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轉變
不可否認，羅斯福總統的反殖立場與其理想主義的道德關懷之間存在一定聯繫，但我們對羅斯福上述立場的分析決不能僅僅圍於對其道德關懷的關注，而應將這一立場置於一個更大的框架內加以考察。
事實上，羅斯福不僅是一位理想主義者，更是一位現實主義政治家。在前文的分析過程中，我們已清楚地看到，羅斯福主要是從現實利益的角度來考慮殖民主義問題的。
美國歷屆政府的對外政策中固然都包含着程度不同的意識形態色彩,但對道德關懷的追求決不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主旋律，而只是現實利益之追求的副產品。
當理想主義的道德關懷同現實利益吻合時，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都不會忘記追求前者;但當兩者產生衝突時，道德關懷自然會讓位於對現實利益的考慮，羅斯福亦不例外。可以認為，羅斯福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相互矛盾的兩種言論正是上述衝突的外在表現形式。
正是在這種矛盾情緒的影響下，羅斯福一方面通過墨菲轉達了美國同意法國戰後重返各殖民地的意見，另一方面又責備墨菲對法國許諾太多;也正是在這一矛盾心理的驅使下，在是否同意法國殖民主義重返印度支那的問題上，羅斯福的態度便是延緩決定。
1944年 10月16 日，羅斯福告訴赫爾，「關於印度支那事務，我目前的判斷是，在對待各抵抗團體方面或與印度支那有關的其它任何方面，我們都應該無所作為。你可以稍晚些時候待局勢稍顯明朗之時再跟我談這個問題。」
然而在延緩決定的背後，羅斯福的態度也正在悄悄發生變化。
太平洋戰事
導致羅斯福總統在法國殖民主義重返印度支那問題上態度發生變化的第一個原因來自於國際託管計劃對美國的掣肘。隨着太平洋戰場上局勢的發展，日本在太平洋上控制的諸島嶼不斷落入美軍之手。
雖然這些領土很小，但如果有一個合適的槓桿，其發展將具有非常重的分量。顯然，美國決不會放棄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對這些具有戰略意義的島嶼的控制，而託管計劃則將會損害美國對這些島嶼的管轄權。
導致羅斯福總統在法國殖民主義重返印度支那問題上態度發生變化的另一個原因可能來自於對蘇聯的警惕。不過，關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們目前尚缺可予佐證的材料。
由於印度支那問題牽涉到法國，故而羅斯福政府對法國態度的轉變及其原因多少可以為我們在上述兩者之間建立一種可能的聯繫提供些許線索。早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之後不久，羅斯福總統就收到一篇報告。
該報告探討了如果戰後法、德兩國均被解除武裝而蘇聯又不予合作將會導致的後果。報告強調，如果上述假設成為現實，歐洲將無力抵禦來自蘇聯的侵略。鑒於這種假設，作者認為美國有必要讓法國作為「我們安全的一部分，成為一個強。」
隨歐洲戰局的發展，美蘇關於戰後對被解放的國家的政治控制的競爭跡象愈益明顯。針對這種情況，美國必然會加強同法國的合作，以在殖民地問題上的讓步來換取法國對美國控制歐洲、對抗蘇聯的支持。
羅斯福總統之所以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延緩決定，與他對中國問題的考慮及英國的立場之間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聯繫。同樣，羅斯福總統在法國殖民主義重返印度支那問題上的態度之所以發生變化，英國的立場與美國對中國問題的考慮亦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對中國因素的態度改變
在羅斯福關於印度支那之未來的最初設想中，中國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在羅斯福看來，中國雖然暫時仍很弱小，但終有一天會承擔該地區的領導權，因此美國有必要扶持中國，通過對中國的影響來實現對印度支那地區的間接控制。
