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三十年：共識政治的歷史與野心

今年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訂三十周年，歐洲一體化的理想最終成為一種政治實體。在二十世紀的災難性悲劇之後，歐洲開始清理自己的政治遺產並重新思考主權與民族的概念。在經過戰後重建、去殖民化以及法德和解等一系列歷史時刻之後。歐盟以自身的決斷試圖不再重複大國政治的悲劇，以一種新的道德理想再次介入到世界體系之中。

歐盟代表着告別20世紀種族災難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多邊主義與普世理想重新構建自己的政治版圖。歐洲價值所蘊含的和平主義與市場經濟模式在冷戰西方陣營的勝利後，也被視作歷史終結的重要價值。然而，歐洲內部的裂縫始終存在，我們發現歐盟並非一個理念中完美的「理想國」。30年前歐洲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吸納東歐的移民，德國如何在中歐的地理位置上扮演好屬於自己的角色，在新自由主義的衝擊下，歐洲的福利制度能否繼續。當時的歐洲人樂觀地認為，共識政治和市場經濟足以吸納這一切。那麼今天，當歐洲的右翼領導人以一種熟悉的方式回歸，新冠疫情使人們意識到主權邊界、歐債危機正在蠢蠢欲動，難民問題與多元文化的爭論開始使人們重新討論共識政治和公民共同體的底線時，這種樂觀情緒似乎已經煙消雲散了。歐盟，作為歐洲歷史上最偉大和進步的一項超主權的政治實驗，它的未來與想像處於擺盪和爭議之中。而要延續這場實驗，意味着我們不僅需要回溯歷史，去超越二十世紀殘酷的歷史傷痕，更考驗着今天駕駛歐盟這艘巨輪的領導者是否具有改變的勇氣和決斷的審慎，在理念與現實博弈間繼續共識政治的路線。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6月10日專題《十字路口的歐羅巴》的B04-B05版。

「主題」B01丨十字路口的歐羅巴

「主題」B02-03丨歐元的「奧德賽」

「主題」B04-05丨歐盟三十年：共識政治的歷史與野心

「主題」B05丨馬春華：應該尊重婚姻形式的多元化

「主題」B06丨鄭非：超民族國家實體未必一定就是脆弱的

「文學」B07丨《橘頌：致張棗》 知音詩學的現代轉化

「文學」B08丨《柳林風聲》：幽適，幻想與詩意奇旅

撰文 | 王子琛

當20世紀的鐘聲敲響時，歐洲人似乎正屬於黃金時代的寵兒。他們所處的帝國掌握着世界範圍的領土、財富和權益，而繁榮的商業往來、空前的人口流動與跨國界的意識形態的形成，伴隨着物質文明的發展和輝格主義式的進步觀念，都承諾了20世紀空前的燦爛偉大。

然而，這一切有關歐羅巴美好時代的想像，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中轟然散去。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提出了所謂「短20世紀」的概念，認為真正的20世紀是從1914年到1991年之間的時間段。在1914年之前，是那個優雅的、兼容傳統貴族政治和新時代大眾政治、寄希望於文明和進步的發展永不停息的老歐洲，早已因為總體戰的火光而成為昨日的舊夢。那是1942年絕望地自殺在巴西的茨威格曾經懷念的一個時代。隨後，是殘酷血腥的世界大戰，是戰間期讓人們捉摸不透的狂熱意識形態和由此產生的法西斯主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駭人聽聞的罪行，是在世紀之交時無人想像能夠發生在歐洲的奴役、酷刑和屠殺。即便法西斯的陰影最終散去，歐羅巴大陸卻也仍然籠罩在兩極對峙的恐怖之中。兩大巨頭的武備競賽創造出能夠威脅人類生存的武器庫，而一旦戰端開始，絕大多數戰略武器將會落在歐洲戰場之上。曾經繁榮富足、堪稱「世界中心之地」的歐洲屆時會淪喪為斷壁殘垣中的不毛之地。

