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潮」不可遺忘的法治先驅-人民法制和人民司法開拓者和奠基人

梁柏台烈士（1899年～1935年），又名越廬、月廬，字蘇生，號梯雲，浙江新昌人。中國近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優秀黨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重要領導人，人民政權第一位司法部長、檢察長、中國勞動改造教育感化制度的創始人，第一部紅色憲法起草人，被譽為人民法制和人民司法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是依法執政、依法治國的先驅。在第二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中國紅色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梁柏台烈士

梁柏台，1899年9月生於浙江新昌新林鄉查林村。1918年，其就讀於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開始接受進步思想，經常閱讀《新青年》等雜誌。

1919年，在杭州的梁柏台積極投身於「五四運動」，在與軍閥政府進行鬥爭的風浪中，經受了洗禮。樹立了「以身付諸國，竭力以擔國事，以保國家」的志向，不久，梁柏台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是我國最早的青年團員之一。1920年9月，梁柏台入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

左二為青年梁柏台

1921年3月3日，梁柏台回鄉成婚，結髮妻子陳蓮珠。僅僅過了七天，3月10日這天，梁柏台就離開了家。這一天早晨他的姐姐梁小芬送他到大嶺腳（查林通往新昌的一條山路）。梁柏台拉住姐姐的手告別，「姐，我這一走，父母和蓮珠託付給你了。」梁小芬則回答，「柏台，你放心走吧！弟不回家，姐不出嫁。」梁柏台接過梁小芬塞給的兩個銀角子，抬腳走向山路外的世界。

走沒多遠，梁柏台回身向梁小芬再度揮揮手，堅定地說了句：「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團聚。」

而這一句話，成為了梁柏台留給家人的最後一句話。這裡要着重地提一下，梁柏台的結髮妻子陳蓮珠和其姐姐梁小芬，中國傳統女性美德在她們的一生中有着最為深沉和最為執著的表現。陳蓮珠曾說「夫不回家，決不改嫁！」，梁小芬一句「弟不回家，姐不出嫁」，她們都做到了，二人相依為命，侍奉了父母（公婆）歸天，而一生都在等待自己的丈夫和弟弟的她們，最終還是在切切的思念中各自於1973年，1977年撒手人寰。

1921年，是中共誕生之年，也是梁柏台人生轉折之年。這一年，作為中國優秀革命青年，他被選拔赴蘇俄學習。1922年，入莫斯科東方大學，梁柏台系統地學習了法律，為以後中華蘇維埃的法治與法制事業打下了紮實的基礎。1922年底轉為中共黨員。

1924年，從東方大學畢業，梁柏台被分配至海參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擔任蘇聯沿海省蘇維埃華工指導員，在海參崴北京大街創辦了「五一俱樂部」，參加的華工達5萬多人。

1927年底，梁柏台調任伯力（今哈巴羅夫斯克）遠東華工指導員，負責遠東的華工工作和中共工作。後被派往伯力省法院擔任審判員，從事革命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

在蘇聯的歲月里，梁柏台遇見了自己的知己，革命遺孀周月林（當時在蘇化名王月梅，是在蘇聯得知自己丈夫就義的消息）。共同的志向，和在異鄉的孤苦讓兩人心心相映。一段時間後，他們在蘇聯成婚，成為一對革命夫妻。

【註：周月林前輩的第一任丈夫是中國工運先驅，中共工人運動早期著名領袖張佐臣，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發動反革命政變，張佐臣不顧個人安危，一面組織同志們及時疏散、撤退，一面轉道回上海，請示應變措施。回到正處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張佐臣奉命擔任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1927年4月22日，張佐臣赴武漢參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不久，在漢口召開的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再度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回滬後，張佐臣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中，在極端困難的環境里，他負責恢復、重建上海總工會，為保存革命骨幹、積蓄革命力量作出了貢獻。

