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453 年，奧斯曼土耳其攻佔君士坦丁堡標誌着拜占庭帝國的結束，同時也意味着奧斯曼帝國成為東地中海世界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而在地中海東部佔有一席之地的另一商貿強國威尼斯共和國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來自奧斯曼帝國的威脅，尤其表現在商貿上。威尼斯共和國與奧斯曼帝國於是展開了長達三個多世紀的交往，其中既有爭鬥又有合作，而這一切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了爭奪商貿權。
威尼斯對奧斯曼帝國崛起擴張的態度及對策
面對奧斯曼帝國在攻佔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繼續擴張，威尼斯本想抵抗，但為時已晚，於是很
快傾向妥協，寧可遷就蘇丹。1454年1月15日，威尼斯總督對派駐土耳其蘇丹的大使巴托里繆·馬爾切羅解釋說：「我們的政策是與土耳其皇帝達成和平和友誼」。
和平畢竟是通商的前提。而奧斯曼蘇丹認為，與歐洲開展貿易的做法也是為維持土耳其帝國的生存所必需的，那麼由於地理位置及宗教因素它不可避免的要通過威尼斯。於是，二者保持着一種典型的相反相成的關係，一切都使他們分道揚鑣，利益又使他們生活在一起；隨着奧斯曼帝國的擴張，情形變得越是如此。1475年克里米亞的費奧多西亞被攻佔，黑海對熱那亞和威尼斯的貿易幾乎因此關閉。
1516年和1517年佔領敘利亞和埃及使土耳其人有可能關上黎凡特貿易的傳統大門。可是土耳其人並沒有這麼做，因為這樣就意味着停止他們從中攫取厚利的過境貿易。因此，事實上，儘管如前面所說，奧斯曼帝國崛起對威尼斯造成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但為了維持商業特權並在黎凡特分享商業份額，威尼斯有一定程度的妥協和讓步，這也由此形成了他們的合作關係。
為了其共同利益，威尼斯共和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必須和平相處，但共處中也難免出現可怕的
戰爭風暴。第一次威土戰爭（1463年-1479年）顯示出雙方力量的懸殊。這不像後來英俄之間的那種鯨熊之斗。如果土耳其帝國是熊，它的對手威尼斯至多能算是一頭胡蜂。但這是一頭不知疲倦的胡蜂。威尼斯與歐洲技術進步相聯繫，因而處在有利地位；仗着財大氣粗，威尼斯在歐洲各地招募軍隊，抵抗和騷擾奧斯曼人。等到土耳其人氣喘吁吁時，威尼斯自己其實也精疲力竭。
威尼斯還善於在伊斯坦布爾施加影響，蓄意進行收買或賄賂，即使在戰時，也設法通過拉古薩和安科納保持其部分貿易活動。此外，威尼斯還策動其他的熊共同對付奧斯曼熊，其中包括查理五世皇帝、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彼得大帝和葉卡特琳娜二世的俄羅斯，歐根親王的奧地利。康提亞戰爭期間，甚至還一度把路易十四的法國也拉上了。
為了包抄奧斯曼帝國的後方據點，還利用與土耳其的遜尼派為敵的薩非王朝的波斯作為什 葉派的搖籃，利用伊斯蘭內部當時存在的宗教戰爭來制約奧斯曼土耳其。威尼斯對奧斯曼國的軍事對抗具體表現為奧斯曼帝國與威尼斯之間的七次戰爭。儘管大多次戰爭威尼斯都以失敗告終，但總的來說，威尼斯出色地抗拒了土耳其人，直到1718年訂立帕薩羅維茨協定為止，從君士坦丁堡和約算起，威尼斯抵抗土耳其歷時達兩個多世紀。
威尼斯與奧斯曼帝國商貿關係的內容
任何事件的發生或關係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威尼斯與奧斯曼帝國商貿關係也是在一定
的背景下形成的。在奧斯曼帝國於 1453 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後，許多重要的城市形成了，這些城市成為了帝國與歐洲其他地方的連結中心。例如，威尼斯和維也納存在於帝國之外，而如伊斯坦布爾、伊茲密爾、阿勒頗等都屬於奧斯曼帝國。
