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研究的主要開拓者與奠基者

【哲人·追思】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研究的主要開拓者與奠基者

——夏甄陶哲學思想研究

作者：朱華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編審）郭湛（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榮譽一級教授）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認識論研究熱潮，是改革開放後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乃至整個哲學領域的一個研究熱點。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榮譽一級教授夏甄陶（1931.4—2014.12）作為這一研究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不僅在認識論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而且在實踐唯物主義、人學以及中國哲學多個領域都進行了開創性研究，取得豐碩成果，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研究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者。

1.初入哲學門：曲折艱辛的求學路

1931年4月1日，夏甄陶出生於湖南省安化縣二都鄉（今羊角塘鎮）一個交通閉塞、貧窮落後的小山村——符竹村。他在一首詞中寫道：「我本湘中山水郎」「少年不知乾坤大，老大方知學問長」。在抗日戰爭時期，安化縣躲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成為很多學校的避風港。一些淪陷區的學校包括湖南省立第五中學都遷到這裡，許多知識分子包括長沙和武漢的大學老師也都來到這裡任教，大大提高了這裡的師資水平和教學質量。夏甄陶非常幸運地在這樣的學習環境里接受了良好的基礎教育，為自身成長打下了堅實基礎。在中學時代，他被一些看似玄奧的問題所吸引，對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1950年1月，夏甄陶高中畢業後在村裡做了半年小學教師。同年7月，他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家鄉，到長沙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次高考。因為路途遙遠且交通不便，再加上囊中羞澀，所以他的高考旅程非常艱難：沒錢住旅店，晚上就睡在湖南大學的教室里；沒錢吃飯，就僅在每天早晨晚上吃一碗米粉；沒錢買返回的船票，就到湖南省教育廳開證明，以免費乘船回家；走完水路，還要步行180里山路才能到家……由於對哲學情有獨鍾，他在填報高考志願時，報考了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兩所著名高校的哲學系。憑藉紮實的基本功，他被這兩所高校同時錄取。考慮到家境不好，武漢大學離家較近，可以節省開支，他選擇了武漢大學。1952年8月，由於全國院系調整，武漢大學哲學系被合併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他又來到北京大學繼續學習哲學。

當時，北京大學哲學系群星璀璨，聚集了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賀麟等一批哲學大師。夏甄陶求知的慾望被激發得更加強烈，對未來的學習生活充滿期待。然而，新學期一開始，他就被教育部抽調提前畢業，到北京地質學院政治教研室工作，在北京大學的學習計劃中斷了。幸運的是，1952年12月，他又被保送到北京大學馬列主義研究部讀研究生，主要學習聯共（布）黨史和中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政治理論課。1954年，他以全優的成績研究生畢業，回到北京地質學院政治教研室講授馬列主義基礎和辯證唯物主義等課程，並於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求學期間，夏甄陶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中國哲學史和其他哲學原著。工作後，他還時常利用業餘時間到北京大學旁聽哲學大師們的課程，如金岳霖講授的羅素哲學，賀麟講授的黑格爾哲學，以及張岱年講授的中國哲學史，等等。他在努力學習的同時積極撰寫文章，利用自己學到的理論知識分析現實中的一些熱點問題。「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下放到地質部江西「五七」幹校勞動。1973年3月，他被調到國家計委地質總局政治部工作。由於眷戀哲學研究事業，1975年9月，他申請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工作。1976年「四人幫」倒台，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逐步走上正軌，他從此開始了自己熱愛的哲學研究事業。

