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日前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受到全國關注、世界矚目。
回顧往昔，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發展壯大，再到建立並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其歷程之曲折艱辛，從新中國成立前召開的幾次黨代會歷史細節中，我們可見一斑。
一大代表是怎麼推選出來的
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後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根據馬林等人的建議，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李達、李漢俊同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通過書信商議，決定在上海召開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即，他們寫信給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旅法、旅日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通知他們各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大會。
接到開會通知後，除了旅法共產黨早期組織因為路途遙遠來不及派代表回國參加，其他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都積極響應，推派代表。由於當時黨正在籌建之中，還沒有統一的規章制度和嚴格的組織手續，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特點也不盡相同，黨的活動又處於秘密狀態，因此各地代表的產生方式有所不同，到達上海的時間也先後不一。
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接到通知後，馬上開會討論人選問題。劉仁靜後來回憶說：「在會上，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張國燾作為北京黨組織的代表，需要參與一大的籌備工作。因此在代表產生後，他便立即動身赴上海。劉仁靜則在1921年6月底才動身，到上海時已是7月7日左右。
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是毛澤東、何叔衡。據謝覺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記載：「午後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謝覺哉在1952年回憶此事時說：「一個夜晚，黑雲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後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
武漢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是董必武和陳潭秋。陳潭秋後來回憶說：「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學校的樓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
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是王盡美、鄧恩銘，大約在6月下旬到達上海。
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接到通知後，推選陳公博為代表。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赴上海參加會議。
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向旅日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發了信。周佛海後來回憶說：「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
至此，13人會聚於上海這座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就要發生了。
二大首提「民主的聯合戰線」
在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下，到黨的二大召開時，對是否與其他政黨建立聯繫的問題，黨內已基本達成一致，會上並沒有出現太大的爭論。
討論黨在現階段革命的方針政策時，有的代表提出：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現在卻要幫助資產階級實行民主主義革命，使自己的敵人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反過來壓迫無產階級，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但多數代表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實行民主革命和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不是矛盾的，而且有它的一致性。因為進行民主革命不是放棄社會主義，聯合資產階級也不是投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固然使資產階級獲得利益，工人和農民同樣也可以得到一些權利和自由，進一步加強自己階級的力量。從現實的階級力量對比來看，工人階級不可能單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必須聯合資產階級和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所以，當前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正是無產階級長遠利益所必需的。
為了貫徹黨的民主革命綱領，黨的二大通過了九個決議案。大會通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下進行鬥爭；同時提出聯合全國一切革命黨派，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並決定邀請國民黨等革命團體舉行聯席會議，共商具體辦法。這樣，就改變了黨的一大文件中關於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的規定。這是黨最早提出關於統一戰線的思想和主張，對推動中國革命的發展有着重大意義。
四大代表憶趣事
關於四大的回憶不多。四大代表鄭超麟在1980年的一篇回憶中，講述了四大會議過程中的一些趣事：
「會址是新租來的一幢三層樓石庫門房子，地點在上海去吳淞的鐵路旁邊，當時是『中國地界』，但距越界築路的北四川路不遠，通過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會場設在二樓，布置成學校課堂的樣子，有黑板，有講台，有課桌課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課本，準備有人闖進來問時，就說這裡是英文補習班課堂。」