1991年冷戰結束，那個屬於歐洲的黑暗年代似乎終於過去了。以決心超越民族主義仇恨的法德兩國為核心組建的歐共體開始躊躇滿志地規劃屬於下一個時代的歐洲文明。作為民族國家的發源地，歐洲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推廣到世界各地，此時卻又計劃超越這一過去三百年來在國際社會通行的概念。歐洲主義的信徒們吸引了不同時代的夢想：我們可以看到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懷有基督教民主主義理想的保守派、乃至舊王朝的繼承人都熱衷於歐洲計劃的發展。當在冷戰後仍然沉浸在仇恨和血光之中的前南斯拉夫各國要麼已經加入歐盟、要麼致力於加入這個屬於歐洲人的政治共同體時，一種新的、超越舊有民族國家的秩序似乎已然支配了這片大陸。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成為歐羅巴大陸的通行規則，《歐盟憲法》被雄心勃勃的歐洲主義設計師們醞釀。也許是從中世紀以來的第一次，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到地中海，從英倫三島到東歐的大平原和不落之城君士坦丁堡（即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爾），一種通行的、普遍的政治權威和秩序被普遍接納。

歐債危機、難民危機和主權危機衝擊了基於《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而構築的歐盟體系。來自極左翼和極右翼的力量質疑着歐洲聯盟的效率和本質。然而，在歐盟的危機已經成為學界常談常新的名詞十餘年後，歐盟公民對歐盟的支持率仍然維持在七成以上。三十年的危機之後，這個懷揣着現實主義考量和理想主義情懷的、龐大精巧的政治實體仍然展現着獨屬於她的生機和活力。

《脫歐：無理之戰》（2019）劇照。

超越民族主義：流動性的烏托邦

雖然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被視為民族主義的時代，人們卻必須面對一個弔詭的事實：在這個年代歐洲並沒有真正的民族主義國家。民族國家更像是一種規範性的觀念，而不是一種既存的事實來指導人們的行動。在遙遠的歐洲歷史上，民族觀念從未像近代時期一樣重要，人口的流動和遷徙也並非絕跡。漫長的歷史過程將大量有着不同語言、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口混雜在一起，這給刻板印象下民族國家的形成帶來了巨大的麻煩。不必論被視為「民族監獄」的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即便是被視為「民族統一」案例的德國和意大利，一者受困於國內的波蘭裔人口和天主教人口問題，一者則受困於南北意大利之間民族認同的隔閡。隨着民族主義議題的重要性不斷增強，曾經不被重視的文化和語言差異成為了國家的頭號問題。

封建時期的人被束縛在土地、領主和莊園之上，但對於並未淪為農奴的成員來說，他們的流動仍然是自由的。如果生計所迫，他們至少擁有流動到城市之中，或者遠遷異國他鄉的機會。人並不被視為必須屬於特定的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只是領主的土地財產，而沒有被附加一種規範神聖性。然而，當「人民主權」的概念被提出時，一個直接問題隨之而來——哪些人可以被視為人民、擁有主權？

一整套圍繞觀念、認同和共同體的權利與義務話語被構建，每一個人必須被迫選擇他們所屬的共同體和他們的集體身份。人在地理上的流動能力也許增強了，但他在觀念和認同上卻不再有流動性可言。一個在阿爾薩斯生活、既會說德語也會說法語的人可能從未想像過他的身份認同問題，但在普法戰爭結束之後，他就必須選擇自己究竟是一個德國人還是一個法國人——這不僅是國籍上的選擇，更是文化、心理和認同層面的選擇。近代歐洲史上的排猶主義和猶太人的悲劇正是從此而來。從事金融行業、擇主而侍、擇地而居的猶太人有自己的文化特質和信仰可以被識別，卻又不對既存的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存在認同和歸屬。他們在物理和心理上都具有最高的流動性，反過來說，他們便不屬於也不能屬於任何一個共同體。無法保證他們對任何一個共同體的忠誠，他們也便不應當得到屬於共同體的身份權利。

無論如何爭辯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的不同之處，事實總是難以否認：民族主義的狂熱導致將歐羅巴送入浩劫的兩次世界大戰。在世界大戰的廢墟上，在歐洲、尤其是東歐的民族聚居地，規模空前的人口交換和遷移讓「民族國家」的概念似乎真正成為現實。然而，也正是在浩劫和災難之後，歐洲人開始反思民族主義的觀念和民族國家的框架。

《戰後歐洲史》套裝（全四卷），作者: [美] 托尼·朱特，版本: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2014-9。

以法德和解為核心的歐共體在百廢待興的歐洲宣告成立。亨廷頓認為，共同體的構建總是以對抗共同體外部的敵人為核心的，這構成了他《文明衝突》的核心邏輯。然而，歐共體、或曰以歐洲認同和歐洲合作為基礎的歐洲工程中，那個「外部敵人」卻不是任何客觀存在的威脅，而是歐洲的歷史幽靈。新歐洲以兩次世界大戰的廢墟為鏡鑒，歐共體和歐盟的設計者們所要征服的不是從外部可能侵犯或摧毀歐洲的力量，而是舊時代的陰影和仇恨留在人們心中的傷痕和觀念。

