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台山繁峙靈跡「二聖對談造像」看魏晉北朝儒釋道互動關係

2022年07月01日02:57:08 熱門 1920

五台山西台頂二聖對談石

文殊與維摩二聖對談處位於五台山西台北側3公里處，北距繁峙岩頭鄉禪堂村2公里，在林盡草茂的緩坡上，有兩座石崖，底部相連，上分為二，南北長約40米，高約10米。古時石上建樓。

圓仁入唐所見的維摩詰與文殊對坐造像

日僧圓仁於唐開成五年（840）巡禮五台山，其《人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記載：「到西台……從台西下坂，行五六里，近谷有文殊與維摩對談處。兩個大岩相對高起，一南一北、高各三丈許。岩上皆平、皆有大石座。相傳云：文殊師利菩薩共維摩相見對談之處。其兩座中間於下石上有獅子蹄跡，塌入石面深一寸許。岩前有六間樓，面向東造。南頭置文殊像，騎雙獅子。東頭置維摩像，坐四角座，老人之貌，頂發雙結，膚色素白面向前覆，如戴蓮荷。着黃丹衣及白裙，於衣上襲披皮裘，毛色斑駁而赤、白、黑。兩手不入皮袖，右膝屈之著於座上，豎起左膝而踏座上，右肘在條几上，仰掌以伸五指，左手把麈尾，以腕押左膝上，開口顯齒，似語笑之相。人云：見化現時之樣而造之矣。」

圓仁對維摩詰老人的相貌、坐姿、衣着、表情、用具做了認真地觀察與記錄，共計98個字，現在仍是無比珍貴且不可多得的史料。遭唐會昌五年（ 845）「武宗滅法」，圓仁所記維摩詰與文殊對坐造像亦毀而不存。

宋、明山志所記，已無此造像，明鎮澄《清涼山志》卷二《五峰靈跡》:西台……二聖對談石。唐法琳，見緇白二叟坐談石上，近之則失，因為名。宣公子睹異，於上建樓。覺玄詩：「妙德弘開向上關，維摩一默不輕還。對談若謂無言說，風雨依前點石斑」。

在日本京都東福寺藏有同為傳元人的〈維摩詰居士圖〉

維摩詰宣說什麼？

《維摩詰經》產生於公元二、三世紀，它的確故事性頗強，就像一部小說。主人公維摩詰既是大富大貴、受人尊崇的印度長者，又是凈心修行，普渡眾生的菩薩。這樣的雙重形象，體現了當時佛教發展日益擴大，深入世間的情形。他的長者身份，也許就是作為佛教重要支持力量的商人。

《維摩詰經》宣說的「不二」思想是本經的主要觀念。所謂「不二」，其實質就是無對待而泯差別，超乎對待和差別，體現的就是「中道」的精神。這種破偏執，無對待，泯差別的觀念貫穿始終。

維摩詰反覆宣說的「不二法門」，新異之處就在於不偏執於離世修行，去染就凈，而以住世為涅槃，以度人為解脫這一大乘菩薩行的真精神。「譬如不下巨海，終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強調了大乘佛教自利利他、住世救度精神這一關鍵。

維摩詰主動入世修行六度，獲得覺悟，故而雖然他擁有無數世俗的財富和家庭，但是他住世修行，染中得凈，處處「教化」「饒益」眾生，這是他利他度人的表現。

五台山西台二聖對談處遺存

維摩詰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進入唐代，維摩詰以一種既親切近乎人情，又精妙深於佛理的形象，全方位地進入了中國古人的精神生活。

維摩詰對「本心」的論述引起了時人的重視：「即時豁然，還得本心」，「欲得凈土，當凈其心，隨其心凈，則佛土凈」。他的這一思想，對唐代六祖慧能影響甚大，慧能新禪宗思想特別重視「直指人心」與維摩詰一脈相承。《壇經》多處對《維摩詰經》的援引絕非表面文章，而是不可多得依據的禪宗經典。永嘉大師玄覺(665~713)，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得到六祖親自印證。他的《證道歌》凝聚了佛教智慧和人生哲學，不僅國內傳播廣泛，而且影響全球。

「詩佛」王維、他的名字「維」合以字「摩詰」，正是「維摩詰」。「詩仙」李白自擬為「維摩詰」，他曾有詩「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五十春。湖州司馬後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維摩詰原來亦稱金粟如來）。

白居易不但把維摩詰奉為理想人格的化身，而且凸顯了他在俗世享樂生活與修道習禪兩相融合的追求。「雖過酒肆上，不離道場中。弦管聲非實，花鈿色是空。何人知此義？唯有凈名翁」。凈名翁就是維摩詰。這些文人士大夫在維護文化傳統、宗族秩序的同時，追求超逸的宗教境界，獲得身、心、靈的寧靜安然。

五台山西台二聖對談處全景

二聖造像題材的時代背景

魏晉北朝時期(220年~589年)，維摩詰與文殊對坐造像題材盛行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

