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黨重要的地下黨員范紀曼因為叛徒出賣，在被國民黨特殊抓進了大牢。
但被抓進了大牢之後，范紀曼沒有交待任何的重要信息，在敵人的折磨之下，始終堅定自己的立場，在1949年的四月，敵人終於失去了耐心，決定要處決范紀曼。
而處決的名單被范紀曼看到了。
在被押送到刑場的過程中，范紀曼心中非常焦急，於是他決定最後一搏，他對押送他們的特務表示，自己想要去上廁所，他以為特務會不答應他，可他沒有想到的是，特務意味深長地看着他，讓他快去快回。
范紀曼沒有想那麼多，立即跑到了監獄的圍牆附近，然後找了一些工具，墊高了腳，翻過了圍牆，越獄成功。
他在逃獄之後，國民黨反動派還帶部隊大規模搜尋他，但最終都沒有找到。
回想起當年逃獄成功，那個押送他的國民黨特務意味深長，到底是因為什麼，范紀曼也記不清楚了。
范紀曼的革命之路，始於四川梁山縣，1906年3月29日，他出生於此，少年時代在萬縣中學就讀，接受了初步的教育。
1925年，他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昌分校，與羅瑞卿成為同窗，這所學校雖然只是黃埔軍校的分支機構，但因為在武昌，也同樣匯聚了那個時代投身革命的熱血青年，所以范紀曼在這裡感受到了最直接的革命熱情熏陶，同年，他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正式踏上革命征途。
葉挺
北伐戰爭爆發後，他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葉挺獨立團中擔任排長，參與了汀泗橋戰鬥，他身先士卒，衝鋒在前，卻身負重傷。
但這次負傷並未讓他退卻，反而堅定了他追隨革命的決心。
傷愈後，黨組織調他返回四川，在萬縣地區開展建黨工作，他先後擔任梁山縣、合川縣縣委書記，1928年升任中共北川地區軍委書記，負責組織地方武裝與革命活動。
1929年，他被派往重慶，在西南美專和重慶高中從事學生運動，鼓動青年覺醒，這期間，他結識了彭雅蘿，兩人結下深厚情誼。
同年秋，四川省委書記張秀熟派他前往上海，彭雅蘿隨行，考入上海音專，而范紀曼則開始了更為隱秘的使命。
1930年，范紀曼的組織關係被編入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擔任交通聯絡員。
這是一個充滿風險的角色，他負責傳遞信息，連接地下黨員，同年5月，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卻因叛徒出賣，他被敵人逮捕。
在獄中待了三三個月，他堅貞不屈，未暴露身份，最終經親友營救，於8月交保釋放。
但此時李立三推行錯誤路線，將黨團組織撤銷，與工會合併為行動委員會，推行飛行集會和武裝暴動，導致組織體系混亂，范紀曼因此未能接上組織關係，從此成為一名「黨外鬥士」。
失去組織支持後，他與彭雅蘿決定前往北平，試圖尋找黨組織，他們考入北平大學，他先後就讀藝術學院、法學院和經濟系，彭雅蘿專修音樂，在北平，他終於與共產主義者建立工作聯繫，提出恢復組織關係的要求。
但當時上海黨組織多次遭受破壞，黨中央已撤往江西蘇區，聯繫中斷，他的請求未能實現，即便如此，他並未停下腳步，而是以個人的方式繼續為革命效力。
1931年九一八事變震動全國，范紀曼在北平的身份發生了新的轉變。
他被北平68所大中學校學生會選為抗日學聯主席之一，併兼任南下示威請願團糾察隊總指揮，他帶領5000多名學生赴南京，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國民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部隊鎮壓這些學生們，而在與軍警的激烈衝突中，范紀曼身受重傷，血染衣衫。
但隨後，北京學生們的這場行動引起廣泛關注，宋慶齡介紹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前往採訪，報道了他的事迹。
史沫特萊贈他一支派克筆以示敬意，宋慶齡則發表宣言，支持學生運動，推動全國抗日反蔣浪潮，他的名字因此傳遍一時。
在北平，他還利用為國民黨機關翻譯文件的機會，獲取外交機密，送交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冀不揚，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冀不揚叛變，他再次被捕，經黨組織多方營救才得以出獄。
這段經歷，為他日後地下工作的隱秘性埋下伏筆。
