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外交之初

新年前後,外交天團有了人事變動,秦剛出任新的外交部長,王毅任外事辦主任。

有了這個引子,節日放假,聊一聊晚清的初始外交。


光緒二年,秋風瑟瑟,紫禁城養心殿,慈禧太后召見兩個大臣的對話:

何日啟程?

約以十日為期,不出二十五日。

幾時可到?

由天津而上海而香港,始放大洋,計期四十五日可抵英國。

此去當為國家任勞任怨。

謹遵聖旨。

汝二人須要和衷。

是。

到英國一切當詳悉考究,隨人須要約束,不可滋事。

是。

……


被召見的二人是駐英公使郭嵩燾和副使劉錫鴻。這是 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東方大國第一次派駐駐外使節。

郭嵩燾成為近代第一位駐外大使。

郭嵩燾


放在現在,能以公幹身份往來世界各國,是很榮光和驕傲的事,可是,當時這可不是個好差事,去蠻夷的老巢,路途遙遠 生死未卜,如同「人質」,這是當時天朝上國一致的認同。

之所以選擇郭嵩燾出使英國,是李鴻章的推薦,作為洋務派的開明人士,郭嵩燾對新事物有着活絡的思考方式,不守舊,不頑固,不墨守成規。

那郭嵩燾不知道遠走西洋,不是好差事嗎?當然知道,有兩點,讓他下定決心赴任。

第一個原因,是慈禧太后兩次召見郭嵩燾,對郭嵩燾的疑慮和擔憂,表示「總理衙門哪個不挨罵」,「李鴻章在煙台如此辛苦,還被說成不成樣子」。言辭懇切,多有慰籍。

第二個原因是,這次出使第一要務是因為雲南發生的「馬嘉理案」,處理結果里有一條是清政府必須向英國女王道歉,經辦此案的正是故友李鴻章。

機緣巧合,促成了郭嵩燾的這次英國行,他也因此名留史冊。

光緒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76年12月2日,大清駐英公使郭嵩燾一行出京赴上海,乘船去遠在萬里之遙的大英帝國赴任。

一路顛簸疲憊,行船路線是曾經幫助李鴻章操練淮軍的洋教頭英國人馬格里規劃的,途經香港,新加坡,錫蘭,亞丁,直布羅陀 都是英國的屬地,以此向郭嵩燾炫耀大英帝國的榮光。

雖然辛苦,郭嵩燾還是饒有興緻的體察沿路的風土人情,自然風光,並如實記錄。

歷時54天,終於到達英國南安普頓港,下船後又轉乘火車前往倫敦。

郭嵩燾對英國政府安排的官邸很是滿意,對倫敦的現代化也是瞠目結舌,他在日記中寫到「昨日已晚至,今日出門亦晚歸,街市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氣如煙霧,人流如潮,至是怠無復加矣」。

進駐使館第一天,郭嵩燾就召集隨行人員開會,約法「五戒」:一戒吸食洋煙,二戒嫖,三戒賭,四戒外出遊盪,五戒口角喧嚷。雖比唐僧給二徒弟規定的少了「三戒」,對國內來的隨人來說也是十分苛刻。

郭嵩燾顯然是一個接受新事物運用新知識超強的人,且不避諱「趕時髦」,這一點,卻成為後來副使劉錫鴻攻擊他的罪狀。

怎麼回事呢?這就是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清政府教化出來的子民都有的毛病,盲目自大,故步自封,唯吾獨尊,頑固不化,副使劉錫鴻就是典型的愚昧官員。

我現在翻譯出劉錫鴻給總理衙門發的正式官方奏摺,列舉出的郭嵩燾的「罪狀」。

參觀英夷炮台披着洋衣。怎麼回事呢?英國皇家海軍邀請郭嵩燾參觀,這天,寒風凜冽,郭嵩燾打了個冷戰,英軍的提督暖心的把英軍的大衣制服披在郭嵩燾身上,遮擋了郭的朝服。

會見英國女王時,主動趨步,首先鞠躬,置我大清國威於不顧。

唆使小妾學習洋文,不成體統,有失大清威嚴。

在英夷白金漢宮參加洋樂會,雖不懂洋文,卻效仿洋人屢次取音樂單,獻媚于洋人。

會見巴西國王,擅自起立,急步向前,有損堂堂天朝威嚴。

與英國外相「尤相親昵」,有裡通外國之嫌。


想想看看這些所謂「罪狀」全部都是雞毛蒜皮,是天朝上國迷夢不醒的典型癥狀。

可是,當時整個泱泱中華,從上到下幾乎都是這種病態自大,毫不自知。是不是覺得很可笑,很悲哀?當時整個國家都被這種氛圍包裹的嚴嚴實實,幾盡窒息。


崇厚

再舉一個同時代的例子,同樣是「天津教案」後,滿族大臣崇厚被派到法蘭西給法國國王道歉。

舟車勞頓,到了的時候,拿破崙三世既然已經下台了,所以崇厚的談判對象,或者說是道歉對象,就變成了新任法國總統梯也爾,隨後雙方在法國的愛麗舍宮,走完了這個過程。

儀式開始,雙方在愛麗舍宮裡互相宣讀了國書,讀完了以後,崇厚向新任法國總統梯也爾鞠了一個躬,對方也回鞠了一個躬;出門前崇厚又向對方鞠了一個躬,對方又回鞠了一個躬。

這事被清政府知道以後,立刻覺得崇厚真有本事,為啥?因為不丟人嘛!至少在當時的人看來,請罪就應該袒露上身,綁幾根荊條,以示誠意,最起碼也得給對方磕幾個頭吧!

可是崇厚居然只是給對方鞠了兩個躬,而且對方還回鞠了兩個躬,一點兒都不掉架子,而且間接的證明,中國皇帝是要比法國皇帝高那麼一點點的。

因為崇厚是要向中國的皇帝三跪九拜的,而且中國的皇帝也不必向他鞠躬,所以單憑這一點上來說,中國的皇帝顯然更有尊嚴,於是大家的精神上,都得到了無比的滿足,從此更崇厚竟然成了滿清貴族裡的能人了。

恰恰是這個崇厚,真正遇到事關國家安危的大事時,毫無章法,與俄國人談判時稀里糊塗的簽訂了不平等的《伊犁條約》,喪失了大片國土,要不是左宗棠曾紀澤一文一武,據理力爭,現在的新疆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這兩件事都發生在1870年代,據馬戛爾尼1793年訪華,因為是否三叩九拜的禮儀之爭,過去了80多年,大清王朝,一點長進也沒有。


這就是大清帝國,沉迷自己的世界不能自拔,對外一無所知,反而清醒的人,成為了異類,處處受阻,遭遇不公。郭嵩燾就是受害者,出使英法兩年,來自國內和同僚的壓力,讓他心焦力瘁,不得不請辭回國,結束了海外之旅。

又一個100年過去了,我們還在為國家的強盛奮鬥,與世界各國交往更加緊密頻繁,恰逢「百年未有之變局」更是對大國外交智慧的考驗,享用人類共同文明帶來的繁華,也要為共同的文明添磚加瓦,擁抱世界,才能走的更遠,最終到達想要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