但美國的這種戰略意圖顯然要受制於下述因素:1、在印度支那問題上，中國是否有自己的意圖，這種意圖是否會排斥美國對該地區的控制。2、中國是否有能力在該地區代表美國行使領導權。3、在印度支那問題上，英國的立場如何。
美國國務院官員認為，如果法國承諾結束過去對印度支那的歧視，印度支那處於法國的控制之下遠比處於遭受內戰困擾而又野心勃勃的中國的控制之下更有利於美國實現自己的利益。
因此美國與其通過中國來實現對印度支那的控制，不如向法國施加壓力，迫使法國結束在該地區的商業壟斷，讓印度支那融入世界市場在處理印度支那事務時，美國還必須考慮其主要盟國一--英國的立場。
在美蘇分歧漸露端倪之時，英國的支持對美國至關重要。而在印度支那問題上，英國的立場則恰恰相反。顯然，在殖民地問題上，美英之間必然會發生激烈衝突。
早在1942年，美國共和黨領導人威爾基就聲稱，未來英國的政策應該是「自由的」,英國首相必須發表講話，「聲明對「舊殖民主義』的依賴已告死亡」，而丘吉爾則堅持，「我當國王的首席大臣不是為了來葬送英帝國的」。
在遠東地區，英美雙方也是各不相讓。中國戰區美方負責人魏德邁將軍聲言，「戰後英帝國不應存在」，而英國官員則回敬道:美帝國主義憑藉武力，由穿着軍裝的、無所不在的商人支持，「決心在東亞隨心所欲······而根本不考慮其它相關各方的利益。」
在英國看來，擊敗日本即意味着恢復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位和英國在緬甸的殖民統治的第一步，而如果帝國問題未能在戰後不利於英國的傾向與反應出現之前及時得到解決，所有的不滿將浮上水面······而在我們的邊境之外，敵對情緒也將不會缺乏。在那裡，人們將利用當時的局面來破壞我們在遠東的整個地位。
正是由於英國的反對，在即將到來的雅爾塔會議之前，羅斯福總統的顧問霍普津斯、國務卿斯退丁紐斯、陸軍部長史汀生和海軍部長福雷斯特爾均表示，「由於英國的立場，我們的政策便是······在印度支那問題上推遲決定，直到某一和平方案可能出現。」
同時也正是出於對中國未來走向的憂慮，在羅斯福看來，印度支那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
然而，在英國堅決支持法國殖民主義重返印度支那這一立場沒有絲毫後退的同時，在美國對印度支那的政策問題上，中國因素的分量卻在迅速消失。
在雅爾塔會議之前，羅斯福曾在各種場合多次提到要將香港歸還中國以作為對蔣介石的精神鼓勵，這令英國大為不滿。然而，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總統卻同意了斯大林對中國的無理要求。
時任參謀長的海軍上將李海提醒羅斯福，「總統先生，如果你答應給蘇聯半個大連港，那麼你會輸掉整個香港。」對於李海的提醒，羅斯福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比爾，事情只得如此。」
顯然，羅斯福總統此舉將影響到他在殖民問題上的立場，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他的態度已經發生變化。在雅爾塔會議之後，羅斯福告訴記者，國際託管計劃仍然只能「使英國發瘋，因現在最保默」
事實上，不管是基於何種考慮，在殖民地問題上，美國的態度實質上已發生變化。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不再堅持強迫殖民國家將殖民地置於聯合國的託管之下,聯合國託管之下的領土只包括從軸心國控制下解放出來的領土以及殖民國家「自願」置於國際託管之下的領土。
就印度支那而言，羅斯福的態度便是如果可以從法國那裡獲得保證，即法國承諾承擔其託管義務，他將同意法國保留這些殖民地。但這裡有一個附加條件，那就是，獨立應該成為最終的目標。
顯然，就羅斯福這一表態而言，附加條件在法國殖民主義重返印度支那這一問題上並無太大意義，表態的實質性內容只是對法國殖民主義重返印度支那的實際認可。
當然，認可並不意味着支持。事實上，戴高樂曾請求美國派船將法軍運往印度支那，其理由便是法軍要到印度支那同日軍作戰。但羅斯福洞穿了戴高樂的真實意圖，以沒有找到船隻為由委婉地拒絕了戴高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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