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火人情
＂光榮煙，十塊一盒，城裡頭打着燈籠都難找。＂李大爺接過大伯遞來的香煙，嘖嘖稱奇，那粗糙的手指輕輕摩挲着煙盒，眼睛裏滿是艷羨。
村裡其他人也圍了過來，搓着手笑道：＂建國啊，又發達了！＂
我叫周小冬，1965年生於北方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莊，剛出生那會兒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剛過去不久，家裡窮得叮噹響。大伯周建國比我父親大六歲，是我們周家第一個走出去的人，如今在省里當了正廳級幹部，是全村人眼中的驕傲。
記得小時候，村裡人提起大伯，總是一臉敬佩，＂周建國那娃兒，命好啊，高考恢復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學，還是重點大學呢！＂奶奶每每聽到這話，就會抹着眼角說：＂俺們家祖墳冒青煙咧！＂
我家祖屋是村東頭一排青磚瓦房，大門兩側貼着褪了色的紅對聯，門楣上掛着一塊烏黑的匾，上面＂耕讀傳家＂四個大字已經模糊不清。院子里有口老井，夏天水涼冬天暖，是村裡難得的好水源。
每逢春節，大伯都會回村探親。他不像電視里那些官員，西裝革履、高高在上。他總是穿着洗得發白的中山裝，戴着那頂褪了色的軍帽，只有那一條褲線依然挺括如初，腋下夾着箇舊公文包，裏面裝滿了給家裡人的禮物。
1984年那個春節，萬象更新的氣息撲面而來。村裡剛通了廣播，每天早晨六點，高音喇叭里準時響起《東方紅》，然後播報國家政策和農業科技。電視機還是個稀罕物，全村只有大隊部有一台黑白的＂飛躍＂牌，每到播新聞聯播的時候，村裡人就擠滿了大隊部的那間辦公室。
那年，我已經是高中生了，因為成績不錯，被老師們看好，說有希望考上大學，全家人都充滿期待。我也開始留意大人們的言行，想從中學些人情世故。
大伯這次回來，帶了幾條＂光榮＂牌香煙，一下子成了村裡男人們議論的焦點。那煙可不一般，聽說是省里開會才發的高檔貨，外地人想買都買不到。鄉親們三五成群，圍着大伯詢問城裡的新鮮事，煙霧繚繞中，他們的笑聲格外爽朗。
＂改革開放好啊，聽說深圳那邊，一個月工資都有上百塊！＂村裡的劉麻子感嘆道。
＂可不咋地，咱這旮旯啥時候能富起來啊？＂李大爺吐了個煙圈，眼神飄向遠方。
大伯笑而不語，只是輕輕拍了拍李大爺的肩膀，說：＂慢慢來，總會好的。＂
我坐在炕頭，看着大伯分發香煙的樣子，心裏直犯嘀咕。那時候，村裡人一個月工分到手，也就二三十塊錢。爹娘經常念叨，＂錢要花在刀刃上＂。十塊錢一盒的煙，足夠買兩三斤豬肉了，大伯這麼大手大腳，是不是太浪費了？
母親看出我的疑惑，趁着收拾碗筷的空當，輕聲道：＂你大伯這是用心了。他這個位置不容易，得和鄉親們打成一片。＂
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心裏卻不以為然。年輕氣盛的我，總覺得大伯是在擺闊氣，向村裡人顯擺自己的地位。晚飯後，我一個人坐在院子里的石磙上生悶氣，看着滿天繁星，思緒萬千。
＂想啥呢？這麼入神。＂大伯不知何時走到我身邊，遞給我一個蘋果。
那是個紅富士，比我巴掌還大，在昏暗的月光下泛着誘人的光澤。這在北方農村的冬天，可是稀罕物。我接過來，咬了一口，甜脆多汁，是城裡才有的好東西。
