浪，小舟如葉傍斜暉。鴟夷去後何人到，愛者雖多見者稀。
這首詩作於唐景福元年（892）秋八月。 在891年，韋莊離開浙江，前往江西、湖南遊歷，之後入京應舉。其中「大波驚隔楚山微」和「小舟如葉傍斜暉」之句，意指由於大湖的浩淼，使得西邊的群山和行船都顯得渺小。在同一時間的另外一首詩中，韋莊有「鳥棲彭蠡樹，月上建昌船」 之句，卻依然使用了「彭蠡」一詞。這既可以理解為「鄱陽湖」和「彭蠡湖」存在區分，並不指稱同一處水體，也可以視為「彭蠡湖」與「鄱陽湖」已經通用。貫休和韋莊都用了「鄱陽湖」做標題，如果標題確非後來刊刻者所加的話，這就意味着至遲在唐末，「鄱陽湖」之名已經形成，並在當時的詩人中得到認同和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與貫休一樣，韋莊也是從浙江到洪州，途徑鄱陽湖。在傳統時期，浙江衢州、婺州通往江西洪州的便捷之道，是從浙西過玉山到上饒，然後順着河道至弋陽、余干或鄱陽，這是一段可以確定的路程。至於到達余干、鄱陽之後如何前往洪州？上文貫休、韋莊都提到泛舟過鄱陽湖赴洪州或廬山的情景，但卻沒有提及具體的路線。結合前文李翱南下嶺南時走的路線，貫休、韋莊所經過的「鄱陽湖」應該就是李翱、劉長卿與竇叔向等人所稱的「擔石湖」。不過，至唐代末期的詩詞中，曾經在唐中葉史籍中頻繁被路過江西的詩人提及的「擔石湖」已經逐漸被「鄱陽湖」所替代。由此推測，至唐末五代時，北部的彭蠡湖水體可能已經越過松門山一帶，向東南鄡陽平原擴張，並與南部的「擔石湖」相接。
（二）兩宋時期
在本文的開篇，筆者即已指出金陵書局《太平寰宇記》兩條關鍵史料的版本問題，以致以往關於鄱陽南湖形成時間的結論有重新討論的必要。雖然《太平寰宇記》存在明清時人「竄入」的「偽文」，但參照宋版《太平寰宇記》，裏面尚有若干條記載可資討論。
其一，在饒州鄱陽縣下，載有「鄱江水。自當縣、浮梁、樂平、余乾等三縣合為鄱江，經郡城南，東過都昌縣，入彭蠡湖。」 這表明，北宋初期「彭蠡湖」尚未擴展到鄱陽縣城附近，不然鄱江之水就不必過都昌縣入彭蠡湖，而是直接過縣城不遠就可入湖；其二，在洪州南昌縣下，載「松門山，在縣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其山多松，遂以為名。北臨大江及彭蠡湖。」 由此可知，彭蠡湖尚在松門山之北；其三，在南康軍下，載有「東南渡江至鬆口，三十里入都昌縣界。」 鬆口即松門山彭蠡口，從南康星子縣城到都昌縣要先渡過贛江到松門山，但是松門山到都昌界三十里卻未註明是水路，都昌縣下亦未載縣東南有湖，從而可判斷彭蠡湖尚未越過松門山南擴。由此可知，樂史雖是江西宜黃人，但卻並未注意到彭蠡湖水體向東南鄡陽平原大規模擴張的變化，也隻字未提「鄱陽湖」水體的出現。
僅從《太平寰宇記》看，北宋初期彭蠡湖的位置並未向東南方的鄡陽平原擴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夏秋豐水季節，彭蠡湖之水會沿着各江道向上游漫漲，從而在鄡陽平原阻遏江水形成許多局部湖泊。如在饒州余干縣下載：「鄔子港，在縣西北二十里。余干江水之一支，水口即為擔石湖也。」 余干江水受彭蠡湖水體上漲的影響，在余干江水口形成了擔石湖。另外，在洪州南昌縣下載東湖，「水通章江，增減與江水同」 ，表明南昌縣城附近的東湖，儘管距離遙遠，但依然會受到彭蠡湖水漲的影響而出現水位變化。這些記載顯示，北宋初期，彭蠡湖主體雖未向東南方的鄡陽平原入侵，但彭蠡湖水體已經出現了季節性的向河流上游漫漲的事實，甚至由於下游水體的阻遏，河流上游區域已經開始形成局部水體。
