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年前，幾位排字工人在上海創業，辦起一家印刷作坊。他們誰都沒有想到，不顯山不露水的小作坊，竟然成了中國現代出版事業的開啟者。它就是中國現代出版業中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
橫跨三個世紀，商務印書館創下了諸多「第一」：出版了最早的自編英語教材《華英初階》，編輯了「吾國第一套初等小學教科書」，最早翻譯出版《論自由》《論法的精神》等西方思想學術名著，建成了亞洲第一圖書館——東方圖書館……
商務印書館不單是個出版機構，更是一個文化重鎮。它與北京大學齊名，並稱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嚴復、梁啟超、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梁漱溟、茅盾、葉聖陶、冰心、胡愈之……這些如星辰般閃耀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的人名，都與它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穫仗群才。」這是商務印書館的靈魂人物張元濟晚年寫的詩。正是張元濟們「昌明教育」的理想，讓眾多文化大家與商務印書館結下不解之緣，從而譜寫了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個傳奇。
20世紀初，商務印書館總發行所前一片繁忙。
商務印書館照相製版部
排字工人創辦的小作坊
1897年2月11日，中日甲午戰爭後的第二年，百日維新的前一年，一家毫不起眼的印刷作坊在上海江西路的一個小弄堂悄然開張。三部手搖小印機，三台腳踏圓盤機和三部手扳壓印機，幾乎就是小作坊的全部家當。誰也沒想到，後來，這家小作坊竟一躍而起，成為中國現代出版業中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
這家小作坊的名字叫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前輩創業人物IC photo供圖
它的創始人夏瑞芳是個不折不扣的「打工人」——英文報館的排字工人。夏瑞芳是農家放牛娃出身，在尋常人眼中，他二十齣頭，「外企」打工，收入尚可，肯定對工作機會倍加珍惜。然而，夏瑞芳卻不願在洋人的公司忍氣吞聲，受人歧視，他想辭職，自謀一條出路。
夏瑞芳
除了夏瑞芳，商務的創始人還有鮑咸昌、鮑咸恩和高鳳池等。他們和夏瑞芳都是教會學校清心書院的同窗，都在外國人創辦的報館、書館等做過學徒，因此都懂一點英文，掌握了熟練的排字和印刷技術。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自己辦一個印書館呢？
張羅創業，最難的是資金。此時，中國最傳統的血緣關係發揮了作用。好幾位創始人不但是好友，還是親戚，鮑咸昌、鮑咸恩是親兄弟，夏瑞芳則是鮑家的女婿。他們東挪西湊，親戚好友齊上陣，終於湊齊了3750元。等置辦好設備，不足4000元的資本轉眼花光。
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商務印書館第一任總經理夏瑞芳開始了艱難的草創之路。
商務名為印書館，還有一個氣派的英文名Commercial Press，實際上，創業之初根本沒有印書訂單，只能承印商業表冊、賬本、名片之類的零星業務。請不起太多工人，夏瑞芳一人身兼多職。「從總經理、校對、『式老夫』（商店洋行所雇的在外收賬之人，英文shroff的音譯）、買辦、出店（舊時專門負責跑街送貨等外勤工作的夥計），一個人都得做。」商務的創始人之一高鳳池回憶，「如何說做式老夫呢？那時到了月底需要開支，就由瑞芳先生親自一家家去收賬款。如何說做出店呢？那時要用紙張，須到浦東棧房去取，從黃浦灘乘舢板打浦東來回，約一角錢。有一次黃浦江發大風，非常危險，瑞芳先生回到公司時，所有衣服被風浪打得濕透。」如此辛勞，收入仍不夠，為貼補家用，夏瑞芳甚至兼職在一家保險公司賣保險。
如果生活在今天，夏瑞芳絕對是最勵志的商界奇才。如此艱難的起步，他竟然在掌舵商務的短短十幾年中，作了三個眼光獨到的決策。這三個決策，使名不見經傳的印刷作坊，成了中國近代文人無人不知的文化巨星。