＂大伯，您當官了，和我們不一樣了。＂我憋了半天，悶聲說出這句話。
大伯愣了一下，隨即哈哈大笑：＂你這娃，想啥呢？當官不當官的，都是一家人，都是咱村的人啊！＂
他從口袋裡掏出那盒＂光榮＂煙，摸出一支叼在嘴上，卻沒有點燃。＂小冬啊，你知道我為啥帶這煙回來嗎？＂
我搖搖頭。
＂你是念書人，應該懂點道理。這煙啊，就是個敲門磚。村裡這些老少爺們，都是看着我長大的，我這當官的架子一擺，他們心裏就有疙瘩，話就說不到一塊去了。＂大伯把煙在手指間轉了轉，＂一根煙能讓人放鬆，話就多了，我才能知道村裡真正需要啥。＂
我半信半疑，卻也不好再說什麼。小小年紀的我，哪裡懂得這其中的深意。
深夜，我起夜時無意聽到大伯與村長老王在院子里的談話。月光如水，兩個中年男人的剪影被拉得老長。
＂建國啊，咱村要通電的事，你看能不能...＂村長的聲音低沉而急切，＂上頭一直說沒有名額，可咱村孩子晚上連作業都寫不了，眼看就要落後了。＂
大伯沉默了片刻，指間的煙頭明明滅滅。＂我明白，回去就辦。別的不敢說，這點事還是能做到的。不過王叔，咱得教育村裡人，用電要交電費，不能像用柴火一樣隨便用。＂
＂那是當然！俺早就跟大傢伙說過了，電是國家的，得按章辦事。＂村長拍着胸脯保證。
＂還有，聽說南頭那幾戶因為修水渠的事鬧矛盾？＂大伯問道。
＂哎呀，別提了，就為了那點地界，差點動了傢伙什。＂村長愁眉苦臉。
＂明個我去看看，咱得把這事擺平了。年年為水鬧糾紛，不是個事。＂
＂你一個大幹部，哪有功夫管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啊？＂村長有些不好意思。
＂我周建國雖然在城裡當官，可骨子裡還是個農民。這些事不解決，我心裏不踏實。＂大伯的聲音堅定而溫和。
我悄悄退回房間，心裏泛起一陣漣漪。原來大伯的心裏，裝着這麼多事情。
第二天一早，大伯果然帶着我去了南頭。那裡住着張家和李家，因為一條灌溉用的水渠走向問題，已經吵了好幾年。一到地方，兩家人就開始你一言我一語地訴苦，場面一度混亂。
大伯沒有動怒，而是掏出那盒＂光榮＂煙，遞給兩家的當家人。＂來，抽根煙，消消氣。＂
煙霧繚繞中，大伯的聲音沉穩有力：＂我看過了，按規矩，水渠應該這麼走。但是張家的地要是被分了，確實吃虧。這樣，我出點錢，給張家地頭砌個小水池，保證灌溉不受影響，你們看行不？＂
兩家人面面相覷，最後竟然同意了。我站在一旁，心裏震撼不已。一根煙，一句公道話，就解決了多年的糾紛。
那年夏天，村裡老支書去世，享年七十八歲。他是村裡德高望重的人物，當年帶領村民打過游擊，解放後又帶領大家修水利、辦學校。幾乎全村人都來送行，場面肅穆。
讓我意外的是，大伯沒有以領導身份站在旁邊指揮，而是脫下中山裝，挽起袖子，與村裡壯勞力一道抬棺、填土。他的後背被汗水浸透，臉上沾滿泥土，卻依然神色莊重。村民們望着他的背影，眼中滿是敬意。
＂周建國還是那個周建國，沒變樣！＂有人感嘆道。
晚上，母親坐在縫紉機前，修補着大伯帶血的襯衣。原來他抬棺時，不小心被釘子劃破了手臂。＂你大伯這些年，村裡的路是他跑項目修的，小學校舍是他爭取資金建的。那些個領導來視察，都是他帶來的。他們嫌咱村偏，你大伯硬是把他們請來了。＂
母親嘆了口氣，繼續說：＂那煙啊，不過是他跟鄉親們聊家常的由頭。你看那些鄉親們，平時在幹部面前多拘謹，可一根煙下去，話匣子就打開了，村裡的實情也就摸清了。＂
我恍然大悟，心中對大伯的敬意油然而生。
