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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亞歷山大二世的一系列改革弱化了貴族的政治重要性。
亞歷山大三世即位後在專制統治危機加深的背景下開啟了反改革時期，確立了加強貴族等級地位，以鞏固專制統治社會基礎的施政傾向。
1885年4月21日在紀念《欽賜貴族特權詔書》頒佈一百周年之際，俄國政府又頒佈了《新欽賜貴族特權詔書》，其中不僅褒揚貴族一百年來為國忠誠效力，強調貴族仍舊是沙皇治理國家、抵禦外敵的主要支柱。
並且承諾當局會保護貴族，關注貴族領地需求、建立貴族土地銀行、改善經濟資金貧乏、貸款困難等問題，肯定俄國貴族此後仍將在司法、教育、軍事、地方管理、保護人民方面佔據首要地位。
此詔書公開宣告了亞歷山大三世最終將加強貴族等級地位作為主要內政傾向。
此後20年，俄國政府都將復興貴族作為基本內政政策。
俄國政府內政傾向的轉變促使保守貴族情緒高漲地展開整體攻勢，他們提出諸多迫切而過分的政治、經濟要求，似乎準備讓國家恢復農奴制時期的秩序。
本章中，筆者將梳理貴族在這一時期的主要政治訴求，敘述並評析俄國政府在爭論中所制定的諸多措施。
維護貴族在國家機構中的壟斷地位
自古以來，擔任公職是俄國貴族最重要的特權之一。
貴族的任職特權壓制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向上層流動的機會，限制着俄國社會的發展，對俄國政府統治形成不利影響。
大改革後，國家治理任務日益複雜，俄國政府有必要通過改變選任官員的標準來提高國家機構的行政能力。
這就導致了貴族的不滿，他們希望加強貴族等級的任職特權。
大改革促進了政府選任官員標準的變化
1861年改革前，俄國政府在選任官員時，一貫以顯貴出身為主要標準，雖也曾指出教育的重要性，但未真正將其作為重要標準。
俄國政府需要貴族履行擔任國家職務的責任，因此歷來為貴族在受教育方面提供諸多特權，以培養他們成為有識之士。
1809年，俄國政府因上層官僚教育程度低而下令將高等教育作為取得高級職位的必要條件，該法令到1834年被取消前早就失去作用，因為實際上許多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被破格提拔。
在尼古拉一世統治的最後幾年，政府整體上取消了以往在職務方面給予受教育程度高者的優惠，認為這些優惠對當時實行的制度具有嚴重威脅。
大改革後，專制制度日漸危機的背景下，俄國政府面臨的治理任務越來越複雜，但國家機構的工作令人不滿，其中儘是缺乏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官僚，所以日益需要訓練有素的人才來提高整個國家機構現代化程度和運作效力，但是僅靠貴族遠遠不能滿足需求。
所以俄國政府雖不信任平民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會損害自身根本利益，但並未對他們採取嚴格的限制措施，而是在儘力保留貴族以往諸多任職特權的基礎上，一定程度突出受教育因素在國家職務制度中的重要意義，並希望平民知識分子可以提升公職人員的受教育水平。
為了制定高等院校畢業生供職權利方面的建議，1877年沙皇召集了由國民教育大臣И.Д.傑里亞諾夫任主席，由各部和各主要行政管理機構的代表們參與的特別委員會，這是俄國政府在任職制度上弱化等級制的明顯徵兆。
雖然該委員會最終確立的原則是，不將受教育程度作為是否能擔任高級國家職務的標準，但當時，中低級國家職務一定程度上依據能力來擔任。
在這種競爭中貴族極有可能失敗，國家機構內貴族和其他階層間的比例也將隨之變化。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儘管國家機構上層完全掌握在貴族手中，但越來越多非貴族出身的職業官員進入中下層國家機構，俄國官僚集團的受教育水平、專業化程度和具體工作經驗都有所提高。
貴族要求加強本等級的任職特權
大改革後，國家管理任務日益複雜，政府機構中增設了許多職務，僅靠貴族已不能完全滿足人才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儘管俄國政府仍極力保持貴族的任職特權，但國家任職制度逐漸允許有才能的非貴族人士更多地擔任國家職務，19世紀60-70年代俄國政府還被迫進行了公平化教育改革。
雖然俄國政府主要是吸收非貴族出身者進入中等院校的低年級和中等年級，但教育的泛等級特徵令貴族強烈不滿。
他們認為這會最大限度地鼓勵底層人士學習並獲得優質教育，這將導致底層人士與貴族在擔任公職方面產生競爭，他們尤其擔心本等級在國家機構中的主導地位因此被明顯削弱，就算是在低級職務中的地位受到威脅也不可容忍。
由於非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對貴族擔任國家職務的特權形成了威脅，貴族明白，要保留本等級任職壟斷權，就必須加強本等級受教育特權。