2.闡釋與探索：推動實踐結構理論研究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公開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進而開啟了全國思想解放的序幕。幾乎與此同時，夏甄陶在《哲學研究》1978年第5期發表了《真理是具體的——讀書筆記》。文中詳細闡釋了馬克思關於「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的觀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個哲學命題。這一討論在哲學界得以深入展開，引發學界自我反思，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範疇和基本原理進行重新理解。其中，關於實踐內涵的研究和討論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思想解放，使之開始擺脫「左」傾思想束縛，逐漸走上理論發展正軌。緊接着，以關於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為標誌，學術界掀起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本真精神和創新發展的高潮，夏甄陶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是重新審視實踐涵義，提出實踐一般結構理論。1979年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在哲學界引發學者對實踐涵義、要素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夏甄陶在《哲學研究》1980年第5期發表了《實踐的要素、特性與真理的標準》一文，提出「目的是實踐的一個要素」的觀點，率先對實踐涵義和要素進行重新審視，引起學界高度關注。《哲學研究》在同期發表的評論員文章《深入開展實踐標準的理論研究》指出，實踐理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需要繼續深入研究實踐範疇、實踐諸因素的作用、實踐如何檢驗真理、實踐檢驗與邏輯檢驗的關係等問題。由此，關於實踐理論的研究在哲學界迅速展開。此後，夏甄陶又先後撰寫並發表《什麼是實踐》《再談實踐的涵義和要素》《論目的》等文章，更加詳細地闡述實踐涵義和一般結構理論。《哲學研究》雜誌社王玉恆編審曾表示：「夏甄陶關於實踐一般結構的理論，不僅在實踐理論研究本身是一大突破，而且對理論界的學術研究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種作用不只在當時，就是後來理論界對實踐功能、實踐分類、實踐的歷史發展等眾多理論問題的研究，也可以說是從實踐結構問題的研討而引發出來的。」

夏甄陶認為，實踐是主體和客體兩種物質力量之間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目的、手段、結果是實踐的基本要素。他在學界第一次明確提出「目的是實踐的一個要素」的觀點，並深入分析了目的在實踐過程中的作用和發生機制，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當時，一些學者受改革開放前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條思想路線鬥爭觀念的束縛，錯誤地認為，把目的作為實踐的一個要素將導致實踐觀上的「二元論」，並將最終導致唯心主義。他們主張把目的因素從實踐概念中排除，對實踐觀進行唯物主義的「凈化」，使其成為純粹客觀的物質活動過程。然而，剔除實踐的目的要素，實踐的主體性將被消解，實踐概念與物質概念也將混淆。可以說，實踐目的的提出恢復了實踐概念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能動性和主體性原則，成為打破學界思想僵化的一個突破口。我們知道，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塊理論基石。夏甄陶對目的範疇和實踐一般結構理論的闡釋，對破除那種機械唯物論的狹隘思想觀念，打破教條主義的束縛，實現哲學界的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意義重大。自此，我國哲學界不再局限於傳統框架下機械地宣講和解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本和思想，而是開始獨立思考，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範疇、思想、體系作正確的審視和解讀。

二是揭示實踐範疇的豐富內涵。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着對實踐範疇研究的不斷深入，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反思從重要範疇上升到整體理論，引起關於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這場討論對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時，許多學者都參與了這場討論，他們從不同視角對實踐唯物主義作出不同的理解。夏甄陶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基本思想，以近現代哲學發展的歷史坐標為參照，認為正是以科學的實踐觀作為建立新的哲學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才實現了人類哲學史上的革命。夏甄陶堅持以主客體為框架，以人與世界的關係為內容，認為應當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能動性觀點科學地解釋和規定實踐的涵義，從主體性原則去認識實踐，把實踐作為人與外部世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變換的最基本方式。他認為實踐不僅是人作為社會存在物而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且是這種存在的基本內容，是人的普遍性的最現實的表現，是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的活化狀態。他主張以實踐為基礎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與世界的關係及其時代特點。實踐唯物主義的主要社會功能，是以哲學的方式指導人們對現存世界的理論批判和實踐批判。正是從這一基礎出發，夏甄陶形成了自己的哲學研究總邏輯：以人與世界的大關係為參照系重新闡釋哲學的對象、特點和功能，又以這種哲學觀為基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出規定和闡釋，並在此基礎上展開認識論、人學、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變革和教科書改革等不同領域的研究。

三是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改革。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不斷發展，變革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的改革成為學術界一個熱點問題，學者們圍繞這一問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質、形態、體系、結構、功能和歷史命運等展開熱烈討論。教科書的改革與關於實踐唯物主義的爭論緊密相連，也可以說，兩者實質上是同一個問題。教科書改革的前提和關鍵是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實質。傳統教科書體系是否需要改革、怎麼改革等一些重大問題，是教科書改革的焦點和突破口。學者們根據對實踐唯物主義的不同理解，提出不同的教科書改革方案。