1933年，范紀曼重返上海，在劉逸樵的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劉逸樵以《大晚報》特派記者為公開身份，暗中為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搜集情報，與共產國際駐滬機關有直接聯繫。
范紀曼成為他的得力助手，翻譯日本在東北的軍政經濟資料，以及義勇軍與東北抗聯的鬥爭情報，工作成果顯著，劉逸樵調往上海後，他受潘漢年、李克農指導，與彭雅蘿在靜安寺路戈登路租下公寓，開辦「木簡書屋」。
這間仿魯迅「三閑書屋」的舊書店，以買賣舊書為掩護，實為黨的秘密聯絡點。
書屋不僅是掩護身份的工具，更是地下工作的核心樞紐，他與地下黨員劉鶴孔保持聯繫，後者在法租界白爾部路負責一座秘密電台，而范紀曼的反應能力非常強，在某夜，敵人突襲在即，他接到通知後駕駛摩托車趕往現場，將電台裝入紙箱與麻袋搶救出來，劉鶴孔也及時撤離。
他隨後在靜安寺大華商場租下9號鋪面，以文具店為掩護，在屋內挖地洞安置電台，繼續發報，這一系列行動，不僅保住了與黨中央的通訊渠道，同樣也保護了許多重要的同志。
而范紀曼的貢獻，遠不止於上海一地。
1938年8月2日，他通過特殊渠道獲悉日軍計劃對蘇聯發動突襲：
重炮兵兩個旅團從日本下關開往朝鮮清津港，轉至圖門江南岸三山鎮，掩護三個師團進攻張鼓峰，目標直指海參崴。
他迅速將情報送出，僅一天後，《大美晚報》報道張鼓峰日蘇戰爭爆發，蘇聯空軍摧毀日軍重炮陣地。
抗日戰爭打響之後，當時的上海，是各方勢力交匯的中心，他利用書店與魯迅等人交往，收集情報時保持低調。他的工作，既需要膽識，也仰賴智慧，因為冀不揚曾經的叛變，讓范紀曼的心思越來越成熟，他的地下工作也做得越來越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在日本投降之後，上海局勢忽然變得非常混亂，在當時，范紀曼受組織的命令，營救被關押在提籃橋監獄的抗日聯軍副總指揮楊樹田和地下黨員李一鳴。
他與老同學李時雨（中共秘密黨員，時任周佛海「淞滬行動總指揮部」軍法處長）策劃，利用周佛海滯留南京的空檔，偽裝闖獄。
他身着少將軍官服，乘坐李時雨的軍車直入監獄，對偽監獄長沈冠三聲稱自己是「重慶來的范高參」，要求釋放部下，獄方查知李一鳴已被日軍帶走，僅剩楊樹田，他用俄語低聲叮囑楊樹田配合，楊行軍禮以示默契，成功矇混過關。
而在營救的過程之中，監獄長沈冠三以索要收條作為試探，范紀曼對於這些漢奸就是非常清晰的了解，如果真的給了金條，反而才會出事，所以范紀曼以強硬態度回絕，李時雨代簽後，兩人帶楊樹田離開，楊樹田隨後被送至拉都路安樂村安全安置，後來成為哈爾濱副市長。
1946年春，劉逸樵從延安返回上海，指示範紀曼利用黃埔同學關係打入國民黨軍事機關。
1947年，他化名「范行」，在顧祝同駐滬辦事處處長長子羽的推薦下，出任國民黨國防部二廳駐滬國際組少將代理專員，他配備小車與辦公室，住所設在霞飛路光明公寓，表面搜集國際情報，實則為我黨傳遞機密。
他護送張子羽逃離上海，避開軍統追捕，將其送至復興島乘漁船出海，保住霞飛路愉園房產，1948年秋冬，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打響，他頻繁往返南京與上海，提供情報：
如美國軍事顧問團計劃在秦皇島建兵站。
蔣介石調廖耀湘兵團增強四平防禦。
黃百韜兵團覆滅後邱清泉增援淮海。
陳長捷決堤天津的密令。
這些信息，為解放軍作戰部署提供了重要參考，1949年的上海解放前夕，他翻印80份毛主席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獻詞，親自送至靜安寺哈同大廈聯絡點，鼓舞上海士氣。
他還獲悉蔣介石溪口絕密會議內容「國府」遷台、黃金運台，成為中共最早掌握的關鍵情報。
1948年，也是在遼瀋戰役結束之後，范紀曼才剛剛完成了所有的情報傳遞工作，就因沈寒濤叛變，他第三次被捕，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之後，范紀曼堅不吐實。
1949年4月，范紀曼在陰差陽錯下找到機會，於是在凌晨4點越獄，翻越看守所竹籬牆，在越獄的過程中他還跌傷面部，後逃至民盟友人馮和法處，藏身至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之後，他協助破獲國防部二廳焦建和特務案，並且在1950年捕獲陳恭澍派來的女特務楊靜，立下了功勞。
而在建國之後，范紀曼因為過去的一些歷史問題比較模糊，從而被進行了錯誤的批評，1984年12月30日，中組部為其平反，恢復黨籍，黨齡從1926年算起，工作時間從1925年入團起計。
他終於在晚年重歸黨
的懷抱，1990年12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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