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殊曾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國駐聯邦德國、奧地利大使。1946年的王殊身着人民解放軍軍裝，是新華社第三野戰軍總分社記者。令他沒有想到的是，1972年的他作為一名中國駐波恩的記者，被中國政府任命為中國和聯邦德國建交談判的中方全權代表。
我於1969年12月到聯邦德國首都波恩擔任新華社常駐記者。在我到那裡之前三個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並與自由民主黨組成了聯合政府,使自1949年以來執政了20年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第一次成為反對黨。
王殊的記者證
社民黨總理勃蘭特改變過去聯盟黨執行的僵硬的東方政策，推行新東方政策,承認戰後現實,改善同蘇聯和東歐各國的關係。中國和聯邦德國沒有利害衝突，不管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都願意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沒有什麼分歧。但當時,社民黨政府非常擔心同中國發展關係將會影響它推行新東方政策，影響它同蘇聯和東歐各國改善關係，因此自上台以來,除了在它的外交政策聲明中簡單地提到中國之外，在所有的聲明、講話中都不提同中國的關係。反對黨就在這個問題上給政府出難題，認為東方政策應該把中國也包括在內。
在1971年和1972年之間，我國內外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中美「乒乓外交」、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我國同更多國家建交、尼克松訪華等，在聯邦德國引起了很大震動。反對黨領導人和報刊更是公開主張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基督教民主聯盟副主席、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施羅德在1971年中和1972年初兩次對記者發表談話，表示願意到中國來同我國領導人就兩國關係問題交換意見。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也對記者發表談話，認為要同中國發展關係，「敵人的敵人是朋友」，並且提出，政府的東方政策不應終止於莫斯科，而要延伸到北京。後來，《快捷畫報》的記者來拜訪我，又邀請我吃飯，向我介紹施特勞斯的觀點，並且表示如果施特勞斯訪華，不僅對雙方了解彼此的觀點有好處，而且在世界上也會引起很大反應。社民黨政府一方面表示願意同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發展關係，另一方面解釋政府正忙於同蘇聯和東歐國家談判，改善關係。政府發言人還表示政府要到1974年才考慮同中國的關係。後來，反對黨和執政黨在聯邦議會中也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社民黨的領導人在講話中說，「在長城上找不到統一德國的鑰匙」。看來，雖然反對黨的壓力很大，社民黨政府仍不想改變它原來的把同中國關係放在同蘇聯和東歐各國關係之後的計劃。
1972年4月，我在羅馬尼亞駐聯邦德國大使的招待會上遇到施羅德，問到他曾兩次對記者表示願意去北京同中國領導人就兩國關係進行商談的事。他說招待會人太多，不便多談，他很願意約我到他在議會的辦公室去詳談。大約十多天後，即5月初，他的秘書來電話約我前去。施羅德在過去聯盟黨政府中曾擔任過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等重要職務，富有外交經驗。他同我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從國際形勢、西歐局勢談起，直到最後才談到願意在議會夏季期內訪華。我表示將儘快報告國內，一有答覆立刻告他。第二天，我就去我駐民主德國使館，將此事報告外交部。
我感到，社民黨政府只考慮到同蘇聯和東歐各國的談判，對同中國發展關係並不積極，現利用邀請反對黨政治家訪華可能對政府有推動作用；而且施羅德在國內聲望較高，有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對我較為方便，也不會太得罪執政黨，因此建議國內邀請施羅德儘快訪華。兩個星期後，外交部答覆由外交學會邀請施羅德在7月份訪華兩周。在這前後，反對黨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巴澤爾通過一個記者向我表示願意訪華，基督教社會聯盟副主席、前內政部部長赫歇爾也要他的秘書找到我，希望儘快訪華。同時，參加政府的小黨自由民主黨的主席、外交部長謝爾的辦公室主任勃洛納經新聞局官員的安排同我見面，建議兩國駐日內瓦的外交官員就兩國關係問題進行商談。自由民主黨副主席、內政部長根舍的辦公室主任金克爾約見我，代表部長邀請我兩個體育記者訪問聯邦德國（內政部兼管體育）。只有社民黨沒有任何表示。對此，我均報回國內，但由於已決定邀請施羅德訪華，國內未作表態。