夏甄陶在以人與世界的關係為參照系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主張「以實踐的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石，以現代社會實踐為現實基礎，以人與世界的總體性關係、人對世界的自覺能動掌握和對屬人世界的自覺能動創造為基本線索和基本內容，將本體論（包括歷史觀）和認識論（包括實踐論和方法論）內在地統一起來，在邏輯與歷史、理論與現實的統一中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體系」。雖然當時的教科書改革並未最終完成，但對推動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開創和奠基：構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理論體系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夏甄陶的研究興趣主要在中國哲學上，他主要研究了西周的社會性質、春秋戰國時代的奴隸制以及周公的天命思想等。他還對荀子的思想進行了專門研究，並於197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論荀子的哲學思想》。調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後，夏甄陶本想繼續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但單位領導根據工作需要，將其安排到辯證唯物主義研究室，後又被研究室領導分在認識論研究組。1978年哲學研究所招收首批研究生，他就負責指導認識論方向研究生。從此夏甄陶就把研究方向定在認識論領域，開始了認識論研究的學術生涯。1985年夏甄陶調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任教，繼續從事認識論研究。

夏甄陶是最早投入認識論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在這一研究領域深耕幾十載，在當時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學人中，取得的學術成果最為豐碩。雖然不少學者在某個或某些認識論問題上提出了頗具見地的觀點，但無論在成果的數量、質量上，還是在成果的系統性、開創性和影響力上，夏甄陶取得的成就都是最大的。夏甄陶史論結合，既有對認識論原理的創新性研究，又有對認識論思想史的系統梳理；不僅涵蓋了新時期我國認識論研究討論的幾乎所有重要問題，而且對許多問題的研究都是開創性、引領性的。北京大學楊學功教授指出：「從認識論研究的整體情況來看，夏甄陶所取得的成就最為突出……代表了新時期認識論研究的學術水平。」可以說，夏甄陶為新時期我國認識論的興起和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是新時期我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研究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者。

一是對認識論原理作開創性探究，建構系統的認識論思想體系。從研究目的範疇和實踐理論開始，以科學的實踐觀為基石，夏甄陶對認識的本質、認識的系統結構、認識的主—客體相關律、認識的發生、認識的過程、思維活動、真理與價值等認識論基本原理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1986年，夏甄陶在前期研究成果基礎上完成《認識論引論》一書，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的認識論學術專著兼教科書。1991年，此著獲北京市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王玉恆編審在為夏甄陶此著撰寫的書評中指出：「據我們所知，它是『文革』後我國最早出版的一部全面系統闡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專著。它以主體和客體為基本範疇，以實踐為基石，運用唯物辯證方法，以獨到的見解和深刻的理論分析，建構了一個新的認識論體系。」夏甄陶把認識描述為以主客體關係為結構骨架的動態系統，把認識的本質、認識的發生、認識實現的形式和方法、認識的過程、認識的觀念目的和實踐目的等有關認識論基本問題放到這一動態系統中來思考和解決，揭示出認識自己構成自己的道路。此著為夏甄陶系統從事認識論研究描繪了清晰藍圖，也為整個學術界的認識論研究開拓了問題域，理清了發展方向。

以主客體關係為骨架的認識系統結構是夏甄陶認識論研究的核心問題，貫穿他的認識論研究整個歷程。20世紀80年代末，他先後發表了《論認識系統》《論主體的認知定勢》《試論認識系統中的主—客體相關律》《論認識的主體性的客體性基礎》《人在對象性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性》等論文，並於1996年最終完成並出版專著《認識的主—客體相關原理》。夏甄陶將實踐的一般結構理論引入認識論，以主體、客體和中介為基本要素組成的系統作為認識的基本結構，深入分析了主體、客體、中介三個子系統各自的涵義、內容和重要性，並從辯證法的角度剖析了三個子系統之間的相關聯性和內在聯繫，把認識描述為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過程。認識論系統是整個認識論原理研究的核心，也是學界討論最多的一個問題。夏甄陶在這一論域着墨最多，闡述最為透徹，因而也最具代表性。

