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知乎上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面積差不多的歐洲無法統一，中國卻可以？小編也來湊趣回答一下。
在世界版圖上，中國和歐洲的領土差不多大，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時候都出現過大一統的帝國，中國時秦漢，歐洲時亞歷山大帝國和羅馬帝國，可以說在兩者在同一時期是旗鼓相當的，然而歷史的走向從此處開始分叉，漢末分三國，後來晉朝雖完成一統但時間不長，之後陷入黑暗的南北朝分裂時期，隋朝再次一統後，直到現代基本上一直處於一統的狀態，而歐洲自羅馬帝國分裂之後，再也沒有建立過統一的帝國。
小編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除了地理因素外（歐洲的東南部是開放的，而中國的東南部是封閉的），還因為中國出現了很多位對統一有關鍵貢獻的歷史人物，其中尤以這五位為甚。
第一位：齊桓公
眾所周知，中國從春秋戰國能夠走向統一的直接原因是秦始皇滅六國，建立大秦，這當然是無比正確的，但大家想過沒有，為什麼秦始皇會有統一六國的思想和概念，難道僅僅是因為秦始皇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嗎？原因當然不是如此簡單，秦始皇統一六國是某個因素的客觀要求，也可以說這個客觀要求已經使「統一」的概念深植在東方六國君主的腦海中，就算不是秦始皇統一六國，也會是齊始皇、魏始皇，而這個客觀因素就是黃河水患。
我們的母親河黃河早在大禹治水時就已經嚴重困擾着黃河沿岸的氏族、部落。人民渴望有一個強大的、穩定的、統一的政權來消除黃河水患。而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就是春秋第一霸——齊桓公。
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在葵丘大會諸侯，參加會盟的有齊、魯、宋、衛、鄭、許、曹等國的國君，周襄王也派代表參加，史稱「葵丘之盟」，在葵丘之會上，齊桓公代表諸侯各國宣讀了共同遵守的盟約。其中就有一條，黃河水患嚴重，一個諸侯根本就沒有力量單獨進行治理，盟約約定要一起協調治理黃河水患，而且明文規定嚴禁將水禍引向別國。
因為齊桓公的霸主地位，這個盟約在開始的一段時間內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使黃河沿岸的百姓享受到了實惠，但隨着齊國的衰落，這個盟約也漸漸名存實亡，但這個黃河治理的黃金時期卻一直被銘記，從此任何一位志存高遠的君主都會把統一黃河兩岸當做自己的使命，而且這也符合人民的願望。
可以說，中國發達的農業生產與惡劣的水利水文環境之間的矛盾成為促進統一的催化劑。反觀歐洲農業生產與水利水文環境沒有大的矛盾，人民的統一意識直到進入商業社會後，才由商品流通的需求與政權分裂的關稅壁壘之間的矛盾推動，德國的統一，意大利的統一，和歐盟的成立都是這個催化劑在起作用。
齊桓公「葵丘之盟」中的治理黃河盟約部分，無疑對黃河沿岸諸侯國國君的統一思想起到了啟迪作用。秦始皇的大一統思想也未嘗不是受此影響。
第二位：秦始皇
秦始皇對中國統一的貢獻，不僅體現在疆域的實質統一，還在於書同文，車同軌，通過武力強行進行全面制度統一。不要小看這個書同文，車同軌，它使中原以及中國東南部文字、度量統一起來，雖然各地漢語區別很大，但最起碼交流、交易沒有問題了。不像歐洲的很多國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度量標準，交流、交易都存在很大問題。
除此之外，秦始皇還修建了萬里長城，雖然只是把六國的長城連接起來，但卻使整個中國的核心地帶有效地避免了外敵的侵犯。
整個中原，自古便三面受敵，北面、西面以及西南，西面有隴右這個狹長地段作為緩衝，西南雖然對中原是居高臨下，但青藏高原北部的昆崙山以4000多米的高度差，以及有死亡沙漠之稱的塔克拉瑪干沙漠，使向北、西北交通幾無可能。
藏東地區的橫斷山脈峰谷之間落差也較大，東西方向交通阻隔作用明顯。所以自古出藏就一條路，高原東北方向的唐古拉山，儘管唐古拉山海拔也有5000多米，但西藏與青海兩地落差只有幾百米，坡度較平緩，青海地區也成為自古以來西藏高原同外界交往、聯繫的主要通道。然而從青海入中原也要經過隴右。
所以，只有北面是大漏風，北面之敵可以從2000多公里的任何地方向中原發起進攻，而且是居高臨下，一馬平川，長城的作用在這裡體現的淋漓盡致。
長城的存在使古代中國的核心區域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有利於形成統一的政權，而反觀歐洲，地形看似一馬平川，實際上歐洲的中部有大量的山脈，開闊平原地形很少，割裂的地理環境不可能形成大一統，就像是強如漢朝都沒辦法真正意義上統治西域一樣。
再加上歐洲的四周又缺乏天然屏障。這種情況對於統一是非常不利的，對於外來者形成獨立政權卻又是極其有利的。
第三位：漢武帝
漢武帝對中國形成大一統的貢獻主要有三：
1、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現代人看來，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一些糟粕，儒家思想一家獨大，是民族思想繁榮發展的桎梏，但是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加強中央集權，形成「大一統」思想是有積極而深遠意義的。