然而，在他們之間，規則是不同的：歐洲天主教西北部的伊比利亞的意大利城邦嚴格限制着進入該城市的人，而在穆斯林的東南部的奧斯曼帝國則允許多樣化的居民。威尼斯當屬這一規則中的例外，它作為一個港口城市，從與東地中海世界的海上商業貿易中獲得了它引以為傲的經濟實力。兩大文明態度之間的差別在威尼斯滋生了一場長期並引人關注的宗教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
持續不斷的十字軍東征反對着伊斯蘭世界，但同時也需要與控制着東方國際商業路線的伊斯蘭城邦結合。從天主教世界的視角來看，依賴這種貿易的威尼斯於是與穆斯林對手間簽訂了一系列的協議。1453 年後，威尼斯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迅速和解是伊斯蘭-威尼斯和解中一個典型的事例。當聽說東羅馬帝國首都陷落，威尼斯上議會立刻派出一名擁有全權的使者抵達新奧斯曼帝國的首都來安撫它的征服者——蘇丹穆罕默德二世，並與之協商和平條款。
這樣的和解，常常被解釋成奉承，這不僅在不斷擴大的奧斯曼領域的主要城市中形成了威尼斯的商業定居點，而且也形成了在威尼斯當地以奧斯曼為主體的殖民地。於是威尼斯與奧斯曼帝國的商貿往來得以進行。
威尼斯與奧斯曼帝國商貿關係的紐帶——巴洛
在艱難的十六、十七世紀里，威尼斯試圖與它強大的鄰居——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維持不穩定
的和諧，而維持這種狀態的關鍵在於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首席外交家——巴洛。
巴洛這個詞起源於拉丁文字 baiulus，最初意思是運送者，後來指在君士坦丁堡監督管理威尼斯事物的威尼斯外交官。在君士坦丁堡，巴洛的工作是非常廣泛的，因為他們既是威尼斯的政治大使，又是威尼斯的外交大使。他們在維持與奧斯曼蘇丹與威尼斯政治之間的融洽關係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他們在君士坦丁堡代表並保護着威尼斯的政治利益；巴洛還負有解決奧斯曼人與威尼斯人之間衝突的責任；此外，巴洛還需要與有影響力的奧斯曼人建立聯繫和友誼，這些
都是為了保護他們自身的利益。但在巴洛職位的接替上，威尼斯遇到了困難。或者是因為沒有足以勝任這個職位的候選人，或者有了候選人但他們卻拒絕接受這個職位，還有就是在去君士坦丁堡的路上暴病而亡的，所有這些都給威尼斯派遣巴洛帶來了困難。
但維持威尼斯在地中海地位的複雜性需要最合適的官員，巴洛為首選。巴洛能夠在大多數職 位上勝任，並在威尼斯等級的高度上為人們提供重要的認知，而且在威尼斯國家機器中可以作為更為重要的職位的一個跳板。於是，巴洛作為奧斯曼帝國與威尼斯共和國關係的紐帶在溝通兩國間貿易上開始扮演重要角色。
威尼斯共和國與奧斯曼帝國商貿關係對地區國際關係的影響
在那個時代，除了威尼斯和奧斯曼帝國在東地中海世界爭奪商貿權爭的不可開交外，馬穆魯
克埃及以及薩法維伊朗也是東地中海貿易控制權的競爭者。彼此鬥爭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在共同的幾個商業區域有利益上的衝突，主要反映在區域間的商品貿易以及遠距離的國際奢侈品貿易。他們希望通過競爭可以維持在那些商貿區的地位，以便使那些地方的資源可以重新分配給每個國家。
結語
威尼斯城市共和國從拜占庭時代在東地中海佔有主導地位到奧斯曼帝國時代逐漸衰落，其
原因與奧斯曼帝國的關係密不可分。其中，商貿權的爭奪在兩者的關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兩國所處地理位置及海外殖民地的毗鄰和交疊使兩國不可避免的產生利益衝突，其中尤以商貿權的爭奪為甚，包括爭奪商貿主導權、爭奪商業路線及商業據點的控制權以及商貿特權。
於是由此引發了兩國一系列複雜的關係，如威尼斯在經濟上對奧斯曼帝國的妥協求利以及軍事上不得不奮力反抗土耳其人擴張的關係，又如兩國為了對抗共同敵人通力合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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