北宋所修地理總志，除《太平寰宇記》外，還有《元豐九域志》和《輿地廣記》，所載政區前者為北宋中期元豐之制，後者為北宋末期政和之制。 在《元豐九域志》江州德化縣下，僅載有「彭蠡湖」三字，而在饒州、洪州下未見任何記載。 同樣，在《輿地廣記》中，只在江州德化縣、彭澤縣和南康軍星子縣下載有「彭蠡湖」，而饒州、洪州下未見記載。 以上信息顯示，直到北宋末期，地理志書中沒有出現「鄱陽湖」之記載，也沒有發現「彭蠡湖」的範圍擴展到饒州、洪州境內的任何記載，「彭蠡湖」只在江州德化縣境內有載。這說明，在北宋時期，幾乎沒有地理志書注意到鄡陽平原的地理變遷，彭蠡湖的範圍也未見有明顯的變動。彭蠡湖水體順着江道在逐漸向上游入侵鄡陽平原，從而形成沿江兩岸水面季節性漲落，在低洼地區已經形成面積不等的湖面，但今天鄱陽湖的大體範圍尚未形成。
儘管北宋時期的各類地理志書對「鄱陽湖」完全忽視，沒有任何的記載。但是，在當時文人的詩詞中，仍有多處提及「鄱陽湖」。南唐至北宋初期的徐鉉，分別在「移饒州別周使君」 和「送表侄達師歸鄱陽」 兩首詩中都提到了「鄱陽湖」。此外，北宋名臣趙抃也分別在「經鄱陽湖」 和「過鄱陽湖先寄洪守唐介待制」 兩首詩中提及「鄱陽湖」。這些詩文都是徐鉉和趙抃在旅行途中路過鄱陽湖而作，相對於那些坐在書房依靠史籍編寫地理志書的人而言，他們無疑更能切身感受到鄡陽平原的水文地理變化。這也提醒研究者注意，歷代的地理志書並不能及時反映自然地理的變遷過程，而是具有明顯的滯後性。此外，北宋初期晏殊在《晏元獻公類要》提到：「鄱陽湖，在（都昌縣）南至二十里，源出饒州」。 實際上，北宋初期，北部彭蠡湖水體已經越過了松門山一線，擴張至都昌縣的南部。然而，北宋地理志書對「鄱陽湖」水體的忽視，可能側面反映了該水體尚處於由小變大的過程中，眾多原先散落在鄡陽平原的陂湖、河流逐漸與彭蠡湖、「擔石湖」這樣較大的水體連成一片。
南宋時期有兩本重要的地理志書，即《輿地紀勝》和《方輿勝覽》。前者成書於南宋嘉定、寶慶間，後者成書於宋理宗嘉熙年間，約晚於前者十幾年。上文已提到，關於「鄱陽湖」這個地名，最早的記載就出現在《輿地紀勝》中。在饒州鄱陽縣下載：「鄱陽湖，湖中有鄱陽山，故名。其湖綿亘數百里，亦名彭蠡湖。」 同時，鄱江水「經過城下入彭蠡湖」 ，而無需經過都昌縣，直接入湖。另外，在隆興府南昌縣下，亦記載有「彭蠡湖，去進賢縣一百二十里，接南康饒州及本府三州之境。彌茫浩渺，與天無際」 。在南康軍下有「鄱陽湖，在都昌東南二十里，源出饒州」 之記載，表明彭蠡湖已經浸入了都昌縣東南地區。這提示我們，至南宋，北部的彭蠡湖已經確定無疑越過了松門山一線向東南擴展到了鄱陽縣和南昌縣境，縱跨南康、饒州和隆興三府之境，並在地理志書中出現了「鄱陽湖」之稱。
《方輿勝覽》大體沿用了《輿地紀勝》的記載。同時，關於「鄱陽湖」的記載開始大量出現於南宋時期的詩歌和遊記中。周弼有詩《鄱陽湖》，云：「鄱陽湖浸東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萬頃」 ，非常形象地寫出了鄱陽湖浸入東南鄡陽平原的變遷。南宋詩人楊萬里在《誠齋集》中，寫有大量關於鄱陽湖的遊記，如「四月十三日度鄱陽湖，湖心一山曰康郎山，其狀如蛭，浮水上」 ，這就有力表明南宋前期余干北部的康郎山已經處於湖心之中。一路上，楊萬里端午前一日「鄱陽湖觀競渡」 ，由於鄱陽湖風浪大，遇有阻風行船不便，於是就有「泊湖心康郎山旁小洲三宿，作悶歌行」十二首 。隨後，從康郎山「過湖入港」而「小泊棠陰」 ，離開棠陰後寄宿在四望山（即鄡陽舊址），而後從四望山過都昌縣入彭蠡湖。 從楊萬里的遊記詩歌中，都昌縣東南的棠陰、四望山都已在鄱陽湖中。
除了楊萬里之外，范成大在《驂鸞録》中，也記載了過余干縣宿鄔子口的情景，「閏月一日，宿鄔子口。鄔子者，鄱陽湖尾也，名為盜區，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可過」。 范成大的遊記，表明至南宋中期，鄱陽湖已經與擔石湖連為一體，最南端到了唐中葉擔石湖的南界——鄔子口附近。另外，筆者在余干縣康山王家村發現了一塊南宋時期的墓志銘，亦可佐證康郎山此時已在湖中的事實。現將《宋故王公正之壙記》內容全文引用如下：