他作出的第一個決策，是出版印刷了我國最早的自編英語教科書《華英初階》。
晚清時期，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打開了清廷對外緊閉的大門，在通商口岸，英語已經成為獲取高額報酬的一種重要工具，學英語的風氣日漸濃厚。夏瑞芳學過英文，知道就連英文排字工人的收入，都要高於中文排字工人。他敏銳地意識到，英語教材或許大有市場。
於是，他找到一本英文啟蒙教材，這本教材是英國人給印度小學生編寫的，夏瑞芳請人翻譯此書，再加以中文注釋，英漢對照，重新編排，命名為《華英初階》。
1898年，《華英初階》由商務印書館印行，本子薄，定價低，首印2000冊大受歡迎，不到20天就銷售一空，此後不斷再版，供不應求。商務印書館乘勝追擊，繼續推出《華英進階》，銷售狀況依舊紅火。
《華英初階》和《華英進階》
這兩套英語教材有多暢銷，翻開眾多文化名人的回憶錄，可見一斑：在北京中西小學堂學ABC的國學大師梁漱溟，在蘇州啟蒙英語的教育學家葉聖陶，在上海梅溪學堂求學的胡適，以及在江南水師學堂讀書的少年周作人，用的英文教材都是《華英初階》或《華英進階》。更有甚者，《華英進階》全集還被送進宮裡，成為光緒皇帝學習英語的讀本。
夏瑞芳小試牛刀，就初戰告捷，由此，商務成功地邁出了從印刷作坊向出版社轉型的第一步。就在《華英初階》面世的同一年，商務從偏僻的小弄堂搬到了北京路的街面上，廠房從3間擴大到了12間。
《華英初階》試水成功，夏瑞芳沒有沾沾自喜。1903年，他作出了第二個關鍵的決策——引入外資，與日本金港堂達成合作。
金港堂是日本的一流教科書出版公司和銷售商，彼時正欲在上海投資。夏瑞芳得知消息後，積極聯絡，經過艱苦談判，終於與金港堂達成協議，雙方各出一半股份，改商務印書館為有限公司。尤為難得的是，「用人行事，由我為政」，也就是說，既引進了日方的先進技術和資金，又將公司的經營權掌握在了中國人手中。
依靠日方入股帶來的10萬元資金，商務規模迅速擴大，印刷技術也進步很多。據高鳳池回憶，銅板印刷、五色彩印等先進的印刷技術，都是由日方派技師來傳授的，「從此凡以前本館所沒有的，現在都有了。」
商務的事業蒸蒸日上，但在列強的虎視眈眈之下，國人的反日情緒日漸高漲。1912年，商務開始商議收回日本股份。商務的發展勢頭正勁，日方股東怎肯輕易放棄？夏瑞芳不得不親赴日本，談判磋商，「歷時二載，會議數十次」。1914年1月，雙方終於達成回購協議，商務以55萬餘元的總價回購了日本股東的全部股份。
1914年1月10日，《申報》刊登了商務印書館的公告，宣布公司「為完全本國人集資營業之公司，已將外國人股份全數購回」。
坐在辦公室的夏瑞芳看到這則廣告，深深地鬆了一口氣，商務「利用外資而不為外資所束縛」，至此終於名正言順。此時的他完全沒料到，同一天的下班時分，在商務發行所門口，他竟慘遭暗殺。子彈擊中了要害部位，傷勢太重，年僅43歲的夏瑞芳，就這樣意外告別了人世。
正值盛年的出版家，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各界人士無不震驚，蔡元培還親自為其寫了小傳。誰是刺殺夏瑞芳的幕後黑手？曾經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因為陷入軍閥紛爭，也有人認為是日本人進行報復。而《中國出版家夏瑞芳》的作者黃嗣多方考證後認為，實際上，「夏瑞芳被陳其美派人暗殺，在當時已不是秘密。」高鳳池的日記中就曾寫道，陳其美司令部欲進駐閘北，「此項軍隊紀律不嚴，閘北工商界慮其擾害不利」，夏瑞芳等十五位實業家出於維護商界利益，曾聯合抵制。後來，陳其美還曾向商務借款維持軍餉，被夏瑞芳拒絕，陳其美「因之懷恨甚深，乃使死黨狙擊之」。
無論真相如何，夏瑞芳的離世對商務無疑是巨大的損失。然而，商務並沒有就此一蹶不振，因為夏瑞芳早已為商務尋到了一個人才——張元濟。這就是夏瑞芳在商務作出的第三個重要決策。
張元濟
「翰林」張元濟的加盟
張元濟，中國科舉考場里名副其實的「學霸」：17歲中秀才，22歲中舉人，25歲高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明史》有載，「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由此足見張元濟「學霸」的含金量。「學而優則仕」，張元濟的仕途本該平步青雲，然而，晚清的風雨飄搖中，這位科舉驕子的仕途註定不再暢通。