1927年6月29日，張佐臣在四川北路橫浜橋附近上海總工會秘密機關召開工會組織會議，因叛徒出賣，一隊偵探包圍了會場，張佐臣、楊培生等人當即被捕，押解到狄思威路<今上海溧陽路>巡捕房，當晚移押到楓林橋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在嚴刑拷打下，張佐臣表現出了中共黨人的錚錚鐵骨。1927年7月1日，張佐臣被敵人殺害，年僅21歲】

張佐臣烈士

1930年1月，為了統一領導全中國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與國民黨反動派、封建軍閥的軍事鬥爭，在共產國際提議指導下，中共中央決定籌備召開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建立起自己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是中共首次以國家政權的形式組成自己的蘇維埃工農政府。

彼時，作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即將誕生的紅色中國政權傳到了在蘇聯的中共黨員們中，梁柏台為國內革命形勢所吸引，專程返回莫斯科向共產國際東方部請求回國，鑒於作為國家政權中司法是支柱基礎的重要性，新生的紅色人民政權特別需要富有司法工作經驗的領導幹部，梁柏台正是符合這一要求，他的請求很快得到組織的批准。

梁柏台毅然將兩個孩子留在蘇聯，與妻子周月林一起回國，奔赴處於戰爭環境、條件艱難困苦的革命根據地。而烈士留下的二個孩子，也因為後來蘇德社會動蕩和戰爭的原因，再也沒有找尋回來。

1931年5月，肩負為即將誕生的中國紅色蘇維埃政權建立法律的重任，梁柏台秘密回國。經過四個多月的艱難跋涉，於9月終於到達中央蘇區。

到達蘇區後，梁柏台立即以全部的熱情參與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的起草，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負責起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及《憲法草案》。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主席毛澤東，定都瑞金（中央蘇區瑞金縣），以中國工農紅軍作為國家的武裝力量。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人民革命政權的寶貴探索與嘗試。作為當時全國蘇維埃革命的中樞，對統一領導與加強全國蘇區和紅軍部隊的鬥爭及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梁柏台出席大會，當選大會主席團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大會通過了梁柏台參與起草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大眾制定的第一部紅色憲法。

這是由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領導創建的第一個國家政體，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前身。在大會前後時間裏，梁柏台還參與起草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和《蘇維埃政府組織法》等法令。

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梁柏台一直從事臨時政府的司法工作。他和何叔衡等人一起，開展了創立蘇維埃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的工作，先後歷任臨時政府司法人民委員部副部長、內務部副部長和代理部長、臨時最高法院法庭委員、臨時檢察長、司法人民委員等職。

妻子周月林也成為了這個新生紅色政權的婦女部部長。1934年1月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被推選為主席團委員。2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府主席團委員，任中央政府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主任，不久兼任國家醫院院長（只可惜，戰爭時期的迷雲，錯綜複雜的時局，讓這位中共早期重要的婦女領導人後來背負着「沉重的枷鎖」，顛沛一生，唏噓）。

後排左起：康克清、錢希均、周月林、賀子珍，前排右起：曾碧漪、彭儒

在紅色中華蘇維埃國短暫的歷史時間裏，由梁柏台牽頭，組織制定了《革命法庭條例》《革命法庭的工作大綱》《看守所章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等10多部法律法規，為蘇維埃政權的法制化建設，也為以後各個時期中共各類政權中司法建設奠定了基礎。

中央蘇區反腐倡廉控告箱，現存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1932年5月，臨時最高法庭對瑞金裁判謝步升死刑上訴案開庭複審，梁柏台擔任主審，這是蘇維埃臨時政府成立後懲辦的第一個貪污案件，在蘇區引起強烈震動。也是梁柏台從紅色政權司法理論建設到司法實踐的一個重要標誌。（謝步升，原江西瑞金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他的罪行是：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運水牛到白區出售。為了謀財，他秘密殺害了八一南昌起義南下部隊的一名軍醫。）