「張崧年、劉清揚夫婦列席那一次，張崧年站起來發言，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大家很詫異，這是1923年第三次大會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本次大會並無此議程。結果，瞿秋白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回答張崧年，瞿秋白的回答是很奇怪的。他說，例如，我們要在廣州刻一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圖章，就可以拿到廣州街上去刻；在上海我們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
「陳獨秀在發言中說起李漢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說錯了，竟說李啟漢如何如何，於是『李啟漢』從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說：你把李漢俊說成李啟漢了。陳獨秀當即承認錯誤。」
「討論問題時，李維漢發言很有重量，往往能起決定作用。張太雷便給李維漢起個綽號，叫作『實力派』。」
「海參崴（今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代表何今亮，其貌不揚，張太雷常常戲弄他，使他難堪。大會後，何今亮回去海參崴，以整個支部名義寫信給中央，控訴張太雷。」
「會後，在三樓宿舍閑談時候，我聽李維漢說：『我們天天喊無產階級化，像瞿秋白這樣的人怎麼能夠無產階級化呢？』瞿秋白的西裝確實是很筆挺的。」
天津代表李逸在《中共「四大」會議瑣憶》一文中也有些回憶：
「各地代表中，住在會所者只有4人，即李維漢、尹寬、阮濟和筆者。床是沒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李、尹是長人，所備棉被長度不夠，他們和衣而睡，用毛圍巾將被頭下端紮起。這樣，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溫暖。」
「大會不像『五大』以後各屆之推出主席團，只記得開幕和閉幕大會都由陳仲甫（獨秀）親自主持，並一度提出政治報告。此外，歷次會議由周恩來擔任主席，有幾次是李維漢。周恩來主持會議，有條不紊，口齒便捷，應付裕如，充分表現出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
「大會在各地區報告後，繼之以討論議案，通過一項宣言，決議案有政治問題、組織問題、宣傳問題、民族革命運動、職工問題、農民問題、婦女運動、青年運動等決議案，大多是略經討論即順利通過。只有職工運動草案，原由項英起草，在大會中引起許多指摘；最後，項英承認自己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低，以致起草的議案有許多缺陷。當場將原案收回，另行起草。在另一次會議中始獲通過。」
在俄羅斯檔案館新發現的1927年中共五大會場現場圖（黃陂會館）。
集中選拔全黨精英的五大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都是在黨的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此外，五大選舉的中央領導機構中還有一大批令人耳熟能詳的名字：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張太雷、王荷波、項英、陳潭秋、林育南、郭亮、惲代英、彭湃、楊之華……
五大為什麼能開成一次集中選拔全黨精英的群英會？陳獨秀在五大的報告中就說過：
「……我們的工作仍然在開展着，九個中央委員是不夠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難的是，甚至九個中央委員也不能經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兩三個委員，有時只有一個委員。這樣一來，中央自然而然就產生了獨裁。」
「……總之，黨中央不很健全。我們黨目前還不是一個有完善組織的黨，而是各個共產主義者的小組。地方組織比中央好些。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我們就只有各省的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必須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則，我們就會面臨危險。在組織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為強有力的中央。如果情況仍像現在這樣，也就是說，黨的領導機關不能成為更強有力的機關，那下層組織的情況就會很糟糕。」
陳獨秀的說法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切中時弊。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黨的五大在黨的建設特別是組織建設方面有突出的貢獻，在黨的歷史上創造了多項「第一」：
第一次將「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正式寫入黨章；第一次決定籌辦中共中央黨校；第一次把黨的組織系統劃分為中央委員會、省委、市（縣）委、區委四級，等等。更為重要的是，從黨的一大到四大，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都稱為中央局或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數一直很少。到了黨的五大，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人數才大幅度增加，並且第一次採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名稱，首次將中央的日常工作機構與決策機構分開，從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這種組織制度和領導體制，80多年來，除中途有個別調整外，一直沿用至今。它對於保證黨的領導、貫徹民主集中制發揮了重大作用。
經過血與火的革命戰爭洗禮和生與死的白色恐怖考驗，黨的五大選出的55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候補監察委員，先後有26人為革命獻出寶貴生命。
中共三大畫照
「國共合作」僅以5票優勢通過
1923年6月召開三大。會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事先找各地代表談話，特別是工人代表，「內容主要是交代和解釋國共合作的必要性」。除此之外，「馬林還向代表談到了下屆中央的組織安排，黨章和決議的準備情況，並不厭其詳地反覆說明為什麼要這樣做的理由」。
儘管馬林會前做了大量工作，但在三大上還是出現了激烈的爭論。馬林、陳獨秀等人提出，既然共產國際已有指示，「我們就應該加入國民黨」。關於產業工人是否加入國民黨問題，陳獨秀等人主張不保留產業工人，因為保留就是減少國民革命的勢力，而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非常幼稚，黨目前又不能公開，所以，「我們要做工人運動只有加入國民黨，集中勢力於國民黨」。
瞿秋白、張太雷等發言贊成馬林、陳獨秀的主張。瞿秋白髮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主要觀點是：
「儘管現在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是不革命的，但為了自身利益，他們將會革命。」
