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派人到香港工作,由誰主持?毛主席拍板:讓小何去

紅軍改編會場

此後,為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向國民黨當局洽領軍餉,採購與轉運軍需物資,接待八路軍來往人員及參軍青年,八路軍在全國主要城市都設立了辦事處。

這些城市有:西安、南京、上海、太原、長沙、武漢、重慶、成都、蘭州、迪化(烏魯木齊)、貴陽、韶關、洛陽等。

當時國共合作,全民抗戰熱情高漲,上述城市的八路軍辦事處都在1937年夏秋間紛紛設立起來了。

在八路軍設有辦事處的地點中,有一個城市最為特殊,那就是香港。

毛澤東雖然沒有到過香港,但是對英國統轄下的香港是很有印象的。

早在大革命時代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及兼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時期,他就聽周恩來、聶榮臻等談過香港,還特別注意在廣州尋看香港地區的報紙,從中了解國際的動態。

他注意到,孫中山也曾以香港為辛亥革命之活動基地,在蔣介石與桂系軍閥多年矛盾衝突中,無論是李濟深還是李宗仁等大員,每遇挫折或低潮,就會趨避香港,伺機東山再起。

在江西中央蘇維埃時期,中共中央設在香港的電台,就傳遞過極為重要的情報與國際動態。

長徵結束後到陝北,他在保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訪問,得知斯諾經常路經香港,就曾托其方便的時候「搞」些香港報紙來看,這是最受他歡迎的「禮物。」

全國抗戰爆發後,周恩來在國共談判中,談到在相關主要城市設立八路軍辦事處事項時,只涉及國內城市,並不涉及境外要埠城市香港。

周恩來、朱德離開南京後,於8月22日趕到陝西洛川,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告了南京談判、上海抗戰、國民政府的國防與外交等情況。

當時,國民政府已同意發放8月份抗戰軍費及開拔費88萬塊大洋,補充品也在辦理領取。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為人深為了解,在洛川會議期間,毛澤東就曾說過:」老蔣八月份發給88萬塊軍費當然好,但我們並不認為老蔣以後會月月發軍費、甚至越發越多。」

他並不對蔣介石會持續給中共部隊軍費及物資等寄於厚望。

沒幾天,有消息傳來,在南京國共談判中,國民黨當局向周恩來等答應過給8月份軍費88萬大洋,等到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派錢之光去領的時候,就變成了50萬大洋。

反倒是海外華僑同胞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支援熱潮,對八路軍傾囊相助,毛澤東對此印象深刻!

為此,這年9月間,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思考抗戰大計,就同張聞天商議在香港設立一個八路軍辦事處。

他認為這是個獨特的辦事處,是不需要跟國民黨當局談判打招呼的,當然,要跟英國人打招呼。

當時,香港是太平洋地區樞紐性的國際城市,對於國內抗戰地位重要。

毛澤東對在香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一事極為重視,派誰去香港挑這副重擔呢?

延安方面已經派出的八路軍辦事處代表或主任,都是黨內與軍內的資深重量級人士。

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主任在葉劍英調走後,由林伯渠、董必武先後任領導。

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主任由彭雪楓擔任,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主任由李克農擔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主任由謝覺哉擔任,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先後由陳雲、鄧發、陳潭秋擔任。

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主任先是李濤,後來是錢之光;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是徐特立到長沙設立的;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由潘漢年擔任等等。

徐特立

誰才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的合適人選呢?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們在延安的窯洞里開會討論建立香港辦事處事宜,對讓誰擔任辦事處主任,大家各抒己見,提了不少人選。

香港是英國統治下的國際城市,是英國式的自由世界,市面操粵語及英語,港府辦公講英語。

對於中國來說,香港是內地與海外廣大僑胞溝通、聯繫、交往的樞紐。

要說,在國內宣傳八路軍抗戰,還受到國民黨當局限制的話,在香港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及八路軍在前線英勇抗日的業績,是不受國民黨束縛的。

在會上,政治局委員們提了幾個人選。

上世紀30年代的香港

秦邦憲,即博古,他是中共早期領導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精通俄語、英語,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剛與周恩來一起代表中共參加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談判;