第二年春節，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學，成了村裡繼大伯之後第二個大學生。臨行前，大伯特地回來看我，帶了一盒＂中華＂煙，比＂光榮＂還要高檔。
＂大伯，這是要送我的？＂我有些受寵若驚。
＂傻小子，你還沒到抽煙的年紀呢！＂大伯笑着拍我腦袋，＂這是送你未來班主任的。大學不比中學，老師們見多識廣，你可別怯場。＂
我接過煙，有些沉甸甸的。大伯又從公文包里拿出一個信封：＂這是生活費，夠你半學期的了。省着點用，有困難就找我。＂
我接過信封，掂了掂，心裏有數了。大伯知道家裡不寬裕，這是在雪中送炭啊。＂大伯，我會好好學習的！＂
＂嗯，我相信你。出門在外，記住三件事：一要守規矩，二要多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三要心繫家鄉。＂大伯語重心長地說。
我點點頭，把這三句話牢牢記在心裏。
上大學後，我才真正了解了大伯在省里的地位。他是改革開放後提拔起來的幹部，因為工作能力強，又廉潔自律，很受重視。但他從不在家鄉炫耀，也不利用職權為家裡人謀私利。那時候有個詞叫＂走後門＂，很多幹部子弟靠關係進單位、提幹部，唯獨大伯從不為家裡人開這個口子。
＂要靠真本事吃飯，不能靠關係。＂這是他常掛在嘴邊的話。
1989年夏天，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省城一家企業。大伯沒有插手我的分配，只是在畢業典禮後，請我去家裡吃了頓飯。他住的是單位分的老式樓房，六十多平米，傢具陳舊但整潔。牆上掛着一幅奶奶的照片，旁邊是全家福。客廳里唯一值錢的東西是一台＂熊貓＂牌彩電，還是單位發的福利。
＂小冬，工作了就是社會人了，以後回村的時候，也要帶點東西。＂大伯一邊倒茶一邊說。
＂帶啥好呢？＂我有些茫然。
＂帶點城裡人愛用的東西。＂大伯笑道，＂比如好煙、好酒，文具、布匹，這些都行。主要是個心意，讓鄉親們知道，你沒忘本。＂
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那時的我，剛剛踏入社會，還不太理解維繫鄉情的重要性。
後來的一個夏夜，我休假回村，與大伯坐在院子里乘涼。蟬鳴陣陣，微風送爽，天上的星星像無數顆寶石鑲嵌在黑絨布上。大伯抽着那＂光榮＂煙，緩緩道：＂小冬，當官的不能忘本。我這身板骨是吃村裡的水土長大的，再大的官也是咱農村人。＂
煙頭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滅滅，照亮了他那張飽經風霜的臉。那一刻，我彷彿看到了他內心深處的赤誠。
＂大伯，我一直不明白，您有這麼大的權力，為啥不多給家裡辦點好事？村裡人都說，咱們家祖上燒高香了，出了您這麼個大幹部，可家裡的日子過得跟別人也沒啥兩樣。＂我有些不解地問道。
大伯深吸一口煙，緩緩吐出。＂那些煙......＂
＂那不是煙，是敲門磚。＂大伯笑了，額頭的皺紋舒展開來，＂我要是拿着公文包去找鄉親們談扶貧、談發展，誰願意聽？一根煙點着，心就熱了，話就多了。了解民情不能靠文件和報告，得接地氣啊！＂
＂可是......＂我還想問什麼，卻被大伯打斷了。
＂小冬啊，你還年輕，有些事慢慢就明白了。＂大伯拍拍我的肩膀，＂權力是把雙刃劍，用得好，能為老百姓辦實事；用不好，害人害己。我這輩子，就想對得起這身皮囊，對得起咱村的那口井水。＂
我望着大伯的側臉，在月光下顯得格外堅毅。突然間，我懂了很多。