這需要勇氣、智慧和毅力，更需要的是對種族民族主義的觀念進行解構。歐洲的設計者們選擇了打造一個流動性的烏托邦。一種對於民族主義解釋的假說認為，是近代社會的政治參與擴大，同時大部分參與者又缺乏足夠的流動性，才導致了民族主義的崛起：由於大部分人沒有自由流動和選擇身份歸屬的能力，他們自然會支持他們與生俱來所屬的共同體，並強化其與這一共同體的認同。

歐共體和歐盟由此成為了一個流動性的烏托邦。更高的流動性意味着更低的退出成本，增加了個人的選擇空間，因而增進了自由。此外，更高的流動性還可以使得個人的文化喜好和選擇更容易與其所選擇的群體適配，從而降低了社會分歧的深度和烈度。更基礎的意義上，更高的流動性可以促進商品和人口的流通，增進歐共體和歐盟各個成員國之間的商業、文化和社會聯繫，從而逐步消解民族主義這一唯一的認同方式。歐盟以四大自由，亦即貨物、服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作為其根基，這四者不可分割，共同構築了這個流動性的烏托邦。

當《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訂的時候，這些渴望通過歐盟超越民族主義的設計師們似乎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在歐盟東擴和歐洲整合事務上做出巨大貢獻的泛歐協會主席，是奧匈帝國的末代皇儲奧托，他以基督教社會聯盟成員的身份擔任了歐洲議會的議員。致力於歐洲的聯邦化的意見領袖丹尼爾·科恩-邦迪是曾經大名鼎鼎的「紅毛丹尼」。而在1990年代末期擔任歐洲議會議長的希爾-羅夫萊斯是何塞·瑪利亞·希爾-羅夫萊斯之子，後者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右翼領袖，其推動右翼政治走向激進化為西班牙內戰的爆發開啟了道路。來自不同背景、不同政治立場和不同國家的政治領袖，在一百年前的歐洲也許不共戴天，如今卻能夠共同為歐洲一體化的事業而獻身。

《反思歐洲》，作者: （法）莫蘭，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01。

理念的歐洲與利益的歐洲

然而，任何一項系統性政治工程都不可能僅憑藉理念而得以建立。衝擊和危機在新世紀後接踵而來，導致疑歐主義的聲勢越發巨大。如若歐盟僅是一個進步的、跨越舊時代的理念產物，那麼我們就必須得出結論，疑歐主義者是懷抱着舊時代的陳腐觀念，局限在民族主義、保守主義乃至反動主義的桎梏之中來反對這個代表新時代的歐洲聯盟。

然而，這種道德式的傲慢無異於將政治對手視為在道德、智力和決策能力上較為低下的一方。在曾經的民族主義時代，衝突的爆發點之一便是主體民族將非主體民族視為道德和能力上卑下的群體。如果歐洲一體化和歐盟的理想要以將疑歐主義者視為不可溝通的非理性群體才能達成，歐洲理想本身也必然因之褪色。如果仔細檢視疑歐主義者的論斷，會發現其中不乏頗具合理性的論述。這類論述攻擊的對象，也正是歐洲一體化事業飽受詬病的一個根源性因素：在歐洲一體化的事業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支撐理由和政策方向。其一是基於理念的，其二是基於利益的。

歐盟的熱情支持者們，謳歌的是歐盟的理念一面，或曰「理念歐盟」。從歐盟超越民族國家的象徵性意義，到歐盟所保證的自由流動權利，再到歐盟對歐洲公民所提供的人權和福利上的保證，歐盟的理念似乎正是歐羅巴版本的天下大同。更具有特殊意義的是，歐盟構成了一種對歐洲歷史的「否定之否定」：通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民族國家的構建，歐洲政治實踐否定了君主建立普世帝國的構想，而向人民主權邁出了一大步；通過歐洲一體化和歐盟的成立，歐洲政治實踐又否定了狹隘的民族國家觀念，而向建立一個普世共和國不斷前行。