1898年6月16日，就在「戊戌變法」後的第五天，光緒皇帝破格召見了張元濟。那時張元濟的職務是刑部主事和總理衙門章京，大概只是一個六品官。在他之前，光緒皇帝召見的是康有為。
張元濟支持變法，只不過他的態度不如康有為那般激進。百天之後，變法失敗，康有為逃往海外，張元濟則被革職「永不敘用」。
1898年10月，辭別官場，張元濟來到了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譯書院，擔任院長。張元濟這份工作的介紹人，是他在總理衙門時的上司李鴻章。李鴻章欣賞他的才華，特意請南洋公學創始人盛宣懷關照他。
李鴻章和盛宣懷都是清末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被他們青睞的張元濟自然對西學頗有研究。他不僅對西方實用技術感興趣，還對自然科學、天文等學科興趣濃厚。由於當時西方譯著非常少，他乾脆自學英文。1896年6月8日，在給密友汪康年的信中，他就談到「英文已習數月，僅識數千字，而尚難貫通。」後來，他還創辦了「通藝學堂」，專門講授英語、天文、地理、軍事、農業、商業、礦物學等西方新知識。1898年離開北京前，張元濟正式關閉了通藝學堂，將學堂所有的書籍器具以及積存餘款等，委託學務大臣孫家鼐捐贈給了京師大學堂——作為百日維新的「新政」之一，京師大學堂在戊戌政變後得以倖存，成為北京大學的前身。
張元濟沒有辜負李鴻章的希望，在他的主持下，短短數年，南洋公學的譯書方向從兵書轉向以政治、經濟、法律等社科書籍為主。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原富》，也就是今天的經濟學必讀書目《國富論》。而為譯書院翻譯《原富》的人，則是張元濟的好友嚴復。
不久，因印刷學校所需的教學筆記、刊物、閱讀材料，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的夏瑞芳相識了。與張元濟的朋友圈好友相比，夏瑞芳實在是個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的勤勉、才幹和對事業的執着，給張元濟留下了良好印象，而夏瑞芳對張元濟的廣博學問更是欽佩。就這樣，一個翰林出身、心憂天下的知識分子，一個印刷工人出身、精明而不固守的商界奇才，逐漸惺惺相惜，意氣相投。
1901年，在夏瑞芳的盛意邀請下，張元濟入股商務印書館。第二年，當商務預備設立編譯所時，夏瑞芳自然想到了這位最合適的人選。不過，據商務編譯所元老編輯蔣維喬回憶，張元濟最先推薦的編譯所長人選其實是蔡元培。
蔡元培與張元濟私交甚篤，兩人既是浙江同鄉，又是同年，1892年高中進士，同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同在戊戌政變後離開官場。張元濟在南洋公學任職時，還請了蔡元培擔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
蔡元培同意在商務兼職，離不開兩人的深厚友誼。只是，蔡元培兼任編譯所所長僅數月，「蘇報案」爆發，他不得不離開上海。這種情形下，1903年，張元濟正式離開南洋公學，加入了商務。
陳叔通是商務印書館早期的資深出版人，他曾回憶張元濟和夏瑞芳之間的一場談話，「夏有一天便與張開談，問張既在譯書院不得意，能否離開，我們來合作，張說你能請得起我這樣大薪金的人嗎？夏說你在譯書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
這番話足以看出夏瑞芳的求賢若渴，但事實上，張元濟看重的肯定不是「大薪金」，他真正追求的，還是他與夏瑞芳達成的共識，「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
張元濟的教育理想，從他寫給盛宣懷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其受教育者度不過四十萬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萬人者，亦不過能背誦四書五經，能寫幾句八股八韻而已，於今世界所應知之事茫然無所知也。」「今設學堂者，動曰造就人才。元濟則以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