那年冬天，村裡通電了。當第一盞電燈亮起的時候，老人們激動得熱淚盈眶。大伯沒有來，但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的功勞。
第二年，村裡辦起了第一個磚廠，解決了二十多個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再後來，水泥路修到了村口，孩子們上學不用再踩泥巴了。
每一次變化，大伯都低調參與，從不張揚。他用那一盒盒＂光榮＂煙，搭起了與鄉親們的溝通橋樑，也點燃了一個村莊的希望之火。
大伯退休那年，村裡人自發組織了一場歡送會。酒席上，一位平日沉默寡言的老農站起來，舉起酒杯，哽咽着說：＂建國啊，你這些年，沒給家裡人走後門，沒給親戚批條子，可你為咱村做的事，我們都記在心裏。那些個＇光榮＇煙，比天上的星星還亮！＂
滿堂掌聲中，大伯紅了眼眶。他舉起酒杯，一飲而盡，聲音有些顫抖：＂我周建國這輩子，沒啥本事，就是沒忘了自己是農民的兒子。＂
之後的歲月，大伯仍然每年春節回村，帶着那盒＂光榮＂煙。只是煙盒舊了，人也老了，那挺拔的身姿漸漸佝僂，那烏黑的頭髮染上了霜雪。但他的眼神依然炯炯有神，說起村裡的發展，仍然滔滔不絕。
2000年後，村裡人的生活越來越好，小轎車、彩電、冰箱，一樣樣走進尋常百姓家。大伯的＂光榮＂煙已經不再稀罕，村裡人卻依然珍視那份情誼。
有次我問大伯：＂現在鄉親們都富了，您還帶那煙幹嘛？＂
大伯笑着搖搖頭：＂習慣了。再說，煙只是個由頭，重要的是那份心意。＂
又一個春節，我陪大伯走訪村裡的老人們。他已年過七旬，步履蹣跚，卻堅持一家一家地去。每到一處，都要掏出那盒＂光榮＂煙，遞給主人，然後噓寒問暖，詢問家中大事小情。
在李大爺家，我看到牆上掛着一個舊煙盒，正是當年大伯送的＂光榮＂煙。
＂這是俺的寶貝！＂李大爺拍着胸脯說，＂當年要不是建國幫忙，俺閨女上不了大學，現在也不會在醫院當醫生，救那麼多人。這煙盒，比啥都金貴！＂
回家路上，我扶着大伯慢慢走。冬日的陽光灑在我們身上，映出兩道長長的影子。
＂大伯，您這輩子，值了。＂我由衷地說。
大伯笑而不語，只是從懷裡摸出那盒已經空了的＂光榮＂煙，在手裡摩挲着，彷彿那是一件無價之寶。
多年後我才真正明白，大伯的＂光榮＂煙里，裝的不是煙葉，而是一個幹部對家鄉的赤子之心與責任擔當。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他用最樸素的方式，維繫着與鄉親們的血肉聯繫，詮釋着＂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的真諦。
如今，我已是不惑之年，坐在辦公室里，看着窗外高樓林立，想起那個小山村裡的炊煙和笑聲，想起大伯遞煙時的神情，心中湧起一股暖流。
或許，人世間最珍貴的，不是權力和富貴，而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卻流淌着真情的小事 - 一盒煙，一句問候，一次幫助。
它們如同星火，點亮了漫漫長夜；如同涓涓細流，滋潤了乾涸的心田。大伯的一生樸實無華，卻在平凡中鑄就了不平凡的人生，在煙火中點亮了一個時代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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