夏甄陶認為，認識論不只是研究已經形成的現成的認識，還要研究認識的發生，探索和揭示人類認識系統起源和發生的前提條件、基礎、機制和過程。1982年，他提出並主持研究認識發生的課題，於1991年出版《認識發生論》一書。夏甄陶等採用「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的認識方法，先對高級認識形態的構成因素及其結構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往回探索它們在低級的原始認識形態甚至前認識形態中所表露的徵兆和萌芽，由對現成認識形態的反思往回追溯其原始起源、發生和建構過程。認識的發生是認識論研究中一個重要課題，此著是我國第一部專門研究認識發生問題的專著，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研究中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思維是很多學科研究的對象，也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研究關注較多的一個領域。1992年，夏甄陶與李淮春、郭湛合作主編出版了《思維世界導論——關於思維的認識論考察》，從認識論的角度把思維納入認識過程加以考察，深入分析了思維的發生、思維的結構和功能、思維的本質、思維的活動和方法、思維世界和人工智能、思維世界的發展等問題。該成果的學術價值在當時是開創性的，2004年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05年獲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

此外，夏甄陶還較早提出並研究了人的認識的真善美相統一的問題。他指出，過去我們僅僅從求真的角度來理解人的認識，但人是按照主體性原則認識世界，認識既要實現對外部世界的本質的掌握，又要體現人的價值需要，還要按照美的規律來進行。因此，應當從真善美相統一的視角理解認識的本質，揭示認識過程中真善美統一的具體形式和內部機制，研究認識內容中真善美與主體認識定勢中知意情之間的內在聯繫。他從人掌握世界的活動方式、目標和趨向，論證了人的觀念的和實踐的掌握世界的活動方式，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追求和創造真善美的對象的功能和特徵；從發生學的視角考察了真善美相統一原則的生物學前提；還考察了真善美的原始表現。

二是對認識論史作系統性梳理，為認識論研究提供厚實的理論資源。在進行認識論原理研究的同時，夏甄陶還非常重視對中外認識論思想史的梳理。他與崔建軍、紀虎民合譯了英國著名哲學家D.W.海姆倫撰著的《西方認識論簡史》，較早地介紹了西方認識論研究成果。

更為重要的是，他默默耕耘十餘載，以人與世界的關係為線索發掘中國傳統哲學，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思想為參照，對中國歷史上50多位思想家的認識論思想進行了總結和梳理，完成了《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上、下卷），此著1998年獲教育部第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夏甄陶認為，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天人關係、主客關係、形神關係、名實關係、言意關係、學思關係、知行關係等，雖然不都是直接論述認識論問題，但已經包含對現代認識論研究具有啟發意義的徵兆、胚胎和萌芽，已經涉及認識的本質、條件和來源，認識的過程、方法和目的，認識的內容和形式，認識的檢驗和評價等認識論問題。夏甄陶將其挖掘出來，不僅利於我們理解和掌握中國傳統認識論思想，還為我們建構新的認識論原理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

當時，學術界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思想中沒有認識論思想，夏甄陶以這部大部頭論著予以澄清，填補了中國認識論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夏甄陶花費10多年獨自完成這部皇皇巨著，不僅體現了他執着的治學態度和頑強的毅力，而且還體現出其深厚的中國哲學功底。著名哲學家石峻評價說：「當前中國學術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學者不在少數，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兼攻中國哲學史而又深有造詣者，可能並不太多，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夏甄陶教授恰是這極少數的專家之一。」

三是對我國新時期認識論研究的突出貢獻。馬克思、恩格斯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建構專門的認識論理論，他們只是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改革開放前，受蘇聯教科書影響，我國傳統的認識論研究由於未能正確理解實踐範疇的內涵和重視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地位，而從物質、客觀性出發解釋人的認識，將實踐作為認識的一個外在環節來理解，沒有將實踐作為理解人的認識的基礎和出發點，未能建構科學的認識論理論體系。夏甄陶將科學的實踐觀納入認識論，深入剖析認識的本質及相關原理，不僅恢復了馬克思創立的關於認識論的概括性原則，而且立足當代社會實踐，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進行闡釋和再創造，建構了系統的認識論思想體系，填補了長期以來我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研究中的很多理論空白，為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20世紀整個80年代，認識論一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甚至整個哲學界聚焦的研究對象，是當時我國哲學研究無可爭議的研究熱點。中國認識論研究的興起和繁榮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它根源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曾遭遇挫折，迫使我們從認識上查找原因，繼而解放自己的思想，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而這一重大的思想變革和歷史轉變必然需要科學的認識論理論進行指導。可以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認識論研究熱潮，為推動全國範圍的思想解放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從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看，作為這一研究熱潮的代表性人物，夏甄陶認識論研究成果的理論貢獻和實踐意義也具有時代特徵。

