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宋的帝王歷史教育中，相當注重從歷史上的明君德政與暴君弊政的對比，致力於人君君德的培養，致君堯舜是每一個臣子的願景。在這樣的教育氛圍下，南宋一代的君主雖有不慧、不善治的，暴君之主幾乎可以說是沒有，而且人主往往也能從歷史教訓中汲取經驗，以提高自己的君德修養。
一、防範宗室、外戚、宦官
繼承五代割據混戰局面建立起來的趙宋王朝，從一開始就注重加強中央集權，防範宗室、外戚、宦官等特殊群體，對穩固朝政起到了深遠的影響。南宋繼北宋而立，祖宗之法中的防範之意仍然有效的執行，南宋一代對宗室、外戚、宦官等有可能干預朝政的群體做了限制，甚至在有些方面遠超北宋。
《歷代名臣奏議》記載：「所謂宰輔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
對待本朝宗室，其基本原則是給予高官厚爵，但卻並不賦予實職。宗室宰相中，宋代惟有寧宗朝趙汝愚一人，相比於唐朝，確實是非常少的。孝宗對宗室不任職一點說的更為明白：「高官厚爵，使之就閑」。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宗室雖然不任實職，但朝廷給的俸祿不少，這在南宋隨着宗室人口的增加，使得財政負擔急速加重。
對待外戚宋朝採用的也是「崇爵厚祿，不畀事權」的原則，可以給予高官厚祿，但是卻不會讓他們擔任位高權重的重要官職，南宋沿襲北宋防範外戚的家法。高宗令：「仍詔後族自今不得任侍從官，著為今。」
宋孝宗郭皇后的弟弟郭師禹，在淳熙年間不過官至承宣使，孝宗因此被時人贊為「不私戚里蓋如此」，雖然南宋仍存有以外戚身份禍亂朝政的大臣，如寧宗時權臣韓侂胄、理宗時賈似道，但與漢唐兩代相比，宋代外戚的權勢顯然較小，並無取而代之之舉。
對待宦官，南宋的統治者對其限制更重，使宦官勢力在南宋進一步削弱。宋人有言：「漢唐亂亡，皆坐內侍，為我宋鑒，可謂明矣。」這是北宋時期士大夫的明見。南宋時，高宗親歷苗劉之變，對內侍不可干政的感觸愈加深刻。苗劉之變發生在建炎三年，起因卻是因為宦官跋扈，尤其內侍康履，「妄作威福」。
苗劉之變時強令高宗退位，另立年僅3歲的皇子為帝，改元明受，因此也稱為明受之變。這場叛亂很快就被平復，但給高宗的歷史教訓不可不謂深刻，同年四月高宗即下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與大臣論事時也說：「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之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
在限制宦官升遷和不許宦官干政、領軍方面，南宋的統治做的也是比較好的，進一步削弱了宦官的權勢。據《宋史·宦者傳》來看，曾參與軍事的北宋有27人，南宋卻無一人。不能否認南宋時也出現了一些頗有權勢的宦者如理宗時期的董宋臣，但總體而言，他們對於國家的危害遠遠小於漢唐時期。
二、重視文教
明人徐有貞曾說「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宋代人才之盛離不開統治者的崇文之策。宋太祖在建國之初，為了防止唐末五代的藩鎮割據之患，採取重文輕武政策，崇尚文治，重用文臣。這種右文政策一直延續到南宋不變，它在客觀上對文化教育的發展和國家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宋史》記載：「（宋高宗曰）五代之季，學校不修，故當時士人多無名節。今日若不興崇學校，將來安得人才可用耶？」
宋室南遷後，高宗便及時着手各級學校的恢復重建。如紹興三年六月，「置國子監及博士弟子員」，紹興九年八月，「復淮南諸州學官」，紹興十二年二月「詔諸州修學宮」，四月又「增修臨安府學為太學」。這一系列舉措既保持了文教政策的可持續性，又使當時的教育秩序得以迅速恢復和穩定。
南宋除了首都臨安的中央官學比北宋東京的中央官學，在規模和設施略有遜色以外，其他各級學校都比北宋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南宋地方州、縣學學校，雖然是在北宋的基礎上加以修復和擴建而成，但在建制規模和辦理情況一般都較北宋優越。