東晉時鳩摩羅什譯出《維摩詰所說經》等，在魏晉南北朝上流社會十分流行。其時的名門望族，文士墨客，常將《維摩經》與中國傳統的《老》《庄》並論，維摩詰與文殊對坐辯論的題材內容，成為他們之間經常論及和探討的話題。維摩詰出身名貴但又氣質清高和善於清談論辯的形象，以及文殊作為佛陀使者對於維摩潔的敬重和推崇，亦是他們津津樂道的內容。

這是因為，魏晉之際，多年不斷的政權更迭，戰爭戰亂，使社會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門閥豪族和文人墨客，既對現實社會充滿失望，也對西漢以降所「獨尊」的儒術、儒學救世思想充滿失望。於是逃避現實而趨於超然物外的老莊以及傳入不久的釋教，便成為這一人群或階層的主要精神支柱和人生寄託。

然而，對於這些養尊處優、生活優渥的既得利益階層人士而言，現實享受和利益實在難以割捨，佛教出家人需恪守的戒律清規，甚至所追求的「遺世孑立」和「不為物役」之境界確實令他們難以接受，故像維摩詰那樣既不放棄優渥的物質生活條件，又在精神上保持對世俗社會的超越以及自我意識的自由自在和人格的獨立尊嚴、便成為他們效仿的楷模。於是，對維摩潔的崇拜，在魏晉上流社會蔚然成風。

因此，《維摩經變》亦成為印度佛教中國式文學化和圖像化的最早題材之一。現存維摩詰與文殊對坐最早壁畫，當屬甘肅炳林寺169窟於西秦建弘元年（420 ）所繪《維摩變》。

北魏從公元398年建都於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公元557年西魏亡，共歷十七帝、171年，是所有魏晉南北朝王國中立國最長久者。這當然與孝文帝心懷「仰光七廟，俯濟蒼生」之志，銳意進取分不開。他模仿漢族王朝的禮儀，作明堂、建太廟、正祀典、迎春東郊、親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養國老、庶老，允許群臣守三年之喪。北魏初期在雲岡石窟造像中維摩詰與文殊對坐雕刻激增，有三十餘幅之多，到北魏孝文帝為推進「漢化」將都城南遷至洛陽後，龍門石窟中維摩詰與文殊對坐的《維摩經變》題材雕刻達到高峰，竟有一百三十餘處之多。

由此可以窺見，隨着北魏政權推行「漢化」政策，魏孝文帝執政時期傾心建造了五台山大孚圖寺、清涼寺、佛光寺，在繁峙西台之處的維摩詰與文殊對坐的《維摩經變》題材造像由極有可能是由魏孝文帝造置。

北宋延一《廣清涼傳》卷上《五台境界寺名聖跡》所記：西台……靈跡一十五，孝文射垛……師（獅）子蹤、于闐國王蹤、二聖對談石……」，從此段記載看，文殊坐騎獅子與于闐國國王、二聖對談遺蹤，以及北魏孝文帝的射垛遺迹俱在一處，可能是由於闐等西域僧人或塑繪藝人經絲綢之路將騎士文殊、于闐國國王等信息傳入中土，並在昔日孝文射垛、二聖對談等既有遺迹處，重新塑置了文殊騎雙獅的「二聖對談」像。

由魏晉玄學發展為三教殊途同歸

著名歷史學家賀昌群在他的《魏晉清談思想初論》中指出：「降及六朝，清談玄義復與佛理相輝映，談空論寂，本無末有，於是儒、道、佛三家義理，正如三條直線在一點相交……而三家之學經此一合，又各有所變，在中國文化思想上形成一偉大崇高之哲學體系」。

眾所周知，儒家承認現實社會，其學說折中於理想與事實之間，所以懸一「中」字以顯體。而道家絕聖棄智，舉凡社會一切而否定之，沒有什麼所謂聖所謂智的東西，所以立一「無」字以顯體。儒家之「中」和道家的「無」，都含有否定的意思，言「中」不執着於「中」，言「無」不執着於「無」。實際上是同義而異名，儒道同歸。

與西方哲學多「為知識而求知識」不同，印度人士則以智慧覺迷妄，因解脫而求智慧。佛教原為解脫道，與人生關係尤為密切。所謂成佛，即是順其自然，亦即歸本返真。佛教初來，立足未穩，漢代為佛道，魏晉為佛玄。魏晉玄學奠基人湯用彤認為：「返本即心性之自然發露，即明心見性」，故而成佛的根據不在本性之外，不應捨近求遠，而應頓悟，見性成佛。「玄學、佛學同主貴無賤有。以無為本，以萬有為末。本末即體用」。「超凡入聖，當下即是，不須遠求，因而玄學乃轉一新方向，由禪宗而下接宋明之學」。

從「反本」觀念之演變，可以看出佛教與儒道相交融，促進了佛教中國化。從思想深層看，本末理論蘊含著三教關於理想秩序的終極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