後來,博古又與周恩來一起參加了國共合作談判。當時他還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抗戰爆發後,李克農已派秦邦憲的弟弟楊琳攜帶兩萬美元去香港以開辦商號的名義設立「聯華公司」(即現在大名鼎鼎的華潤),以打前站建聯絡點。

博古擔任主任,優勢是資格老、地位高,而且前期有豐富的談判經驗,和港英當局打交道相對容易上手,而且他的弟弟也在香港工作,兄弟合作相得益彰。

伍修權,湖北武昌人,在陳潭秋、董必武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進入中央蘇區,回國後成為共產國際顧問李德的翻譯,參加了中央紅軍長征。

伍修權

1937年2月,伍修權從紅15軍團73師參謀長調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

伍修權的優勢是,他本人精通俄語、英語,且長期擔任翻譯,對如何與外國人打交道有豐富的經驗。

張文彬是毛澤東的湖南老鄉,參加過著名的平江起義,長徵結束後奉調毛澤東身邊工作,這年他雖然剛26歲,但已經經歷了多年革命戰火的砥礪與磨鍊。

毛澤東很愛才,認為文彬年輕而堪大任,不忍將他留在身邊僅做秘書工作,於是就提議讓張文彬負責開展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

張文彬不負厚望,很快就打開了局面,並為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立下了大功,之後調任紅軍駐蘭州辦事處主任。

潘漢年,江蘇宜興人,在中央蘇區時就負責與十九路軍和廣東王陳濟棠打交道,還當過中央駐十九路軍代表,長征時奉命到白區與國民黨高層談判,有豐富的白區工作經驗。

20年代末,潘漢年還曾經在香港工作過,對香港各方面情況都很熟悉,當時擔任着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

這些人選擺上桌面,毛澤東卻一個也沒選,出乎意料地點了另一個人的名字:「我看可以讓小何去嘛,他到香港工作最合適。」

不僅是毛澤東,在保安與延安,大家都對一個被稱為「小何」的人很有好感。

那時候,在西北山裡頭,尤其在偏僻貧瘠的保安,消息多閉塞啊!許多人都知道,要知曉外面的消息:」廟裡找小何去。」

原來,由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任博古主持的紅色中華通訊社,設在保安邊的一座破廟裡,連博古在內,社裡僅有三個人,其中一個就是「小何」,他的名字叫何柳華。

