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增貴
紅軍第5軍團何時改稱第5軍，對此，多年來眾說紛紜，直至今日在報刊網絡中仍然說法不一，有1935年7月、11月和1936年1月之說。
經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記載：1935年7月21日，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為第1、第3、第5、第32軍。」第1軍，林彪任軍長；第3軍，彭德懷任軍長；第5軍，董振堂任軍長；第32軍，羅炳輝任軍長。「紅四方面軍第4、第9、第30、第31、第33軍的番號不變。」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也有相同的記載：「7月21日，中革軍委發佈了《關於一、四方面軍組織番號及幹部任免的決定》」，「決定取消紅一方面軍各軍團番號，統一改成軍；紅四方面軍各軍番號不變。」
由此來說，第5軍團於1935年7月改稱第5軍已是不容置疑。當時，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後，紅一方面軍下轄4個軍團，而紅四方面軍卻下轄5個軍，兩個方面軍的直轄戰鬥部隊一個是「軍團」，一個是「軍」，番號級別不等，不利於統一指揮作戰。因此，統一番號級別，也在必然之中。中革軍委發佈命令之後，紅軍總部首長在電令中，無一不稱「第5軍」，再不使用「第5軍團」番號。
「1935年11月」和「1936年1月」之說，經常用「1935年11月（或1936年1月），第5軍團和第33軍合編，改稱第5軍，董振堂任軍長」這樣的文字來表述，這又緣何而起呢？
經查，1935年11月，陳昌浩、徐向前有電令稱：「軍委令：為充實軍力，交換經驗，統一指揮，節約幹部起見，決將5、33軍兩軍合編為5軍。董任軍長……請即進行政治動員和準備。待黃超到後進行合編。」（見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由此可見，「1935年11月」，是陳昌浩、徐向前下達第5軍（而非第5軍團）與第33軍合編命令的時間，而且只是讓「進行政治動員和準備」。1935年9月，張國燾的「阿壩會議」之後，黃超於10月任第5軍政治委員，陳、徐發此電令時，黃超還未到任，所以要「待黃超到後進行合編」。
◆董振堂
再查，1936年1月11日，董振堂等聯名向陳昌浩、徐向前報告第5軍與第33軍合編的情況，電稱：「（一）軍直屬隊已於本月10日合編完畢。軍直屬隊現編成的部隊如下：1、軍司令部；2、軍政治部；3、保衛局；4、教導隊……」「（三）番號的規定：以原33軍改為15師，以295團改為43團，以297團改為45團；13師之兩個團番號照舊不變。」「（六）合編後的人員、武器統計待後報上。」（見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從電文不難看出，「1936年1月」，是第5軍和第33軍合編完畢的時間，並非第5軍團改稱第5軍的時間。
那麼，既然第5軍團已於1935年7月改稱第5軍，為什麼後兩種說法均稱「第5軍團與第33軍合編，改稱第5軍」呢？這一說法最初來自建國後許多老紅軍的回憶口述或回憶文章。老紅軍是當年的親歷者，他們之所以這樣回憶，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改為第5軍後，許多指戰員不習慣，仍然沿襲舊稱，即「第5軍團」；二是表明隨紅四方面軍行動的董振堂所部，原屬紅一方面軍建制，是紅一方面軍的部隊，即「第5軍團」。
陳昌浩、徐向前的電令使用「合編」二字也頗耐人尋味。一般來講，兩個不同番號的部隊「合編」後，應該授予一個新的番號，而這次合編卻沒有，仍為「第5軍」。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使用「編入」或「併入」二字，在電令中稱作「第33軍編入（併入）第5軍」呢？況且早在1934年12月就已有紅8軍團「編入」紅5軍團的先例。從當時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諸多方面的複雜情況分析，如果使用「編入」「併入」二字，會有第33軍被「吞併」、被「火併」之嫌，不利於兩個方面軍的團結。筆者認為，時至今日，再表述這次「合編」事件，使用「1936年1月，第33軍編入第5軍」，更符合史實。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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