如何「使人能稍稍明白」，張元濟認為，「出版之事可以提攜多數國民，似比教育英才為要」，換言之，出版大眾能讀的書是一個廣開民智的好辦法。正因如此，當夏瑞芳與他言定，「夏管印刷，張管編書」時，他毅然從衙門作風的南洋公學辭職，全身心地投入了發展初期的商務印書館。
「吾國第一套初等小學教科書」
走出官辦大學堂，加入民營小出版企業，張元濟很快交出了「提攜國民」的重要代表作，也就是高鳳池所稱的「吾國第一套初等小學教科書」。
早在張元濟加入商務之前，興辦新式學堂已是大勢所趨。新式學堂的興起，最需要的就是新式教科書。中國舊有的啟蒙教材《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早已不合時宜；外國人編寫的教科書，又與中國人的習慣不符。急劇變革的社會現實下，張元濟決心親自主持，編撰一套最新的好教材，以「盡我國民義務」。
對於這套教科書，張元濟和商務編輯們傾注了極大心血。老編輯鄭貞文在回憶文章中談到編譯所初期的情況：「那時主要的工作，是編輯小學教科書，這在中國是創舉，大家都沒有經驗……由張元濟、高夢旦、蔣維喬和庄俞四人共同編輯。採取日本維新時期教科書的編製經驗，字斟句酌，每編一課必經四人協議一致，而後定稿。」
蔣維喬關於《最新國文教科書》的回憶尤其詳細，他記得當時大家採取略似圓桌會議的形式，任何人提出一個原則，共同認為有討論價值的，才詳細辯論，所有人都同意後，才定下這個原則。有時，大家為了一條原則，要討論半天甚至一天。
這些學識淵博的大編輯們為小學生國文教科書定下的原則，直到今天看來，依然相當科學，與現在幼童啟蒙流行的分級讀物不乏相似之處。比如，「首先發明之原則，即為第一冊教科書中，採用之字，限定筆畫……第一冊採用之字，筆數宜少，且規定五課以前，限定六畫；十課以前，限定九畫；以後漸加至十五畫為止。」原來，蔣維喬等人回想自己啟蒙讀書時，遇到筆畫較多的字，感到難記，因此參考外國人的英文讀本，其第一冊必取拼音最少之字，定下了這一原則。
圓桌會議定下的原則，還有選定教科書採用之字，限於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第一冊第五課以前的課文，每課生字不得超過十個；第一冊共計六十課，前面課文出現的生字，必須在以後各課中，再出現兩次以上，以便於複習記憶，等等。
有一次，編輯一篇課文時，蔣維喬用了一個「釜」字，高夢旦看到想改用「鼎」字，蔣維喬表示，「鼎」字太古，不普通，不能用，高夢旦當即反問：「『鼎』字乃日常所用之字，何謂不普通？」兩人聲色俱厲，爭論半天，毫不相讓，最後才搞明白，原來在高夢旦家鄉的閩語中，人們習慣將「釜」稱為「鼎」。真相大白，兩人不由拊掌大笑。
1904年12月，《最新國文教科書》第一冊出版，不到兩周，5000餘冊就被搶購一空。最新教科書頭炮打響，商務印書館又陸續推出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學教科書，除國文外，還包括修身、算術、珠算、格致、地理、中國歷史等共16種，成為當時系統最為完備的第一套新式教科書。1906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後的第一年，學部第一次審定初等小學教科書暫用書目，共審定通過教材102冊，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就達54冊，佔據了教科書市場的半壁江山。此後，在白話教科書問世以前，商務版教科書「盛行十餘年，行銷至數百萬冊」。
冰心啟蒙的第一本書，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線裝的《最新國文教科書》第一冊。她回憶，「我在學認『天地日月，山水土木』這幾個偉大而筆畫簡單的字的同時，還認得了『商務印書館』這五個很重要的字。我從《最新國文教科書》的第一冊，一直讀了下去，每一冊每一課，都有中外歷史人物故事，還有與國事、家事、天下事有關的課文，我覺得每天讀着，都在增長着學問與知識。」
在年幼的冰心心中，商務印書館彷彿「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廈，裏面住着幾位傳授知識的大師……」到了八九歲時，她開始看課外讀物，不但愛看《三國》《水滸》和《西遊記》，還喜歡讀新小說，其中她最鍾情的，要數林紓先生翻譯的西方小說。
「嚴譯名著」與「林譯小說」