這個小何因精通五國外語而在紅軍中從事一項獨特的工作,在紅色中華通訊社專門負責為中央領導寫外國新聞電訊。每天要寫數千字,還要自己負責刻蠟板。

這些專供中央領導看的外國電訊稿,也就是今天《參考消息》的前身。

紅軍長徵到陝北後,紅色中華通訊社新聞台繼續為中央領導接收彙報來自外國的新聞電訊。

一般人不知道「小何」的背景,他的真實身份只有毛澤東、周恩來等少數幾個中共高級領導知道。「何柳華」,是這個身材顯胖的年輕人的化名而已,他的真名叫廖承志。

長征初到保安時,廖承志雖說年僅28歲,卻已有10年中共黨齡,而且在海外已經闖蕩了多年,曾留學日本,去德國、荷蘭等國參加國際工人運動。

他在日本、德國坐過洋人的牢,回國之後又在上海坐過國民黨的牢。經多方營救出獄後,參加了紅四方面軍長征。

長征途中,他飽受張國燾迫害,因周恩來悉心營救,才沒有被張國燾砍頭。

很多人都來找廖承志看新聞,連毛澤東、周恩來也經常來找。

廖承志晚年回憶說:」每天晚上11點至12點鐘的時候,毛主席一定來,來看當天的第一手消息。毛主席來時,一面看,一面問,一面談,一坐就是一兩個鐘頭。」

廖承志生性活躍樂觀,還是當時紅軍劇社的骨幹,上台演出時很幽默,還畫得一手好畫,經常幫身邊人畫肖像,大家都很喜歡他。

後來,王震曾說:「毛主席對小廖很有好感,稱小廖是我們黨一個寶貝,就是從那個時候說起的。」

毛澤東看重廖承志,還有深一層原因,因為他是國民黨左派元老廖仲愷的兒子,其母何香凝先生也是同盟會前輩及國民黨元老,在國民黨中深有影響。

廖仲愷

並且她大力支持孫中山的國共合作政策,在丈夫廖仲愷被國民黨右派殺害之後,仍然不改國共合作主張。

長征途中,毛澤東還獲悉何香凝在上海發表了抗日救國的主張,對她很尊敬。

雖然說,年輕得廖承志此前尚未獨當一面挑起革命重擔,但是,他已加入中共有十年,在工人運動、與國民黨反動派和張國燾鬥爭的鬥爭中已經經受了長期的考驗。

加上他父母親是國民黨創始人的身世背景及在海外華僑中的影響,應該說,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地位獨特而且擔子也很重,毛澤東慧眼看中廖承志是挑這副擔子的最佳人選。

1937年10月初的一天夜裡,晚飯過後,廖承志從新華社所在延安城東北面的清涼山,穿過城街,徒步走到城西南的鳳凰山去。

鳳凰山麓毛澤東舊居

鳳凰山麓李家窯院,是毛澤東到延安的第一個住地。中共中央進'延安以來,這條路他和毛澤東都常走。

這是在保安形成的規律,將近午夜時分,毛澤東常常從住地走到清涼山來找他,看他剛剛寫完的國際綜合新聞電訊,再跟他交談時勢。

那時候,中共中央進駐延安不久,紅色中華通訊社就改名為新華通訊社了。

這是毛主席約他離開延安前去談話。也許是因為即將告別延安去香港,這次去見毛澤東,他步子有點慢,邊走邊看這黃昏中的古城。

進到毛澤東住的石窯洞,寒暄過後,毛澤東問:「小何,你到過香港嗎?」

廖承志說:「我母親出生在香港,我雖生在日本,但早年經常跟隨母親出入香港。記得有一年,新軍閥陳炯明囚禁我父親,母親怕他斬草除根,就將我和夢醒姐送到香港避難。」

廖仲愷一家

毛澤東說:「恐怕你母親和你姐姐,要再次去香港了。淞滬會戰從8月13日開戰,打了1個多月了,上海有可能失守。」「我正準備往上海給潘漢年發電報,要地下黨設法協助宋慶齡、何香凝等人士,安全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你在香港,要儘可能到宋慶齡身邊,配合她的工作。這樣,你在那裡將成為孫夫人與延安方面的直接聯絡人。」

毛澤東就此談起國共合作後,各地辦起了八路軍辦事處,語重心長地對廖承志說:

「香港在抗戰中處於很重要的特殊地位,現在,中央將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這副擔子,交給你了!」

前往香港前,廖承志在漢口逗留了幾日,等候周恩來向英國「討」一個說法。

全面抗戰爆發以來,國民政府一再要求西方英美等列強出來「主持公道」,可是英國政府總是以「深覺調解甚為困難」:」在實力未充足前怕多事」等理由敷衍。

在上海、南京先後淪陷之後,由於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武漢,這年12月下旬,英國駐華使館也跟隨着遷到武漢辦公,在江北的英國駐漢口總領事館辦公。

上海與南京被日軍佔領之後,華東沿海地區涉及到西方英美等國的利益,受到了損害。周恩來就在漢口拜訪了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將軍。

卡爾說:「我是軍人,注意到國民黨軍在上海、南京連遭敗績時,中共八路軍在山西平型關卻打了勝仗,儘管戰事規模不大,可是,勝利對貴國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啊!」

周恩來藉此話題就湯下麵,對卡爾說:「八路軍在敵後英勇對日作戰,得到海內外讚揚,海外廣大華僑紛紛捐助款項、醫藥和其他物資,這些錢款物資,都是從海外轉入大陸內地的,所以需要英國方面幫忙啊!」