《論歐洲》，作者: 托尼·朱特，版本: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2014-7。

對這種理念歐洲的抨擊往往墮入保守主義的虛假陳述：2017年一批保守派學者聯名發佈的《巴黎宣言：一個我們可以信靠的歐洲》便是個中典型案例。《巴黎宣言》以保守主義為名，事實上將歐洲在過去兩三百年中的實踐和政治現象宣稱為屬於歐洲的古老傳統，將僅僅在二戰之後才真正存在的「民族國家」宣布為歐洲必須保護的對象。該宣言將歐盟和歐洲一體化視為對歐洲諸多偉大傳統和價值觀的背棄，卻絕口不提這些「傳統價值觀」多數是18世紀以後的產物，是在不斷變動的觀念中逐漸形成的階段性認識。《巴黎宣言》疾呼歐洲文明屬於基督教，又斥責多元文化主義僅能存在於帝國之中，卻忘記了曾經希望建立普世帝國的神聖羅馬帝國查理五世堅稱帝國屬於天主教，而他們所稱讚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的奠基者們才是在帝國內部希望尋求和建立17世紀版本「多元文化主義」的先驅。這是歷史幽靈的拙劣復現，其結局也只能是被淹沒在觀念的歷史長河中：5年過去，歐盟所遭遇的危機多數來自於現實的政治博弈，沒有多少政治運動與政治家以《巴黎宣言》的名義從觀念上對歐盟展開討伐。

然而，歐盟還有着利益的一面，筆者將其稱為「利益歐盟」。歐盟的諸多政策被包裝在高尚的道德情懷和價值觀之內，但卻不可避免地存在現實利益的偏私。

以最具知名度的共同農業政策（CAP，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為代表，這一政策每年佔去歐盟公共預算的40%。考慮到歐盟公共預算數額日益增加，這是一筆相當龐大的開支。而共同農業政策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補貼在歐盟自由貿易政策之下受損的農業人口，其主要受益者是法國和西班牙的農民。共同農業政策在歐盟內部引發許多爭論和矛盾：如果保護農民和維持農產品價格是一個合理理由的話，那麼歐洲市場的自由化顯然會對更多行業產生衝擊。為什麼卻只有共同農業政策需要如此巨大的資金和特別的保護？進一步，從理念的角度而言，自由貿易總體上有利於貿易的全部參與方，如果自由貿易從理念上是值得被保護的，那麼為什麼又要採取特殊的措施來在減小自由貿易政策帶來的衝擊？

電影《脫歐：無理之戰》劇照。

共同農業政策是「利益歐盟」的一個典型代表，為了使歐洲一體化和歐洲聯盟的事業能夠得到推進，歐盟的設計者們不得不通過此類轉移支付式的制度設計來使得歐盟的四大自由在政治上能夠得到各成員國的接受。與之類似而常受到詬病的政策還有歐元區的設立和歐洲財政紀律的規定。為了實現統一貨幣的理想，歐元區必須打消相對富裕而保守財政紀律的國家的憂慮。《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了嚴格的財政紀律，通過歐盟層面的條約規定，要求成員國的年赤字必須控制在GDP的3%以內，且國債不應超過GDP的60%，而將其作為加入歐元區的硬性要求。

然而，歐盟的核心成員國自身卻也無法租售這一要求規定的限額。經歷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和新冠疫情危機之後，意大利的債務佔GDP比重已經超過150%，作為歐盟核心支柱之一的法國這一比例也高過100%。與此同時，歐洲央行卻堅持「緊縮政策」，在歐債危機時期便要求接受救助的希臘以降低社會福利的方式縮減公共開支，從而助推了希臘左翼力量對歐盟的不信任感。堅持財政紀律固然有道理上的正當性，但如果這一價值如此重要，為何對於歐盟的核心國家卻沒有硬性的財政紀律限制？當這些被冠以核心理念和標準之名的要求可以通過政治實踐中的權宜計算來選擇性實施的時候，無怪乎許多人從根本上開始反對歐盟的理念和政策。

許多困擾歐盟的政策爭端都誕生於「理念歐盟」和「利益歐盟」之間的齟齬上。從歐洲一體化的理想而言，建立共同貨幣政策的下一步就註定是建立共同財政政策。即便在高流動性的單一國家內部，由於地區發展的不均衡，在統一貨幣價值之後，仍然需要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來平衡地域發展。歐元的低估導致德國規模驚人的貿易順差，這個在2021年GDP總量為35639億歐元的經濟體享有1729億歐元的凈出口，比例接近5%。然而，德國以財政紀律和歐盟規定為名義，拒絕對歐盟承擔更多轉移支付義務。作為歐盟經濟最重要的發動機，德國將自身財政利益隱藏在歐盟價值的盾牌背後。對於真正支持「價值歐盟」的歐洲聯邦主義者而言，值得批評的是德國的虛偽；但對於那些對歐盟存在懷疑主義傾向的選民來說，值得聲討的就是歐盟的理念本身了。