公元前134年，儒家學者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了「春秋大一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君權神授」等治國理念，得到漢武帝的贊同，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由此確立。
自西漢以後，獨尊儒術便成為了封建統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儒家思想不斷增強着民眾對民族統一的認同感，民族的凝聚力也在不斷強化，其中的「忠」「仁」「義」等很多美好品質也成為了中華民族優良品德的一部分，不斷塑造着中華民族。
獨尊儒術確實在在統治國家的過程中起到了統一思想，統一輿論，穩定社會的作用。
2、控制河西走廊
前文提到了河西走廊的重要作用，而河西走廊第一次置於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就是在漢武帝時期。
西漢初期，河西走廊是匈奴人控制的核心區域，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在這裡被匈奴截住，軟禁了10年。
公元前121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兩次鏖戰河西走廊，第一次與匈奴戰於皋蘭山下，殲敵1萬，殺匈奴盧候王和折蘭王；第二次霍去病在祁連山麓與匈奴激戰，殲敵3萬，俘虜匈奴王5人，匈奴渾邪王、休屠王率部投降。戰後，漢武帝在此設置了武威、酒泉、張掖、敦煌4郡，河西走廊第一次成為漢朝疆土。
自此以後的大部分歷史時期，河西走廊都是中國大一統王朝的西北端。漢、唐、元、明、清均控制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不僅是古代中國漢地同西方世界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國際通道，也是中原王朝抵抗西面、西南外來之敵的前沿陣地和屏障。
3、樹立民族自信
自古以來，世人對漢朝的評價就是「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是「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為漢土」，漢朝的強大給了我們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尊嚴以及挺立千秋的自信，它的國號也成了我們永遠的名字。
而這一切的得來始於漢武帝。
有強大軍事及文化實力的政權，對弱小文明有明顯的吸引力和同化力，漢武帝時期的強盛極大地培養了民族認同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培養了文化認同，從此漢族傳統區域再難分開。
四、冉閔
冉閔的作用雖然單一，卻對中華民族的「大一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八王之亂以後，晉室分裂，國力空虛，晉朝的軍事力量迅速衰退。在百餘年間，北方的鮮卑、匈奴、羯族、氐胡、羌族先後來到中原，我國的北方淪為胡人的狩獵場。
據《晉書》記載，五胡亂華時期的中國是「北地蒼涼，衣冠南遷，胡狄遍地，漢家子弟幾欲被數屠殆盡！」、「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北方漢族的人口由原來的1200萬人，銳減到僅有400萬，不到原來的三分之一，而與之對應的，北方的胡人數量卻增加到了600多萬，遷入的胡人數量超過了漢人。北方漢人的延續，岌岌可危。
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冉閔站出來力挽狂瀾。冉魏建立後，冉閔下令殺羯，稱「內外六夷，敢稱兵器者斬之」。
在這期間，冉閔發佈了振奮漢族人心的討胡檄文，其中最出名的兩句話就是：「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中原危矣！大漢危矣！華夏危矣！」
冉閔雖然建立的冉魏政權僅僅存在了三年，但他頒佈的「滅胡令」卻讓中原的漢族民眾有了更大的生活空間，也讓胡人對漢族產生了恐懼之感，據統計，冉閔在建立冉魏政權之後，前後大約殺掉了二十萬的胡人，羯人則幾乎被屠殺殆盡。
五胡亂華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之一，如果沒有冉閔，北方漢人可能將不復存在，長城屏障也將形同虛設，到時候就不是胡人融入到漢族中，而是漢族徹底被胡人所同化了。中國以後的「大一統」可能也僅限於南方各省而已。
五、楊堅
隋朝雖然短暫，但它起到的作用卻不可忽視。漢朝以後，先是三國的大分裂，然後又經過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兩晉大混亂，強漢形成的大一統思想已經是極度弱化，如果沒有隋文帝楊堅的隋朝一統，就像台灣，分裂久了再想收回來可就難了。
除此之外，楊堅還有一大貢獻，就是首創科舉制。
科舉制與察舉制、九品中正制不同，它不拘門第，面向社會公開招考，給每位讀書人提供均等的競爭機會。科舉制以前，人才的選拔都掌握在貴族手中，都是推薦或者世襲，這樣的人才都是效忠於他的舉薦人或者家族，科舉制以後，許多出身貧寒的人也能夠成為官僚體系中的一員，使中央政府能夠最大限度地網羅和籠絡知識分子，將選用人才的大權集中在的自己手裡，這無疑極大地加強了中央集權。
此後又經過唐朝的加強，科舉制逐漸成為定製，宋、元、明、清歷代相襲，在中國歷史上推行1300年之久，對鞏固統一產生了積極、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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