雖然俄國政府未在法律上明確給予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擔任國家職務的特權，但受教育程度低的貴族和受良好教育的非貴族人員之間仍會產生明顯矛盾衝突。
另一方面，政府強調，「每一位任職者，在提升為一定級別官員後」，可根據官階「獲得世襲貴族、終身貴族、或榮譽公民稱號」，並且獲得相應的權利和特別優待。但貴族不願意過多非貴族出身的官僚提升為世襲貴族。
所以貴族在國家職務制度方面的主要主張是極力限制並削弱非貴族人士的力量，努力切斷這些對貴族不利的人員取得國家職位的途徑，保持貴族在國家機構中的壟斷地位。
1885年，亞歷山大三世在4月21日詔書中明確強調貴族在國家管理中的特權。
此後，各省貴族會議以此為由，在請願書中要求在中央、地方管理機構中給予貴族新的任職特權；加強貴族的受教育特權。
作為貴族等級的喉舌，《莫斯科新聞報》公開宣揚貴族在國家職務方面訴求。
該報對官僚集團發起了氣勢洶洶的抨擊，認為各地大權在握的「官僚集團在政治上不可靠」，他們就如同推翻專制制度支柱的人，類似於革命分子的直接幫凶，在等級制原則被消除後，官僚集團將成為把持統治權的統一階層。
他們會「聯合起來，並利用人民的名義爭取憲法」，該報還指責行政機構的現行原則不可靠，要求加強等級制度，恢復貴族在各級國家部門中的壟斷地位。
在一篇可稱為「反對官僚集團宣言」的文章中，該報宣稱其他等級出身者應僅充任政府辦事員，這不是因為他們的才能不足，而是因為「在陷入衰落和危機時，這些人就會成為最危險的分子，而且他們愈有能力就愈危險」。
因為「他們的缺點是沒有穩定的政治原則，沒有明確的責任感，而且缺乏對君主制的無限忠誠」。
鑒於對官僚集團的上述態度，該報旗幟鮮明地提出，「只有具有特權的傳統世襲貴族階層」才能為統治機構輸送最優秀的人才。
《莫斯科新聞報》的立場，顯然說明貴族是要求將出身作為主要標準來安排國家職務。
該報創辦者梅謝爾斯基向沙皇提出的具體意見是：更加嚴格地選拔省長，在委任時讓貴族優先於官僚，大力賞識「那些勤勤懇懇、高效辦公的省、縣首席貴族」。
貴族為保持自身在國家機構中壟斷地位而提出的這些要求非常輕率，忽視了俄國的實際形勢和國家機構本身的需求，更未考慮若滿足這些要求會有何社會經濟影響。
儘管上述部分要求被俄國政府權威代表所否定，但仍得到了沙皇的青睞。
加強貴族等級任職特權的策略
受教育是貴族擔任國家職務的必要條件，加強貴族受教育特權是保持貴族在國家職務中壟斷地位的重要途徑。
1880年傑里亞諾夫委員會決定不讓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擔任高級公職時享有特權，當時大部分政府部門對此決定持否定態度，波別多諾斯采夫指出，該原則會導致追求高等教育者減少，繼而導致高素質公職人員減少，國家機構遭受根本損害。
的確，若單以出身作為能否擔任高級職務的準則，那勝出的大多是僅完成中等專科學校或四年制中學者的世襲貴族，久而久之，貴族會愈加缺乏高級職務所需的能力。
傑里亞諾夫在遭到明確否定後，仍堅持反對給予完成高等教育的非貴族任職特權，因為這樣會使國家機構內貴族比例下降，國家政治權力從貴族等級轉向其他階層。
但國家各方面生活的確又缺乏訓練有素的合適人才，在此情形下，傑里亞諾夫需解決兩個矛盾任務：既不疏遠受教育程度高者，又要鞏固貴族在國家機構中的核心地位，為此他於1884年向國務會議提出，按受教育程度分配職務，
讓底層平民有機會以低教育水平取得低級官職，這樣既能促使貴族提高自身教育水平，繼續掌握國家管理權，又能削弱平民追求高等教育的積極性，而且是否吸納僅受過初級教育的下層人士擔任公職仍取決於各部門領導的決斷。
傑里亞諾夫的上述方案僅在低級國家機構的任職權方面做出退讓，但這仍被他認為是過度冒險的改革。
1887年，傑里亞諾夫在提交國務會議的呈文中否定了1884年方案，認為將貴族從低級職務中排除會產生極大危害，應謹慎地為貴族保留以往優先地位。
1892年傑里亞諾夫提交的新呈文又推翻了1887年的觀點，向國務會議提交了與1884年呈文傾向一致的新呈文，其中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出身原則，指出給予貴族過多任職特權易使下層人士對貴族和政府產生不滿，還會使貴族日益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動力，最終被排擠出高層次社會政治領域。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政府在不剝奪其他等級受教育機會的基礎上，實行諸多措施來強化教育領域的等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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