壙有記，系年月，著姓氏也。孝子順孫皆可筆之於書，焉用文之？王公正之葬前事，其子征予記，辭不獲，乃為書之。公姓王，諱大中，字正之，大父旻，考珪，世為饒州余干福應人，公遷於洪崖，今為洪崖康山人。公凝狀端凝，辭色溫粹，疇昔聞公自謂，幼侍伯兄，從明遠徐先生游，始來洪崖，見一鄉善士，必尊敬之，惟其逮事前輩尊宿，耳目習熟故家典刑，故動與理闇合也。公始遷地以棠梨名，俄有睥睨其傍者，公委而去之，如棄敝屣，人咸稱其見義而作。康山榷酤，額隸於官，比年授之匪人，名存實泯，有司曾不識一錢，貳令采（採）之與議，下文冊以畀公，公即其地而居焉，極（機）為經畫，額解以時，居康山自此始也。公之先君子在日，公請來就養，日奉甘旨，始終一如，迨其歿，則斂襲、窀穸之事，悉身其責，不以委諸昆。諸昆相繼去世，公為之經紀後事，俾其子若女，咸有所歸。姻族之疎遠，有不能給者，亦解衣推食，無靳色。晚年婚嫁畢，敕斷家事。率辰漏下一刻，課佛書若干卷，遍乃已，隆暑冱寒靡間也。俾三子各其居，公侍時朦日，杖策往來，子孫歡迎，翛然自得，尤愛其季子元禮所居湖山，四面架幾凈滑，翁□媼婆娑其間，視為莵裘將老之地。康山宛在湖中，士大夫東南行者，維舟其下，必上元禮所居而登覽焉。公屣履出迎，惟恐後，好事者為公留住（信）宿，猶依依不忍者，去必濃墨大字為公詩之壁。程史君（鳴鳳）有「不似爐熏一卷經」之句，蓋亦羨公之辭也，觀此可知公之為人矣。公生於開禧丙寅九月甲辰，卒於景定甲子四月壬申，享年五十有八，娶董氏，子男三，元諒、元善、元禮，媳婦康氏、董氏、江氏，女一，適江西諶廷佐。孫男六，三鳳娶袁氏，三仁、三傑、三聘、寄孫、五哥。孫女八，長適王夢炳，次許適袁友端，三許適邵應瑞，四許適程日新，余未笄。曾孫男一，登孫。以咸淳乙丑九月辛酉葬公於鯤池之皋，距所居百步，不啻便定省也。姑述其梗概，納諸幽宮雲。里末進士胡憲記。

在康山發現的南宋壙記（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上引《壙記》的落款是「進士胡憲記」。胡憲，南宋余干縣人，曾於景定元年（1260）參加過「解試」。 同時，壙記主人公也生活在南宋開禧至景定年間。由此，通過壙記作者和壙記主人公的信息，我們可以斷定這是一塊南宋末期的墓誌。尤為重要的是，壙記中載有「康山宛在湖中，士大夫東南行者，維舟其下，必上元禮所居而登覽焉」。 雖然「宛」字有「如同」、「好像」之意，但結合前引楊萬里「四月十三日度鄱陽湖，湖心一山曰康郎山，其狀如蛭，浮水上」 之記載，可以肯定南宋中後期康山已在湖中無疑。此外，上引碑文也說明此時的康山已是鄱陽湖上重要的水路航道之一，以致宋代政府在康山設立「榷酤」收取酒稅，現在康山王氏的祖先就是因為被有司任作「榷酤」而定居康山的。
此外，吳修安根據1983年出土《宋故趙善士墓誌》中「公宅之北，鄰於鄱陽大湖」的記載，並結合其他相關史料，認為南宋初鄱陽湖的西南界已到達了趙家圍一帶。 同時，南宋洪邁《夷堅志》中有記載云：「鄱陽近郭（雙港）數十里多陂湖，富家分主之」。 由此可知，在離鄱陽縣城不遠的雙港已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湖澤存在，南宋初期鄱陽湖的東界大致已經越過蓮荷山、鄱陽山抵達鄱陽縣城附近。鄱陽湖的南界則與唐中葉以來擔石湖的南界基本相同，大致在鄔子港、瑞洪一帶，康郎山已位於湖中。北界的棠蔭、四望山都已在湖中或湖邊，界址與現今鄱陽湖的北界基本相同。至此，現今鄱陽湖的大體範圍已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