卡爾問:「我能做點什麼?」

周恩來說:「將軍,我們得到的來自海外的抗戰物資,在香港沒有機構辦理接收,我想派人到香港去設立一個辦事處。」

卡爾又問:「由辦事處辦理物資中轉嗎?」

周恩來進一步說:「對!這個辦事處,不公開掛牌,只是秘密活動,這就不妨礙貴國的中立地位,請將軍關照香港英國當局,給予便利。」

日軍大舉侵華也損害了英國在華利益,因此,中共的要求得到了卡爾將軍的應允。

於是,1938年元旦一過,在漢口等候的廖承志按周恩來安排,乘火車到廣州轉搭輪船前往香港。離開漢口前,他給已在香港的母親與姐姐夢醒發了電報。


廖承志在武漢


1938年元旦過後的一天早晨,穿西裝的廖承志與另外兩個穿西裝的男子在九龍一家茶樓喝早茶碰面。

當時三人見面講的是上海話,廖承志調侃地稱:「三個上海小開來香港白相。」

另兩人,一個是潘漢年,一個是夏衍;毛澤東把潘漢年稱為「上海小開」,周恩來稱夏衍為「上海小開」,稱廖承志為「半個上海小開。」

在談話中,廖承志還告訴潘漢年何夏衍,自己馬上要在香港立一個家,有了一個賢內助,也便於長期在香港開展工作。

潘漢年高興地說:」我見過經家大小姐,很好的事嘛!」

原來,廖承志離開漢口前,給已在香港的母親與夢醒姐發了電報。當他搭火車到廣州轉乘粵港班輪來到香港碼頭時,眼前的情景真令他喜出望外啊!

廖夢醒

來碼頭接船的不是姐姐夢醒,也不是姐夫李少石,而是朝思暮想的女友「阿普」經普椿,她是上海巨商經亨頤家的千金小姐。

廖承志從國外剛回來時,在上海就被投入國民黨監獄,經過經亨頤、柳亞子、宋慶齡三人作擔保,於1933年3月他得以釋放回家,並結識了同住在一條街的經普椿。

兩人熟了,無話不談。這年8月,摩承志秘密去參加紅軍。他留給經普椿一封信,信中寫到:」如果你真正愛我,等我兩年。」

如今四年過去了,經普椿此次專門跟着何香凝,從上海來香港與他團聚。兩人從碼頭回到何香凝在香港的家未里森三堡。何香凝也很喜歡這個姑娘,有情人該成眷屬了!

1939年1月7日,廖承志與經普椿在跑馬地摩利臣山道的家裡,舉行了一個極為簡單的婚禮,何廖兩家在港親朋好友都來祝賀。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廖承志、經普椿夫婦與母親何香凝在武漢留影。

被廖承志稱為「叔婆」的宋慶齡也前來賀喜,並贈了兩塊精緻的綢緞衣料,還親手給新娘子的脖子上掛上一條金項鏈。

廖仲愷、何香凝在早年與孫中山交往時,就常把子女廖夢醒、廖承志帶在身邊。因此,宋慶齡被廖承志稱為「叔婆」,這是由於歷史與家庭的原因形成的,足見兩家世交之深。

辦完婚禮第二天,廖承志就着手物色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地點。

因潘漢年做了多年白區地下工作,廖承志很尊重他,潘漢年對辦事處地點提了兩個條件:

一、辦事處要設在鬧市中,便於各方面人士進行聯絡;二、辦事處無論是樓房或院子,一定要有後門,萬一有意外情況便於撤離。

在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的帶領下,廖承志踏遍遍了港九繁華地帶,親自勘察地點。


吳有恆


吳有恆是廣東恩平人,1936年冬他只有24歲,就擔任中共香港地下黨的書記了。

廖承志比吳有恆年長五歲,廖承志母親是香港人,少兒時在香港住過,他對吳有恆笑着說:「想不到我半個香港人,對香港的情況還不如你這個恩平仔熟悉。」

吳有恆說:」完全是形勢逼出來的。」

原來:」九一八事變」時,吳有恆正在廣州致用中學讀書,他積极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抗議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嚴詞痛斥日本軍隊佔領我國東北三省,因此被中學開除了。