冰心喜歡的「林譯小說」，同樣出自張元濟主持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1903年，張元濟甫入商務，就開始延攬各方人才，組織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文學和學術名作。
他想到的第一個翻譯作者，就是被譽為「近代西學第一人」的摯友嚴復。張元濟在南洋公學譯書院時期，就多次寫信向嚴復求助翻譯相關的問題，還花大價錢買下了嚴復翻譯的《原富》版權。
1903年，當張元濟加入商務時，令嚴復聲名鵲起的《天演論》初版已經問世5年，但商務印書館卻是重版《天演論》次數最多的出版機構。據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史春風統計，從1900年至1921年，該書在商務再版了20次之多。
這本翻譯自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代表作，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引進了中國。它的一次次再版，既是張元濟等商務編輯慧眼獨具的選擇，亦可見此書在近代中國的影響力之大。
當時，正值年少的魯迅不顧長輩的反對，「一有閑空，就照例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另一個姓胡的年輕人讀完《天演論》，索性將自己的名字改為了「適者生存」的「適」。後來，他在自傳中這樣回憶《天演論》的風行：「它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運用，對於一個感受惰性與濡滯日久的民族，乃是一個合宜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燃燒着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般愛國志士的口頭禪。」
除了《天演論》，商務還先後出版了嚴復翻譯的諸多著作。
1903年，嚴復翻譯的穆勒《群己權界論》在商務初版。作為西方思想政治學的經典著作，這本書有一個現代人更熟悉的名字——《論自由》。它後來在商務重版了7次。
1904年至1909年，嚴復翻譯的《法意》共七冊完整地呈現在國人面前。這部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著作，1748年一經出版即在歐美風靡一時，被認為是西方法學發展史上為數不多的「鴻篇巨製」。這本書在商務重版了4次，今天被譯為《論法的精神》。
1931年，商務印書館彙集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等8本西方學術著作，出版了《嚴譯名著叢書》。這套叢書幾乎一本書代表一個社會學科，深深地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作為嚴譯名著的讀者之一，葉聖陶在《我和商務印書館》一文中寫道：「至於接觸邏輯、進化論和西方的民主思維，也由於讀了商務出版的嚴復的各種譯本。我的情況絕非個別的，本世紀初的青年學生大抵如此。可以說，凡是在解放前進過學校的人沒有不曾受到商務的影響，沒有未讀過商務的書刊的。」
如果說「嚴譯名著」打開了一代人的思想眼界，那麼冰心所喜歡的「林譯小說」則影響了一代文學家。林紓，這位不懂英文的翻譯鼻祖，在翻譯時需藉助通曉外語的口譯者，然後以文言形式筆述大量外國文學作品。他的譯作包括《巴黎茶花女遺事》（即《茶花女》）、《魔俠傳》（即《堂吉訶德》）、《伊索寓言》、《魯濱遜漂流記》等。
如果當年有粉絲群，我們肯定能在林紓的粉絲群中看到一串熠熠閃光的名字。冰心、魯迅、郭沫若、茅盾、沈從文、錢鍾書，都有一段經由林譯著作接觸西方文學的歷史。錢鍾書回憶：「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遊記》《聊齋志異》以外另闢的世界。」冰心憶及少年時對林譯小說的痴迷時說：「這些書中的句子，至今我還能背下來！」
沈雁冰改革《小說月報》
1913年，十二歲的冰心隨父親遷居北京。這時，她驚訝地發現，母親訂閱的《東方雜誌》竟然和她愛看的林譯小說一樣，都出自商務印書館。
是的，商務不僅編印教科書，翻譯出版西方文學和學術著作，還編輯出版了許多社會科學雜誌。其中，1904年創辦的《東方雜誌》影響最大，直至1949年才停辦。梁漱溟是《東方雜誌》的忠實讀者，曾給雜誌投稿發表了文章，文章被蔡元培看到，請他去了北大教書。此外，還有《教育雜誌》《小說月報》《學生雜誌》等，一時之間，商務儼然成了全國屈指可數的先進思想和文化傳播中心。