「如果我們等國民黨發展以後再參加進去，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們希望壯大力量，假如我們有明確的目標，我們會有充分的機會在國民運動中壯大自己，走俄國十月革命的路。」
「如果我們——作為唯一革命的無產階級，不去參加國民黨，後者就勢將尋求軍閥、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幫助。」
張國燾、蔡和森、林育南等反對馬林、陳獨秀的意見，後來，張國燾等人雖贊成加入國民黨，但反對產業工人加入，認為產業工人是共產黨的基礎，加入國民黨內去就會削弱共產黨。
鄧中夏則明顯表現出對國民黨的不信任。他說：「國民黨是一個內部利益迥異的政黨，很難改造。」
蔡和森批評陳獨秀等提出的「把工人置於國民黨的旗幟下」，是違反共產國際決定的。他說：「如果目前中國的國民運動非常高漲，那麼工人就不需要獨立的政黨。」
對此，陳獨秀反駁說：「國民運動非常高漲時，我們才能加入國民黨，這是機會主義思想，我們的責任是為開展國民運動而工作。」「只有國民黨才能容納那些半革命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和無產階級，沒有其他途徑。」
事實上，對於國共合作的問題，除了上面提到的黨內高層領導人，一般黨員中也有許多人不理解，特別是工人和從事工運的同志。正如羅章龍所說：在他們看來，「國民黨並不注重工人運動，在工人中影響甚微。而國民黨脫離群眾，成分中官僚、政客不少，魚龍混雜，卻為人所共知。許多同志不願與之為伍，反對加入國民黨，形成一股阻力」。
經過激烈的爭論，全體代表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意義有了統一的認識：一、改組國民黨為左翼的政黨；二、在共產黨不能公開活動的地方，擴大國民黨；三、把優秀的國民黨員吸收到我們黨里來……
李大釗更是難能可貴地提出了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他說：
「過去和將來國民運動的領導因素都是無產階級，而不是其他階級。」「由於這個原因，我們不要害怕參加國民運動，我們應站在運動的前列。」
毛澤東也發言說：
「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運動都是由饑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發動的。」「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
《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在會上僅以5票的優勢（21票贊成，16票反對）通過，反映了黨內對這一決議的真實態度。
至此，中共中央最終同意以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國共合作，這也是當時能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1945年中共七大會場現場圖。
相隔17年召開的七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隆重舉行。此時距離1928年召開的六大，整整相隔了17年，是歷次黨代會中間隔最長的。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開黨代會呢？
其實，早在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就將召集七大作為全黨「最不可延遲的任務」之一。之後，由於內戰連綿等種種原因，有關七大的事宜並未列入中央的議事日程。直到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後的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正式通過關於準備召集七大的決議。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就召開七大「立即進行具體準備」。同年11月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正式批准了1937年12月會議關於召集七大的決議，並同意準備委員會向全會提出的報告，決定加緊完成準備工作，在較短時間內召集七大。此後，七大進入實際準備階段。
1939年六七月，中央書記處向各地黨組織兩次發出《關於七次代表大會通知》，要求各地於當年9月1日完成代表選舉工作。各地根據通知精神，選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部分代表陸續到達延安。
由於戰爭環境的惡化，代表不能到齊，會議具體日期未定，先期到達延安的代表，有的進黨校學習，有的暫時分配了工作。
1939年12月29日，在蘇聯治傷的周恩來為共產國際撰寫完成5.5萬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再次介紹了黨的七大可能在1940年的三四月間召開。但是，為了實現黨內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戰勝困難，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1941年前後，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倉促地召開黨的七大。
在整風過程中，中央又多次商議召開七大事宜。1941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初步議定七大在五一召開；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計劃七大在1942年上半年召開；1943年8月，中央政治局決定七大在年底舉行，並發出《關於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會的指示》。由於日本侵略者對各解放區的「掃蕩」更加頻繁，也由於部署和進行整風等工作，七大的會期一再被推遲。
1944年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立即着手進行召開七大的準備工作。5月21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七中全會有兩項任務，即準備七大和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舉行最後一次會議，討論並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結論。同時，也完成了召開七大所需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準備。1945年4月23日，黨的七大終於開幕了。
七大一開就是50天，成為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中會期最長的一次。其實，原擬七大的會期較短，沒有安排那麼多次會議，也沒有準備那麼多發言。大會開始後，代表們紛紛要求延長，大會主席團作了專門討論，決定延長會期，會議議程也不斷改變。
（選自《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原文刊登於2022年10月20日《人民政協報》第11版
作者：李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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