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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6日的莫斯科，一輛自遙遠東方行駛而來的列車逐漸減速，最終停進了蘇聯莫斯科的火車站裡。
等候的人群看到此景，紛紛爆發出歡呼聲，而在這其中最有分量的人，無疑是蘇聯領導人斯大林。
車門開啟，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向眾人招手致意。
片刻後，毛澤東和斯大林，看向彼此。
朋友遠道而來，應當接風洗塵。斯大林特地為毛澤東在克里姆林宮舉辦了盛大的宴會。
讓人沒想到的是，面對斯大林的熱情招待，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後，毛主席卻出乎意料地說了一句：「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
這句話顯得有點突兀，好像和一向樂觀自信，曾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年」的毛主席不相符。
那麼，毛主席為什麼要在第一次訪問蘇聯的時候，說出這句話呢？他的「委屈」又是從何而來？
人生如逆旅
1918年，剛從一師畢業的毛澤東在當了一段時間的小學教師後，為了籌備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宜，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
經濟上不寬裕，沒有足夠的積蓄，似乎是所有剛畢業年輕人的共同特徵，毛澤東也不例外。還好在恩師楊昌濟的介紹下，毛澤東從李大釗那裡得到了一份圖書管理員的工作勉強顧得上生存。
毛澤東從不為自己的物質窘迫而自卑，他勤奮好學不分晝夜，尤其在北大這個當時彙集了中國諸多大師得名校里，但他求學時卻屢次碰壁，被打擊。
當勤奮好學的毛澤東懷着一顆求真務實的心，向北大的教授，比如胡適，請教問題時，得到得卻是這樣的答案：
「同學，你不是北京大學的正式註冊學員，我不想回答你的問題」。
胡適那傲慢的教授派頭，似乎有點兒傷到了毛澤東的心，但他依舊不死心，在圖書館，藉助圖書管理員的職位便利，毛澤東也向來借閱資料的傅斯年等人虛心求教。
但就像毛澤東後來和斯諾談話中提到的那樣，「他們很忙，沒有空理我這樣一個身份低微，操着一口南方土話的圖書管理員。」這段回憶至今讀來都讓人心酸淚目，而這就是毛主席年輕時的人生際遇，心酸苦楚可見一斑。
當然，這對於志在高遠的毛澤東來說，只是微不足道的打擊罷了，因為此時的他，「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他的身邊，還有那位亦師亦父的楊昌濟先生，一直在照顧他，以及那位仰望着他的楊開慧陪伴在他的左右。
1920年的冬天，毛澤東和楊開慧走進了婚姻的殿堂，這對革命伉儷彼此相依，寸步不離。在楊開慧的指導下，1925年6月，毛澤東創建了中國農村最早的黨支部之一——中共湖南韶山支部，兩人的愛情在對革命事業的滋養中進一步升華。
但美好的時光總是那麼短暫。
1927年8月，隨着革命形勢的變化，毛澤東不得不闊別妻子楊開慧和岸英、岸青、岸龍三個孩子，在將她們送回板倉後，毛澤東不得不闊別妻兒，先到安源，後上井岡山。
「別回頭，向前走，中國革命需要你。」看着依依不捨，去意躊躇的毛澤東，楊開慧強忍自己的不舍，對即將遠行，踏上革命征程的毛澤東這樣喊道。
只是，生逢亂世，愛不由己。這或許是楊開慧和毛澤東這對革命鴛鴦最真實的生活寫照。
1928年10月，楊開慧和身在井岡山的毛澤東失去了聯繫，而毛澤東這邊儘管和楊開慧聯繫不上，但他的心中依然牽掛着楊開慧和三個孩子。
1930年10月，楊開慧被湖南軍閥何鍵逮捕，在監獄裏，國民黨對她威逼利誘，稱只要她和毛澤東脫離關係就可以獲得自由，但愛毛澤東到骨子裡的她毅然決然回答道：「我死不足惜，惟願潤之革命早日成功。」
抱着對毛澤東深厚的愛意，視死如歸的楊開慧於1930年11月，在長沙被敵人所殺害，年僅29歲。聽聞此噩耗的毛澤東悲痛萬分，「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毛澤東受到的打擊不僅僅限於大家所熟知的政治領域，在情感上，楊開慧作為毛澤東知心的伴侶，就這樣永遠地與毛澤東天人永隔，對一向重情的毛澤東來說，無疑是在他的心裏撕下一塊肉。
在毛主席犧牲的親人裏面，楊開慧並不是最後一個。
毛澤東的大弟弟，紅軍的「錢袋子」毛澤民，在1942年於新疆開展革命事業時，被當地的反動軍閥盛世才逮捕並在不久後槍決，生命永遠定格在了47歲。
「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當毛主席見到斯大林說出這句話時，千愁萬緒匯成這一句話，只是，縱觀毛主席的人生，他的憋屈，遠遠不止於身邊親人的離世......