於是,他當起了小學教員以此謀生,繼續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6年,他來到香港參加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10月,他被任命為中共香港地下黨支部書記,同年12月,在中共香港市委成立大會上,由主持會議的中共南方工委書記張文彬宣布任命吳有恆為中共香港市委書記。

當時,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展得很活躍,吳有恆在香港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聯繫十分廣泛,他對廖承志說:「工作需要讓我近兩年幾乎跑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

在香港灣仔鬧市區,吳有恆與廖承志看中了位於皇后大道中18號2樓的一間大房子,這是一座臨街的兩層樓屋。樓房樓下有商鋪,又有後門。

1939年春節過後,潘漢年從武漢回來,看了他們選的這套房子,也覺得不錯。

潘漢年認為香港環境複雜,要吸取以往地下工作的經驗,必須另闢幾處活動基地,才能預防不測事件的發生。於是作為情報專家且經驗老到的潘漢年還選擇了三個備用場所。

一個是香港醫生柯麟及其胞弟柯正平在深水埠開辦的「南華藥房氣潘漢年首選「南華藥房」,是有歷史淵源的。


上世紀30年代的皇后大道


因為柯麟先生早在1924年就加入共青團,1926年轉為正式中共黨員,他與葉劍英保持着良好關係,後來還參加過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到上海與賀誠合作開設「達生醫院。」

回到香港後在中共黨員柯正平的幫助下,於深水埠開設「南華藥房」,以「中醫師柯麟」名義行醫。

他曾經掩護過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李碩勛到海南一帶進行革命工作。李碩勛犧牲後,組織上將其夫人趙君陶和兒子送回上海,就是潘漢年接應的。

潘漢年對柯麟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明確地對柯麟說:「抗戰爆發了,南華藥房很重要,你要在香港堅持下去。」

同時,廖承志指派有地下情報工作經驗的連貫負責「南華藥房」這個據點。

柯麟在自辦的醫院講話

另一個是廖健的「印尼辦庄義順源。」廖健又名為廖安祥,為人正直俠義豪爽,被稱為「梅州大俠」,他還有槍支,手上掌握着一支可觀的民間武裝力量。

潘漢年認為,廖健在香港開辦的這個義順源可作地下工作的秘密據點。廖承志指派李少石負責「義順源」的情報據點。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辦起來了,但是不公開掛辦事處的牌子,而是在房門掛着「粵華茶葉公司」橫匾,辦事處的外室為擺着各種茶葉的鋪面,內室為會客辦公,接待各方面人士。

當時,尚未發生太平洋戰爭,但是,日軍已對香港虎視眈眈,日特在香港十分活躍。

為了防止日本和國民黨特務的迫害,潘漢年規定一切工作必須按秘密工作的要求進行,組織大家學習隱蔽鬥爭方法,制定了嚴格的紀律。規定不準照相及送照片給人。

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人員合影

因此,至今我們始終未能尋獲一張「粵華茶葉公司」的老照片。

潘漢年還規定辦事處成員不得與親戚、朋友、同學通信往返,出門時或返回前,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蹤,自己的住處要保密。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要領導人,除了廖承志、潘漢年、吳有恆之外,還有擔任辦事處黨支部書記兼華僑委員的連貫。

連貫,是張文彬從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調過來的,公開身份是廖承志秘書,負責處理辦事處日常事務性工作,在香港跟隨廖承志的時間最長。

多年來,曾數次在香港配合廖承志工作。建國後也一直協助廖承志做華僑事務工作。

連貫要比廖承志年長3歲,廣東梅州大埔人,早年受五四文化運動影響,參加進步文化活動,他是1925年就加入中共的老黨員。

連貫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開辦後,最為迫切的一件要事就是解決海外各地華僑捐款往哪裡匯寄的問題。

當時,在英國管治下的香港,要找一家銀行代收中國共產黨方面的捐款,也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抗戰爆發以來,南洋地區及海外僑胞支援祖國抗戰的捐款與物資,都是統籌統匯,寄交給國民政府,然後由國民政府分配使用。