有人將商務印書館與北大並稱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然而，在新文化運動中，兩者的表現卻判若涇渭。北大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重鎮，相比之下，身處上海的商務顯得波瀾不興，以至於北大的陳獨秀、羅家倫一度將矛頭直指商務主辦的雜誌。
1919年4月1日，《新潮》刊發了羅家倫的文章《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文章尖銳地批評，《教育雜誌》是「最討厭的」，《學生雜誌》「是一種極不堪的課藝雜誌」；《婦女雜誌》「專說些叫女子當男子奴隸的話」；至於《東方雜誌》，「這個上下古今派的雜誌，忽而工業，忽而政論，忽而農商，忽而靈學，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你說他舊嗎？他又像新。你說他新嗎？他實在不配。」
此時，已經改任商務印書館經理的張元濟，顯然也感受到了新文化衝擊的壓力。
1920年11月下旬，一位名叫沈雁冰的年輕編輯，被時任編譯所所長高夢旦請到會客室談話。他被委以重任，擔任《小說月報》的新主編，負責革新雜誌。七年後大革命失敗時，這個年輕人被迫隱居上海，以「茅盾」為筆名發表了小說《幻滅》。
供職於商務印書館時期的沈雁冰。攝於涵芬樓花園。
沈雁冰當時只覺突然，後來，他才知道，就在這場談話前不久，高夢旦和張元濟曾經北上，和鄭振鐸等人見過面。鄭振鐸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那時正在籌辦文學研究會，這個研究會是新文學運動中最早成立、影響和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
正是在這次見面後，張元濟和高夢旦決定全面革新《小說月報》，而沈雁冰被選為了打開缺口的人。高夢旦客氣地問沈雁冰有什麼意見，沒想到，年僅25歲的文藝青年沈雁冰竟然提出了三條大刀闊斧的要求：一是現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雜誌全部從四號字改為五號字；三是館方應讓他全權辦事，不能干涉他的編輯方針。對此，高夢旦全部應允。
這些條件看似簡單，其實蘊含了一個新文化戰士的決心。因為沈雁冰清點存稿後發現，前任主編買下的存稿足夠刊用一年，這些舊稿都是當時「禮拜六派」舊文人的文章。舊稿一篇不用，意味着與舊文學的決裂。
1921年1月，《小說月報》以全新的面貌與讀者見面。第一期雜誌就刊登了冰心、葉紹鈞、許地山、翟世英、王統照等文學研究會成員的文章。從這一期開始，沈雁冰共編了二卷二十四期《小說月報》以及「俄國文學研究」等號外。短短兩年內，《小說月報》從舊文學的堡壘變成了新文學的陣地，而沈雁冰本人也成為文學研究會的中堅力量。
後來，已經成為著名文學家茅盾的沈雁冰自豪地回憶這段歷史：「全國的作家和翻譯家，以及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研究者，都把他們的辛勤勞動的果實投給《小說月報》。可以說，『五四』以來的老一代著名作家，都與《小說月報》有過密切的關係，像魯迅、葉聖陶、冰心、王統照、鄭振鐸、胡愈之、俞平伯、徐志摩、朱自清、許地山等。」
「亞洲最大圖書館」
1916年，沈雁冰初到商務時，曾對同事說：「我沒有家庭負擔。在此不為利不為名，只貪圖涵芬樓藏書豐富，中外古今齊全，藉此可讀點書而已。」工作之餘，他在涵芬樓度過了很多時間，在這裡，他閱讀了俄國文學和社會主義理論書籍，思想發生巨變，並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涵芬樓藏書，是沈雁冰選擇商務印書館作為職業起點最看重的一點，也是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對保護傳承中國古籍所作的一大貢獻。
早在加盟商務之初，張元濟就發現：編譯所的編輯需要廣泛的參考資料，然而彼時中國並無公共圖書館，只有藏書家私人擁有的藏書樓，每當編輯們想要查閱資料，「苦無書，求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因此，張元濟開始考慮訪求善本和著名收藏家的藏書，為編譯所建立一個參考資料圖書館。