對於人才的選拔，南宋繼承北宋的科舉制度，並將其進一步完善。南宋科舉考試取消了門第限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進之途」，即使是工商、僧道、農民、甚至是屠戶，只要沒有犯罪，不是殘疾都可以應試授官。
在南宋「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案例比比皆是，據《宋史·宰輔表》記載，宋代133名宰相中，科舉出身達123名之多。不僅對參考者出身限制放寬，兩宋科舉取士的名額也較其他朝代多。兩宋科舉取士的名額是唐代的五倍，元代的三十倍、明代的四倍、清代的三點四倍。如此更加有利於選拔人才治理國家，擴大統治基礎。
除了國家治理需要，科舉同時也是統治者拉攏人心，鞏固統治的手段。科舉名額之多，對士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激勵和安慰，不至於累試不第，從而仇視朝廷以至造反作亂。南宋科舉取士廣泛吸收社會各階層人才，尤其隨着經濟的發展，大量下中層地主以及平民也可進入國家政治體系，階級矛盾緩和，統治基礎得到進一步穩固。
而科舉的發達也促進了教育的普及發展，教育主體向平民化過渡，不再是高門貴族的特權，普通農工商家庭也可以讀書接受教育，連婦女兒童也可誦古人語，可見教育文化普及程度較高。教育也是統治者實行社會教化的一種手段，教育的普及有助於人心向善，風俗淳美，對於鞏固統治有極大的助益。
理宗在位時期崇倡理學，這既是收攏人心、維護統治的需要，也促進了當時乃至後世理學的發展。理學的昌盛強化了倫理綱常，有利於統治者對民眾的統治。此外，在促進學術發展方面也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
三、國家風氣
南宋社會風氣愈到晚期，愈有風俗敗壞之感，雖然晚宋世風整體上偏向墮落，但其中一股忠義之風不可忽視。南宋末年，抗元死節的英雄不下百人，還不包括大量湮沒無聞者，這個數字，與唐末五代相比較，誠然有天壤之別。
《宋史》記載：「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向。」
倡導忠節，為宋代世風的扭轉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後真宗、仁宗之世，士大夫更是形成了責任擔當意識，盡去五代之陋。雖然靖康之變，宋之士大夫、仁人志士臨難不懼也是不乏其人。南宋末年，為國而死忠節之士大就更多了。文天祥、謝枋得寧死不降。崖山一戰，十萬軍民投海殉國，兩宋忠節之士輩出，這非一日之功，而是宋養士三百年之功。
南宋從建立伊始，就非常注重提倡名節。這不僅是有鑒於五代之弊，更是當時政治形勢所決定的。靖康二年，金人攻破開封，北宋滅亡。由於金人當時無力控制黃河以南地區，於是建立了以張邦昌為首的傀儡政權。雖然有此傀儡政權，但從各方激烈批判以及高宗最後得以重建宋室來看，宋代世風由於百年的滋養其忠節觀到底和五代大不相同。
五代時期權臣爭搶帝位和張邦昌誠惶誠恐幾欲求死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是宋代不同於五代的世風，也是宋初統治者有鑒五代努力的結果。南宋建立以後，統治者鑒古戒今，更加註重對名節的提倡。
乾道三年，孝宗大力整頓士風。即便南宋後期君主勢弱，權相專政，但如史彌遠、賈似道之類也不敢像五代權臣那樣取而代之，社會忠節觀念無疑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伴隨着理學思想逐漸傳播，講求名節也逐漸地成為社會風氣。
在國家淪亡的艱難形勢下，講求名節就表現為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這也是宋人捨生取義的最典型的行為，兩宋有鑒五代淪喪提倡名節，無疑對世風的轉變做出了突出貢獻，正因此，南宋忠義之士輩出，其民族氣節至今令人感動。
結語
南宋一代的帝王歷史教育是比較完備且發達的。但是帝王歷史教育理論的繁榮卻並不能夠挽救南宋傾頹的國勢，南宋君主為何不能重現祖上榮光，甚至最後身死國敗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參考文獻：
[1]《歷代名臣奏議》
[2]《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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