實際上,這些來自海外僑胞的捐款捐物,連一分錢、一瓶葯、一床被子都分配不到八路軍、新四軍的手裡。

在與國民黨的交涉中,周恩來早就按毛澤東的意見提出了國共合作抗日需要「分籌分匯。」

早在武漢的時候,周恩來就提醒過廖承志:」你表妹夫鄧文釗是可以信賴的愛國銀行家,在香港是可以幫我們忙的。鄧先生在香港很有身份,也有一腔抗戰愛國熱情。」


鄧文釗


廖承志到港後適時向鄧文釗提起周恩來的囑託,鄧欣然答應幫忙。

當時,香港有好幾家華人銀行是被國民黨勢力控制的,我黨以華比銀行的名義,接受海外華僑和外國朋友給八路軍、新四軍的捐款,保證這些捐款不被國民黨吞掉。

廖承志終於以自己的特殊身份解決了這一難題。從此,海外華僑捐款給八路軍、新四軍,就可匯寄「香港華比銀行廖承志」收,短短几個月就收到匯款220萬元。

辦事處從1938年1月初開辦以來,經廖承志與同事們日夜努力,很快就收到了可喜的成績。

僅在1938年4月份的一個月內,就收到香港同胞捐獻給八路軍的價值1.5多元的醫藥。

相比之下,當時國民黨當局撥給新四軍的軍費是每人每月1.3元,這筆錢相當於新四軍建立初期由國民黨當局撥給新四軍全軍的軍費。


遷址後的八路軍香港辦事處


同時,海外華僑從加拿大、英國、美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紛紛捐款支援八路軍、新四軍。

辦事處卓有成效的工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引起了敵人的震動和恐慌,日本和國民黨駐港人員連續向港英當局提出「抗議」。

港英當局在1939年3月11日清晨,派出偵探突然包圍了「粵華公司」,逮捕了連貫等五人,當局的借口是「査禁從香港郵寄到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反英宣傳品。」

廖承志馬上急電報告周恩來,然後親自向港督楊慕琦提出抗議。港英當局詭稱,他們不知道「粵華公司「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

經周恩來在重慶與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將軍反覆交涉,港英當局才以「不知道粵華公司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為由,將連貫等人關押至3月15日釋放,並歸還收繳的文件。

1938年9、10月間,秘密集結7萬兵力於澎湖馬公島的日軍南支那派遣軍,為配合武漢攻勢,開始醞釀發動廣州戰役。

日軍第18師團、第104師團和及川先遣支隊,分三路於10月11日黃昏抵達離香港很近的大亞灣口,12日凌晨大亞灣登陸戰打響。

日軍選擇的登陸日子是經過精心謀劃的。10月10日,是國民政府的國慶節,在香港這個自由港住着孫科宋子文等一批國民黨政要高官,準備慶祝一番。

按慣例,駐守大亞灣的國民黨軍高級長官都到香港歡度國慶去了,沒有三五天是回不來駐防地的。

很快,1938年10月13日,日軍就在大亞灣登陸了。消息一傳入香港,整個港島為之震動!香港街頭已經湧來了潮水般的大批廣東難民。

在大亞灣登陸的日軍

日軍登陸大亞灣,標誌着日軍攻佔廣州的戰役打響了。這天,廖承志急忙趕往香港西區吳有恆的住處,這是香港西區華人聚居的地區,在此碰頭開會不會那麼顯眼。

昨日他發出緊急通知,安排10月13日這天與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海員工會書記曾生等負責人,在吳有恆家召開應對局勢的緊急會議。

廖承志趕到吳有恆家中時,香港的幾個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人已經到齊了。

廖承志作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向他們傳達了中央相關指示:領導東江人民進行抗戰的重任,已經責無旁貸地落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

廖承志就組織敵後抗日武裝,開展游擊戰爭,開闢抗日游擊根據地等具體問題,與大家進行緊急磋商。



當時,香港中共組織的情況是這樣的:吳有恆任書記的中共香港市委管的黨員有650人,曾生任書記的香港海員工會有黨員50人,來自澳門的黨員50人,總共750個黨員。

因為惠陽不屬香港管,所以去惠陽打游擊的事,吳有恆及曾生都決定不了,需由廖承志拍板。

本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要在香港地區組織抗日武裝,早在廖承志上任之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都有過指示。