被排擠的那段日子
俗話說：「受國不詳，是為天下王。」作為一個從革命一線中摸爬滾打，靠自己的硬實力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人，毛澤東所遭受的艱難困苦，他人難以望其項背，而在毛澤東所說的「排擠打擊」中，王明、博古等人為首的教條主義「左」傾中央無疑是「首席功臣」。
20世紀30年代初，王明、博古等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生在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米夫的支持下，掌控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他們轉移到中央蘇區後，就開始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排擠打擊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及其擁護者。
1931年2月，因為剛剛贏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大家沉浸在一片喜氣洋洋中，但奇怪的是，建立頭功的毛澤東卻沒有絲毫開心，年三十一大早，他的不開心被當時的伴侶賀子珍看在眼裡，作為總前委機要秘書，了解內情的她抱怨道：
「哎，都讓人家給排擠了。」此刻，毛澤東欲言又止，一種複雜的心情掛在臉上。原來，在一個月前，上海黨中央派政治局委員項英來江西擔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正好利用今天過年的時間，正式宣布撤銷毛澤東主持的總前委黨的領導機構，只保留紅一方面軍政委一職。
毛澤東很清楚，項英此舉，其背後是剛上台的王明的安排，「新官上任三把火」，1930年從蘇聯歸國的王明，仗着共產國際這把」尚方寶劍「護身，對不支持他們的同志。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身在蘇區的毛澤東不幸撞上了他的槍口。
好事無雙，禍不單行。王明作為一個頗具政治頭腦、有着一定鬥爭手段的「留洋派」，為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更好地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在1931年9月，在一家小酒店裡，王明極力推薦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博古，成功使其成為黨中央總負責人。
隨後不久，王明又匆匆趕赴蘇聯學習，臨行前，他對博古認真地表示：「今後萬事都要通過無線電請示共產國際，不可擅自行動。」實際上，王明充當了後台，讓博古在前台表演。
博古上台後，對毛澤東這樣的本土派人士不遺餘力地打壓。1931年的中共贛南會議上，博古斥責毛主席為「非無產階級觀點」、「單純防禦和游擊主義」甚至罵他：「你懂什麼馬列？簡直就是一個鄉巴佬！」
1932年，由於毛主席不同意共產國際要求攻打南昌和贛州的指示，毛主席在王明的操弄下被全票選下台，剝奪黨權、軍權，然後打發到了福建長汀福音醫院養病，坐上了無人問津的冷板凳。
1933年，博古率眾路過長汀時，曾有人提議去看看在此養病的毛澤東，博古輕蔑地伸出一個小指頭這樣說道：「小毛，有什麼好看的。」說這話的時候，毛主席已經40歲了，而博古只有26歲，這話中所帶的諷刺和輕視，已經不言而喻。
在慘烈的政治打擊下，毛澤東心情十分抑鬱，肺疾複發，但就像一句俄國諺語所說的：「命中注定被絞死的人不會被淹死」，經過醫術高超的傅連暲大夫全力的醫治，毛主席的身體終於得以康復。
但看到毛澤東恢復了往日的生機，博古以及背後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又不安分了起來，在他們的策划下，1934年2月，在沒有通知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參加的情況下，毛澤東兼任的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被撤銷。
此時，毛澤東只剩下被完全架空的「蘇維埃共和國主席」虛名，看到剛有起色的毛澤東又被打倒，博古仰天大笑，他雙手叉着腰說：「哈哈，老毛現在成為了中國的加里寧！」大病初癒的毛澤東陷入了極度難受的情緒，比舊社會裡的小媳婦還受氣！
「往事難回首」，毛澤東後來在延安回憶這段處在人生低谷的歲月時，豁達地說道：「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也許，在1949年見到斯大林時，望着這位經歷與自己頗為相似的蘇聯領袖，毛主席不免有了感嘆。
但是別忘了，毛主席是代表新中國的，面對蘇聯最高領袖斯大林，他指的「排擠打擊」還有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二戰結束後到新中國成立期間，蘇聯在國共和談以及內戰等諸多問題上所表現出的對中共的一些不公正事件。
國共間的牆頭草——蘇聯