施羅德受到邀請之後非常高興，當天即向報界作了宣布，立刻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應和注意。許多報刊和人士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這次訪問「將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兩國的關係正在揭開新的篇章」。許多記者寫信或打電話給施羅德和我要求隨同訪華。一些社民黨報刊和人士反覆強調社民黨政府上台伊始就在聲明中表示願意同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發展關係，為自己辯解。有些報刊和人士還冷言冷語地說施羅德「並不能代表政府」，甚至抨擊他試圖為將在年底舉行的大選「撈取政治資本」。還有些揭反對黨的老底，說他們在執政時曾同中國方面在布加勒斯特商談過兩國關係問題，後來由於美國的壓力而作罷，說不少反對黨的領導人都去過台灣地區訪問等。反對黨的人士和報刊也攻擊執政黨屈服於蘇聯的壓力。當時，執政黨在議會中處境甚為困難。由於有六個執政黨的議員先後倒戈，執政黨喪失了12票的多數，與反對黨形成平局。1972年4月27日反對黨對總理勃蘭特提出了不信任案，只是由於兩個反對黨議員變卦，才以兩票多數逃脫了險局。執政黨已決定解散議會，在年底提前舉行大選。對國內外的批評，施羅德採取了謹慎和容忍的態度，對記者一再表示他是以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訪華的，並且將以超黨派的精神同中國領導人交換意見。在動身之前，他專門拜訪了勃蘭特總理和謝爾外長，就兩國關係問題交換了意見。
施羅德夫婦在1972年7月15日到達北京。他同當時的外交學會會長、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同志進行了四次會談，最後達成了一個書面文件，雙方認為兩國早日建立外交關係是可取的，這方面沒有任何困難。在他7月20日離開北京到外地訪問的前一天晚上，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他對在會客室門口歡迎他的周總理說：「我給您帶來了聯邦德國的最美好的祝願。」周總理笑着說：「我感謝你帶來了好雨。」那些天北京久旱無雨，在接見之前正好下了傾盆大雨。周總理問他這些天來參觀了什麼地方，他說故宮和長城。周總理又問他在長城上爬到了什麼高度，他說爬到了最高的頂上。周總理讚許地說：「那你比尼克松高出了一倍，比上星期來訪的法國外長舒曼也高出了不少。」周總理在談到他20年代初去過德國並且問到波恩和科隆的變化之後，回答了隨同施羅德前來的15個記者提出的問題。最後在談到德國和中國的啤酒時，周總理要服務人員給每個記者送兩瓶青島啤酒，並告訴記者說，你們不能先自己喝掉了，一定要帶回國去同你們的夫人一起喝。隨後，周總理同施羅德進入會客室進行了三個半小時的會談，直到凌晨為止。周總理對同施羅德的談話感到滿意，特別是對他所說的「要真安全不要假安全」表示欣賞。
1972年7月，聯邦德國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前外交部長施羅德作為外交學會客人訪華，探討兩國建交問題。7月19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施羅德時指出：「中國、西德兩國面臨的不是'關係正常化'，而是建交問題。現在兩國建交時機已經成熟。」
施羅德在7月29日回到波恩後，在不到24小時內就乘聯邦德國空軍的專機到了奧地利，向正在那裡度假的謝爾外長報告了中國之行的情況，幾個小時後又乘飛機回到了波恩。第二天，他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參加的記者和編輯濟濟一堂，盛況空前。他說，他對中國這個國家的重要性及其發展得到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鑒於中國在當今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我認為這次旅行是十分必要的。這種重要性提醒我們要同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的關係正常化。我還要指出的是，中國對日益強大的歐洲共同體的發展十分注意。」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聯邦德國應同中國儘早建立外交關係，不應有什麼困難」。施羅德的這種態度受到聯邦德國國內外許多人士和報刊的讚揚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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