1992年2月7日，《馬里赫特條約》簽署現場

主權的歐洲：想像力、勇氣與現實

「價值歐盟」和「理念歐盟」之間的齟齬最大的悲劇是混淆了歐盟理想的範疇，從而使得許多歐盟的具體政策都被視為「歐盟」整體所代表的一切價值，並進而為疑歐主義者聲勢的擴大提供無窮空間。

誠然，疑歐主義者的許多批評都基於陳舊的價值觀，甚至根植於虛假消息。當法國的馬麗娜·勒龐攻擊歐盟在許多重大議題上採用「有效多數」而非「集體一致」決策方式的時候，她的選民並不清楚歐盟究竟在什麼樣的議題上採用何等決策方式，而在共同農業政策方面的「有效多數」決策又如何保護了法國農民的利益。又如英國獨立黨（UKIP）在英國脫歐公投期間組織支持脫歐的宣傳時，暗示英國一旦脫離歐盟，每周就會有4.5億英鎊從投入歐盟預算轉為投入英國的國民健保體系（NHS）。

然而，許多時候，疑歐主義者的攻擊卻並非僅僅基於謠言和政治宣傳，尤其是歐洲激進左翼所提出的批評更是歐盟無法迴避的問題。歐洲各國都有相應的勞工保護立法，但在歐盟強調四大自由的同時，歐盟卻忽視了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有可能對工會的權力、社會保障體系的穩定性造成衝擊。當然可以批評激進左翼和激進右翼的抨擊同樣虛偽：激進右翼歡迎資本的自由流動，卻反對人口的自由流動；激進左翼則相反，他們支持人口的自由流動，卻反對資本的自由流動。然而，拋開激進左翼和激進右翼所採用的意識形態說辭，他們關注的議題卻誠然需要歐盟反思：流動性和對邊界的消解固然是超越民族國家和實現歐洲一體化的理想所系，但由此而產生的現實政治問題卻不能成為歐盟不願面對的議題。

歐盟的決策者們日益產生保守現實的消極傾向。由於複雜的決策機制和成員國之間分化的政治利益，任何對歐盟當前重大法規政策的結構性調整都可能非但不能如人所願，反而還製造更多分歧與糾葛。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衝擊，也許歐盟仍要花費數年才能產生第一份共同紓困預算。然而，歐盟的掌權者們將歐洲一體化的理想當做擋箭牌，來抵制所有批評歐盟的聲音，這當然無益於議題的解決：部分疑歐主義者原本只是批評歐盟的部分政策，但當歐盟缺乏民主基礎的官僚系統展現出麻木不仁的保守態度後，這種反對就會針對歐盟本身。疑歐主義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歐盟已經沒有進行結構性全面改革的空間，所以退出歐盟也將成為可行的選項。

英國脫歐公投的混亂之後，疑歐主義者在歐盟各國受到不少打擊。德國主張脫歐的另類選擇黨AfD在議會中的勢頭開始減退，意大利在2018年組成的疑歐聯盟中，民粹主義的五星運動在2021年由朱塞佩·孔特接任主席後，轉向親歐立場，而主張退出歐元區的極右翼政黨聯盟黨也開始打扮自己的「溫和性」。法國傳統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在改組為國民聯盟之後，也降低了在一貫要求脫離歐洲議題上的調門。然而，這種「疑歐主義者」的溫和化卻並非是這些政治領袖接受了歐盟的理念，而是因為歐盟和歐元區的制度與體系過於龐雜，形成了「大而不能倒」的影響力。許多人不是因為熱情支持歐盟的理念，而是因為擔心歐盟體系的解體會造成嚴重的經濟衝擊，或依賴歐盟提供的利益，而希望繼續留在歐盟之中。