雖是為工作之便，但為了搜集各方珍藏，商務印書館可以說不惜代價。1905年，皕宋樓藏書要對外變賣的消息傳出，張元濟立刻找夏瑞芳商量，欲購進這批藏書。皕宋樓是清末藏書家陸心源所有，為近代四大藏書樓之一，尤其以宋、元版本數量之眾、價值之高馳名遐邇。張元濟早年不止一次慕名前往皕宋樓，但終未能獲准一觀。可想而知，得知消息的他心情之激動。那時，商務的資本不過數十萬元，夏瑞芳卻慷慨地許諾了八萬元，供張元濟購書使用。遺憾的是，皕宋樓藏書最終以十萬元出售給了日本財閥岩崎男爵。
收購皕宋樓藏書失敗，更促使張元濟下定決心搜尋古籍，以「保存吾國數千年之文明」。翻閱他與友人的來往書信，我們不得不佩服張元濟搜尋古籍的苦心孤詣，除了通過商談購買藏書樓圖書，他還定期到書市尋訪舊書，給舊書店老闆留下自己的姓名，以便他們把收集到的珍本古籍送上門，他甚至還在自己寓所的門上貼了醒目的「收買舊書」標記。
1909年，商務正式以「涵芬樓」為名成立圖書館。「涵芬」，取涵蓋芬芳、包容智慧之意。1924年，涵芬樓藏書達到46萬餘冊。商務印書館在此基礎上，於寶山路總廠附近新造一幢五層大樓，由此建成了當時全上海乃至亞洲最大的圖書館——東方圖書館。更為可貴的是，張元濟決定將內部的東方圖書館改為普通參考圖書館，於1926年正式對外開放。
藏書浩繁的東方圖書館，從此成為真正能夠開啟民智的精神食糧。據統計，僅1929年，東方圖書館迎來了近3萬名讀者，1930年讀者已突破3.6萬人。20多歲的青年巴金是東方圖書館的常客，他曾滿懷深情地寫道：「雖然我每次到那裡去都要花幾個銅板買門票，雖然那裡的辦事人沒有打出為國家做什麼做什麼的招牌，但是在那裡我得到了一切的便利，使我時時覺得只有那才是為讀者大眾設的圖書館。」
東方圖書館
僅僅是將古籍善本保存在圖書館，張元濟還覺得不夠，在他看來，兵荒馬亂的年代中，整理、影印、出版古籍，方能「使古書多流傳一部」，「於保存上多一份效力」。為此，1915年，他親自牽頭，開始醞釀整理和出版《四部叢刊》。《四部叢刊》囊括了古籍469種，網羅了大批宋、元、明各類善本和精抄本。為了編好這套叢書，張元濟甚至專程前往日本，搜求我國流出的孤本秘籍。
早年在商務工作的編輯鄭貞文，那時隨張元濟一起東渡日本。據他回憶，此行花費十多萬元，他們訪問了日本的靜嘉堂文庫、內閣文庫、東洋文庫，就連設在皇宮內的皇室圖書館——日本宮內省圖書寮，他們也想方設法得到允許，一連在圖書館閱書三日。鄭貞文寫道：「張專看經、史、子、集方面，我則閱讀文藝小說。初步選出後，征張同意，決定擬借書目，向圖書管理員商借。由我們在東京預約的日本照相技師，就館內用特種照相機逐張攝成小型底片，帶回擴大，照所需規定尺寸，影印成書。」「三個多月間，除星期日外每日不息地閱讀古書，我和張共同起居，見他每晚必作筆記至於深夜……」
1922年，《四部叢刊》初編出版，當即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青睞和重視，好評如潮。隨後，《四部叢刊續編》和《四部叢刊三編》分別於1934年和1935年影印出版。除此之外，《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等古籍，一部接着一部，在張元濟的主持下相繼問世。時至今日，這些出版物仍是文史工作者查閱古籍的「必備工具」。
彷彿是在跟動蕩的亂世爭搶時間，為了整理出版這些古籍，張元濟忘我地工作着。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爪牙還是伸進了上海，1932年，商務印書館遭到了創業以來的最大劫難，張元濟苦心建立的東方圖書館被付之一炬。
「中國現代出版從這裡開始」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侵略者發動了一·二八事變。第二天，數架日本飛機從停靠在長江上的航空母艦起飛，瘋狂轟炸上海市區，六枚炸彈準確地投到了位於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總廠，商務印書館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職工宿舍樓等，頓時陷入一片火海。
幾天後，總廠附近的東方圖書館起火，熊熊烈火吞噬了當時亞洲最大的圖書館。經此一劫，除了之前寄存於金城銀行保險庫中的善本5300餘冊倖免外，東方圖書館的全部藏書化為灰燼，大量珍貴的善本、孤本毀於一旦。