4.反思與回應：豐富馬克思主義哲學人學思想

20世紀80年代後期，針對當時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存在的「見物不見人」傾向，夏甄陶投入了人學研究並取得豐碩成果。他與北京大學黃枬森、陳志尚合作主編了《人學詞典》，參與寫作了由陳志尚主持的《人學原理》，為學術界開展人學研究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此外，他還撰寫了《人是什麼》《人：關係活動發展》等人學專著。夏甄陶長期兼任中國人學學會副會長，是當代中國人學研究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夏甄陶認為，馬克思、恩格斯以現實的人為根本出發點，考察分析客觀世界和人類歷史，是以人的解放為理論旨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在包含着豐富的人學思想。在《人是什麼》一書中，他從人作為自然存在物、社會存在物、有意識的存在物和從事活動的存在物等方面，對人進行全面、透徹的探究和分析。他強調，人是多種規定的統一，對人的本質的考察，最根本的是要通過人的活動即實踐的感性活動，綜合考察人怎樣創造自己的各種存在狀態和規定性，以及怎樣實現自己的進化發展。在《人：關係活動發展》一書中，他根據馬克思關於現實的人的基本理論觀點，結合中國傳統哲學中「究天人之際」的思想與當代人類面臨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從關係、活動、發展辯證統一的視角對人作了較為系統化的整體性理解，尤其剖析了人的新型發展方式、人的價值和理想、人的普遍性，以及人的局限性和超越方式、以人為本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當代中國社會和人的發展等問題，提出很多具有較高學術影響力和理論價值的觀點。

夏甄陶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人學思想，更是從人學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作了更加透徹系統的闡釋，闡明了關於人的實踐唯物主義的觀點：人是實踐的存在物。「人，作為感性的、社會的、活動的人，通過物質的感性實踐活動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多種多樣的活動，不斷生產自己的多種多樣的人的生活，不斷創造自己的豐富多彩的人的世界，並使人獲得與這多種多樣的人的生活和這豐富多彩的人的世界相適應的現實性和規定性；人也因此而成為具有現實的特性和本質的現實的人。一般地說，人是通過自己的活動來表現自己的存在和生活的。而人怎樣表現自己的存在和生活，他也就是怎樣的。人存在和生活於通過人自己的活動所創造的人的世界中」。

人學研究是夏甄陶整個哲學研究的一個前提，也使夏甄陶整個哲學研究更加完整。夏甄陶認為，與其他學科一樣，哲學思考是以有生命的人的存在和發展為前提的，哲學是以人與世界的關係為研究對象的。他將人學作為其哲學研究的一個出發點和一以貫之的方法：「人與世界的大關係不僅是哲學應該關注和研究的總課題，而且也是哲學地思考和解決不同領域的問題的總的參照系。」從人與世界的關係出發，他不僅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學前提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且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從關係出發是與從實體出發相對的，他反對以實體為出發點的哲學，他認為，這種實體化思維方式和本體論思維方式最終必然導致機械論的世界觀和神秘的創世說。

夏甄陶著作等身，成就卓越。他一生專註於其熱愛的哲學事業，更是用哲學詮釋和豐富着自己的人生，實現了哲學人生與人生哲學的完美統一。正如他在詞中所言：「內外乾坤，相應相因，會通時，泉脈深深。滋生智慧，造化文明，但又求美，又求善，又求真。」他胸懷祖國，始終以哲學的思維關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現實問題；他志存高遠，在哲學道路上孜孜以求，鑄就了堅定的學術信念和遠大的學術抱負；他為人低調謙和、淡泊名利，在樸素和簡單中默默攀登哲學的高峰；他喜歡恬靜嫻雅、怡然自得的生活，在物我交融中探尋哲學的美妙；他誨人不倦，桃李滿天下，為我國哲學事業發展培養出不少傑出人才。夏甄陶的哲學思想以及為學、為人、為師的境界和精神，將永為後學敬仰。

《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29日15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