《十字路口的歐羅巴》，作者: 李強 / 段德敏，版本: 商務印書館，2020-1。

以利益而非理念來爭取歐盟的支持者固然可以成為一種策略，但依賴這樣的策略卻會最終導致歐盟價值觀的空心化。波蘭和匈牙利在歐盟內部製造的法律危機足以證明這一點。在波蘭和匈牙利兩國的全部民調中，都顯示超過九成的民眾希望能夠留在歐盟內部。這兩國經濟相對不發達，大量人口需要歐盟其他發達國家的工作機會，而歐盟帶來的投資和撥款對兩國經濟發展而言也至關重要。多年以來，吸引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的正是歐盟所帶來的利益和發展機會。這些國家努力達到歐盟所設立的包括政治制度、司法體系、社會保障與經濟自由的價值標準，僅僅是基於利益訴求。而當他們加入歐盟之後，並沒有在這些國家內得到普遍認可和追求的價值就不再可能被良好地保持。

於是，波蘭和匈牙利成為了歐盟內部的兩個「刺頭」。圍繞着司法公正、政治競爭中立性和反腐敗等問題，歐盟的行政機構——歐洲委員會與波匈兩國政府間齟齬不斷。波匈兩國的執政當局視歐盟的干預為對他們政治生命延續的威脅，而歐委會則認為波匈兩國在接受歐盟撥款的同時對抗歐盟的重要價值標準。一種幾乎是政治表演的奇觀由此展開：匈牙利和波蘭的多數選民一面表現出積極的對歐盟態度，一面投票支持與歐盟在特定議題上形成尖銳對立態度，甚至宣稱要在歐盟面前保衛本國主權的執政黨；而歐委會的領袖們一面譴責波蘭和匈牙利與歐盟價值觀背離的做法，一面又在歐盟的既定決策行政框架下同這些波蘭和匈牙利的執政當局密切合作。歐盟的理念看起來很是重要，卻又似乎成為能夠被隨意拿來妥協的籌碼。

於是，利益與理念的分歧都可以被隱藏於這些表演式爭吵的背後。當現行的歐盟政策和結構受到理念歐盟的支持者，那些致力於進一步推動歐洲一體化的聲音的攻擊時，歐盟當局可以聲稱歐盟正在面臨危機，聲稱任何進一步的改革都會受到足夠多的反對；而當攻擊者是疑歐主義者時，歐盟當局又將歐洲理想作為託辭，同時以歐盟帶來的實際利益和脫離歐盟的潛在危害震懾他們。這些辯解的理由或許確有道理，但卻暴露歐盟的決策者們已經不再願意展開大膽的、富有想像力的改革計劃，甚至不會對其加以嚴肅討論。

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當選法國總統之後，提出了一系列振興歐盟理念的政策創設，其核心則在於振興一個「主權的歐洲」，而這一點則切中了當下歐盟諸多批評者詬病的關鍵。歐洲議會缺乏在歐洲核心政策上的影響力，《里斯本條約》作為《歐洲憲法》被法國和荷蘭否決後的替代產物，其合法性一直受到質疑。彼時的歐洲領導人們為了推動形式上歐洲一體化的加速，使得「理念歐盟」為「利益歐盟」而妥協，從而放棄了為歐盟賦予超主權性質的努力。然而，「民主赤字」、「主權矛盾」卻越發成為圍繞歐盟的爭議點。波蘭、匈牙利等歐盟的懷疑者控訴布魯塞爾的官僚機構試圖剝奪各國的主權，而激進左翼出於環保、勞工保護等理由，也認為歐洲政策的實施干涉和侵犯了各成員國的主權。2022年法國議會選舉中，由讓-呂克·梅朗雄率領的新生態與社會人民陣線（NUPES）就主張可以選擇性拒絕執行部分歐盟條款和政策，而這一立場甚至得到了一貫親歐的法國綠黨支持。

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中，「主權」這一概念本身也值得反思。主權提供了一種虛假的幻象，似乎只要還有這一概念的存在，一國之內的所有政策最終決定權就能夠屬於在這個國家生活的人。然而，如果流動性變得日益增加，一國土地之內的政策決定權是否真的重要？事實上，當今世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在事實上受到超主權條約的限制，舉一個最為極端的例子，《非戰公約》和作為其繼承的《聯合國憲章》就在法律意義上限制了主權國家的戰爭權。即便無法得到確切的答案，但是在歐盟各成員國和歐洲聯盟之間分享主權的機制與可能性，至少是需要支持歐盟的政治領袖和思想領袖們發揮勇氣和想像力加以討論的。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王子琛；編輯：朱天元，李永博，劉亞光；校對：薛京寧，張彥君。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