油畫《紅都槍聲》，主席台拿着判決書穿紅軍服的為梁柏台

1934年3月，梁柏台以最高特別法庭臨時檢察長職務擔任公訴人，指控熊仙璧貪污瀆職一案，此案被稱為「紅色中華反貪第一大案」，董必武擔任主審，毛澤東、張聞天、項英、劉少奇等人都參加了旁聽。（熊仙璧，又名石長，於都羅垇區人，蘇區高級幹部，曾任於都縣蘇維埃主席。犯有對反革命分子縱容、拒不執行上級命令、包庇和貪污等一系列罪行。特判處監禁一年，1934年3月6日起到 1935年3月5日止。期滿後剝奪公（民）權一年。而因其玩忽職守，後被蘇維埃司法查出的集體舞弊案，黨史上稱之為「於都事件」，前後因為貪污等罪行被處決共達12人。）

此外，梁柏台還先後擔任《紅色中華》代理主筆、蘇維埃大學委員會委員、中央審計委員等職。他的工作涉及司法、檢察、民政、郵電、交通、衛生、教育、宣傳和財政等方面，為紅色政權的各類政務基礎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梁柏台夫婦都被留在了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副主任（陳毅為主任）。他領導軍民堅壁清野、安置傷員、解決部隊給養，妥善處理了大批文件資料。

當時，為掩護主力紅軍順利戰略轉移，牽制敵人的力量，減輕長征途中紅軍的軍事壓力，上級決定留守一支一萬六千多人的紅軍部隊。然而，主力紅軍長征前腳剛走，進攻蘇區的數十萬敵軍，還有返鄉團等武裝，從北、東兩路向中央蘇區緊縮，先以集團兵力迅速佔領蘇區各縣城和交通要道，繼續以堡壘封鎖政策將蘇區分割為許多小塊，企圖將留下的紅軍包圍在狹小地區。眼看蘇區形勢繼續惡化，敵人步步緊逼。紅軍缺糧少葯，物資匱乏，彈藥不足，通訊中斷，如不迅速突圍，有可能全軍覆沒。當時，中央分局和辦事處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進行部署，決定將被圍困在於都南部的近萬名紅軍和地方工作人員，分成9路分散突圍。

劉伯堅烈士

中央分局、辦事處，贛南省機關、獨立團中央「工農劇社」、報社等二千餘人，由書記阮嘯仙、省軍區司令員蔡會文、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辦事處副主任梁柏台率領，決定向贛粵邊進軍。

1935年3月4日，這支隊伍在必經之地的馬嶺、牛嶺一帶，遭到國民黨軍五倍於紅軍兵力阻擊。儘管紅軍戰士以一當十，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頑強突圍，很多紅軍指戰員倒在血泊中。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犧牲。終因山高林密，封鎖嚴密，隊伍未能殺破重圍，部隊被打散，傷亡重大。蘇區的重要領導人阮嘯仙、劉伯堅等人在戰鬥中陣亡。

而梁柏台也因為身負重傷而不幸被捕，被捕後他視死如歸、堅貞不屈，於半個月後從容就義，時年僅36歲，兌現了他生前「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光輝誓言。

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的重要領導者、組織者和參與者，參與了蘇維埃立法和創立蘇維埃司法機關、司法制度的工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作出了開拓性貢獻。梁柏台的法制思想和司法實踐為以後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建設和法制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經驗。中國法制體系中獨具特色的很多制度設計和司法原則，都能夠從其法制思想和司法實踐中尋找到源頭。

梁柏台烈士永垂不朽！

【另記：其妻1935年2月奉命隨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從瑞金地區經閩西準備轉經香港去上海。2月下旬在福建游擊區轉移途中與瞿秋白一起被國民黨軍逮捕。經審訊後判刑10年關押於龍岩監獄。抗戰爆發後，1938年經人保釋出獄。曾至上海到南昌、武漢等地找過中共組織。新中國成立後在上海任街道幹部。1955年因瞿秋白被害事件被錯疑為「叛變」，於1965年被判刑12年。1970年被疏散到山西榆次就業，1978年提出申訴。1979年11月北京市高級法院複查判決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山西省給她落實有關政策，享受離休紅軍幹部待遇（部級待遇）。1985年定居烈士梁柏台故鄉浙江新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