如今日軍要打廣州了,敵人肯定要切斷廣州與香港的交通,組織游擊隊去惠陽打游擊的任務迫在眉睫。

於是廖承志對大家說:「我們要儘快從香港抽調一批得力的幹部,由市委或者海委的一位負責同志帶隊去。」

經過討論,廖承志決定派香港三分之一的黨員即200多人去惠陽去打游擊。當研究到由誰帶隊去的時候,吳有恆和曾生熱情很高,都爭着請戰要去。

吳有恆振振有辭地說:「曾生你別跟我爭了,理由很簡單,我會打槍,你不會打槍。」

曾生反駁說:「老吳,回東江打游擊我比你適合。首先,從個人來說,你是恩平人,在客家地區語言不通,人地生疏;我是惠陽人,語言通,了解情況。」

「同時,我在家鄉坪山地區進行過抗日宣傳工作,團結了一批青年,在那裡有較好的群眾基礎。」

「其次,從組織上來講,惠陽縣淡水、坪山地區的黨組織是我們海委直接領導的,我從任海委組織部長到任海委書記期間,一直負責指導他們的工作。」

「這個地區也是我們許多海員的老家。現在家鄉淪陷,鄉親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有責任回去組織群眾,開展救國救民、保家保國的抗日游擊戰爭。」


曾生與夫人合影


廖承志聽了,點頭表示讚許,就一錘定音地說:「曾生說的有道理,我看就曾生回去吧。來不及再請示中央了,就這樣定了!」

有恆的積極性雖值得表揚,但你們兩人不能都回去,香港的工作也很重要,仍需要加強領導力量。有恆同志留在香港的責任也不輕啊!」

廖承志也分析了去東江打游擊可能會碰到的困難和有利條件,他說:

「我們剛回去一時沒有武器,沒有經費,更重要的是沒有經驗,可能會碰到很多困難。」

「但是,我們也有許多有利條件,比如東江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的地區,人民群眾有革命鬥爭的光榮傳統。」

」而今,東江地區又有我們的黨組織,有很好的群眾基礎,現在又是很好的時機,日寇在大亞灣登陸之後,國民黨守軍潰敗,群眾彷徨無主。」


東江游擊總隊合影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回去開展抗日武裝鬥爭,群眾必定會支持我們,估計國民黨軍政當局也不會馬上反對或者阻撓我們的。」

「同時,敵人剛入侵,一時還難佔穩腳跟,敵偽的統治秩序也未建立,我相信你們很快就可以打開局面。」

最後,會議決定由中共香港市委抽調市委組織部長周伯明和香港區委書記謝鶴籌兩位主要幹部,配合曾生去組織中共惠(陽)寶(安)工作委員會。

周伯明是廣東大埔縣人,曾受組織派遣到張學良的東北軍學兵隊當過二等兵,參加過西安事變,在延安抗大學習過。

「七七事變」後,他被派回廣東工作並由曾生在海員工委抽調數名得力幹部一起前往東江。

謝鶴籌,廣西扶綏人,在「四一二」政變後革命低潮時入黨,曾參加鄧小平等領導的龍州起義。

謝鶴籌

有這兩位香港市委的骨幹領導協助,曾生很高興,這兩人有參加軍事鬥爭的經驗,三人很快就全力投入回東江打游擊的準備工作中去了。

會後沒幾天,中共香港市委和海委就動員與物色了一批黨員和進步青年到東江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從24日起,曾生和周伯明、謝鶴籌組成臨時工作組,帶領最先組織起來的隊伍,先後分頭從香港出發,進入惠陽地區。

當時組織起來的抗日游擊隊,僅有借來的25條槍,伙食等經費是廖承志、吳有恆在香港措的,楊琳的聯合公司也給予贊助。

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組織的這支「惠寶人民抗日游擊大隊」,就是這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後來成為威震南疆的抗日勁旅「東江縱隊!

鑒於廖承志在擔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期間表現突出,因此雖然他未出席中共七大,但是在七大會議上還是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是七大選出的委員及候補委員中最年輕的(時年3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