事後統計，商務印書館各項資產總計損失1633萬元，占公司總資產的80%。轟炸後幾天，紙灰一直在上海市區上空飛揚，有些紙灰飄到了張元濟家的院子里，當時已經65歲的他不禁為之淚下，「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
這場災難並不是意外的「誤炸」。事後，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幸一曾說出過侵略者的真實用心：「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
但是，侵略者的企圖並沒有得逞，商務印書館沒有被這場劫難打倒。當時的商務總經理王雲五親手寫下一幅標語，「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張貼在商務印書館的河南中路發行所門口。年過六十的張元濟本已退居二線，大部分時間都在整理和點校古籍。關鍵時刻，他也趕回辦公室，主持召開董事會緊急會議，立志「一息尚存，仍當力圖恢復」。
幸好，商務印書館在香港、北平的兩家工廠尚能利用。僅僅半年後，1932年8月1日，商務印書館就宣告復業，恢復了印刷生產。三個月後，商務「日出新書一種」。據統計，商務印書館自成立至一·二八事變前的35年間，出版新書8000餘種，而復業之後的四年內，「新出版的書已有三千六百餘種」。
1933年，一套新的《復興教科書》問世，以「復興」為名，銘記國難。同一年，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成立，張元濟個人還為此捐資一萬元，可惜，復建計劃最終因抗戰的全面爆發而未能實現。
1937年，商務印書館再次陷入炮火。隨着上海淪陷，商務不得不走上顛沛流離的戰時之路，輾轉於長沙、重慶、香港等地。
戰爭摧毀了商務的廠房和設備，但摧毀不了商務人「扶助教育為己任」的文化傳承。在極其困苦的戰爭年代，商務印書館仍堅守住了圖書出版的文化根脈，共出版戰時讀物和一般書籍2827種，教科書100多種，直至邁入新中國。
1954年，商務印書館遷至北京。
如今，商務印書館大樓靜靜地矗立在王府井繁華的街道旁。走進它的大門，一層大廳內的兩個宣傳欄格外醒目，一個是「我們的作者」，一個是「我們的員工」。兩個宣傳欄幾乎囊括了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所有星光閃耀的名字，從清末維新運動時期的嚴復、梁啟超，到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蔡元培、胡適、陳獨秀，再到新中國教科書的奠基人葉聖陶、新中國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鬍愈之，均名列其中。
緊挨着商務印書館，還有一棟灰色而低調的小樓，名曰「涵芬樓書店」。書店二層的歷史陳列館，現在正靜靜地講述着商務印書館「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125年歷史。書店的紀念牆，自豪地告訴來來往往的讀者，「中國現代出版從這裡開始」。而那副張元濟先生題寫的對聯，「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則像一位穿越時光的老人，娓娓道來一代代商務人傳承百年的文化根脈與理想。
參考書目：史春風《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文化》，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葉宋曼英《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黃嗣《中國出版家夏瑞芳》，《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等。
（原標題：百年文脈 ——開啟中國現代出版事業的商務印書館）
來源：北京日報 記者：楊麗娟
流程編輯：U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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