《潛伏》里謝若林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嘴上說的都是主義，心裏想的都是生意。
嚴格來說，蘇聯對於中國革命，在有些時候是有益的，但在大部分的時間裏，蘇聯與中國革命產生交集的因素里，其行為的天平一定是放在會讓自己利益得到滿足的一方里。
在1945年，蘇聯為了實現在華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在中國選擇的合作夥伴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
斯大林利用美國急於要求蘇聯出兵對日作戰的心理，促使蘇聯和國民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讓外蒙古獨立，旅順口也成為了蘇聯的海軍基地。
在簽訂條約的過程中，中共是始終被考慮在內的關鍵因素。
由於蔣介石擔心戰後蘇聯將東北交給中國共產黨，而斯大林為打消蔣介石的疑慮，承諾道：「對於中共，我們將採取既不支持，也不幫助的政策。」
在斯大林看來，中共越來越像代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追求民族利益和社會福利的政黨，特別是在毛澤東掌握領導權後，中共變得越來難以掌控。
而從現實力量上作對比，中共當時的實力的確也不能與美英支持的國民政府相抗衡。
而蘇聯的一些赤裸裸的行為更是直接刺激到了毛主席，比如，蘇聯和美國一道用行動說明，不支持中共對日武裝受降，這對於經過十四年苦戰，奪回近百萬平方公里，解放了萬萬以上人民的中共來說，是十分不公平的。
而在重慶談判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將黃河以北包括北平在內的五省交由共產黨管理，軍隊至少保留 48 個師，同意放棄華南和華中解放區。而蔣介石堅持解除中共武裝的一貫方針，不允許共產黨佔領整個華北地區。
為了爭取蘇聯的支持，中共領導人在9月和10月，先後兩次到蘇聯大使館通報談判情況，但蘇聯大使館均表現出疏遠和冷漠的態度，斯大林還為此說道：「如果中國人允許在中國建立兩個政府的話，那他們就是愚蠢的。」
蘇聯的意思就是不支持共產黨掌管華北五省，蘇聯大使彼得洛夫始終強調：蘇聯希望國共兩黨通過談判達成共識，建立聯合政府。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兄弟黨，蘇聯國家和蘇共的做法實在是讓中共領袖毛澤東寒心。
「我是長期受排擠打擊的，有話無處說」，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黨魁，在統一全國，壯大社會主義力量的過程中卻沒有得到來自蘇聯以及蘇聯共產黨的明確支持，以至於毛澤東後來斷言道：」斯大林的做法，其實就是讓中共「不準革命」，其心酸程度可見一斑。
而「有話無處說」更是貼合了當時的歷史形勢，對於蘇聯在戰後採取不準中國革命的方針，對此毛澤東帶領下的中國共產黨嚴重表示出不滿，但為了維持與蘇聯的團結，中共並未直接公開批評，對此毛澤東說過：「我們提出批評就會同他鬧翻。」
作為領袖，毛澤東很清楚，如果中共與蘇聯關係鬧翻了，美國參加對於中國的武裝干涉就不再心存顧忌，美國將會利用各種手段來反對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這對於中國的革命是極為不利的。
而最讓毛澤東惱火的是，1948年底，淮海戰役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決定性勝利後，斯大林擔心中共勢力範圍擴大將招致美國的直接干預，為了保障蘇聯在遠東的利益不受損，1949年初蘇聯開始積極介入調解國共和談。
在1949年1月，斯大林致電毛澤東，首先指出：「中國共產黨若是斷然拒絕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那就是主張將戰爭繼續打下去。」
其字裡行間透着的咄咄逼人之意，可見一斑，其目的就是逼中共放棄三大戰役後的大好局面，不能「一將剩勇追窮寇」。
對此，毛澤東直接用行動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順利解放南京，徹底粉碎了國民黨政府「劃江而治」的陰謀，隨着中共獲勝已成定局，美國和蘇聯也完全沒有了介入中國革命的抓手。
總之，毛澤東作為世界頂級的政治家，面見斯大林表達自己的「委屈」，一方面是想引起有着相似經歷的斯大林的共鳴，斯大林的第一個妻子斯瓦尼澤在1904年因風寒而早早逝去，與毛和楊的故事頗為相似。
另一方面，這句話也是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向蘇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國家戰略安全而不惜犧牲中國革命的做法表示抗議，當面向斯大林呈現自己的不滿，這也十分契合毛澤東「不搞陰謀，搞陽謀」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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