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刊頭的兩個字是毛澤東的手跡。這是怎麼來的呢？說起來，事有湊巧。早在1938年8月，王明、周恩來、博古、徐特立回延安開六中全會，我是隨行人員，帶了一本日本造的棉紙本到延安請中央領導同志題字。我先請毛主席題字，他即題了「團結」兩字。後又請朱總司令題，大概這種紙好寫，他便題了「堅持抗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多張。我帶到重慶一直保存着。
恰好我送電報給周恩來時，看到他正在寫《團結的旨趣》，知道是為《團結》專刊寫的，我突然想起還保存有毛主席的題字，便馬上拿來給他看，他很高興，把毛主席題字和他寫的稿子送報館，報館即用木刻刊出。大家看到毛澤東題字後都很高興。以後許多同志都根據整風精神在《團結》上發表文章。我也寫了一篇短文，題目是《談黨性與個性》。我的觀點是：每個共產黨員都有自己的個性，但黨性是第一位的，個性應服從於黨性。
在周恩來、董必武等的領導下，《新華日報》經過整風、改版後面貌一新，這張報紙對國統區文化思想戰線的影響和指導作用越來越大，統一戰線的宣傳有了新發展，國際宣傳也更有成效，全面實現了「編得好，出得早，印得清，銷得多」的口號，深得當時國統區群眾的擁護和好評。《群眾》雜誌的革新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整風學習基本結束後，接着是審查幹部。由於南方局管理的幹部，都接受了兩次反共高潮的考驗，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現，平常都有所了解，經過整風學習就更清楚了。對幹部的審査是由南方局組織部統一布置，採取「三結合」的方式進行，領導、骨幹、本人互相配合，共同完成審干任務，又使被審查的人能主動、自覺配合組織迅速完成審查任務。這樣就最大限度地調動了被審查人的積極性和革命責任心。各單位都不搞運動，不 搞神秘化。審查結論同本人見面並可提意見。各單位負責人的審查，由南方局領導同志分工負責。審查結論經領導批准後，一律用電報報告中央組織部備案。
周恩來強調審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他說：審干是對幹部的認識，而不是清黨，因此結論鑒定都要慎重，應不怕麻煩地允許本人申訴。當延安開展「搶救運動」的時候，有幾位在南方局工作的幹部被指控為潛入 黨內的××分子。材料轉到南方局後，周恩來、董必武分別找有關干都談話，和風細雨地開導這些干都。使其歷史地、細緻地說清自已過去的經歷，特別是對白色恐飾下搞地下工作而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又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期國民政府被迫釋放「政治犯」時而無條件釋放的幹部，開導工作做得更 深入，使他們放下包袱，解除顧慮。
例如：某部門負責同志被揭發是國民黨派進來的人，南方局領導同志根據對這個幹部的了解和調查，根本否定了此事，並作了妥善的處理；又如國民黨特務機關施用「反間計」，誣陷地下黨中一對夫婦，經南方局領導審査後，作出了沒有問題的結論。周恩來、董必武就是這 樣本着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對幹部的友愛之情處理問題的，使當事人十分感動，其他同志也受到教育。
1943年5月2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佈《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國內外引起巨大的反響。這一決定事先徵求過包括中共中央在內的許多國家共產黨的意見，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建立起來的， 是它的一個支部，不少共產黨員把共產國際看成是上級領導，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因此這件事，使黨員的思想產生很大波動。
周恩來對共產國際是有深刻了解的，從20年代至40年代 他多次到過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人都有過接觸。國際的決議發出的第五天周恩來召開南方局擴大的幹部會議，宣布這一決定，着重說明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做出這個決定是為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並考慮到各國鬥爭的發展和各國鬥爭情 況的複雜，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地處理面臨的問題，建議解散共產國際。我黨中央表示同意共產國際的建議。他還指出：中共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的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周恩來的講話，使我們這些參加會議的人有了正確的認識。
這時，國民黨頑固派利用共產國際解散大作文章，醞釀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張治中告訴周恩來：共產國際解散後，國民黨曾研究過對付中共的辦法，有兩種意見，一是中共交出軍權、政權，組織可以合法；二是同國民黨合併。有人叫囂共產國際解散了，中國共產黨也應該解散。面對這種局勢，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告周恩來：「共產國際解散，中央即將開會討論中國的政策，請你即回延安。」
6月28日，周恩來和林彪、鄧穎超、孔原等100多人分乘4輛卡車離開重慶，於7月16日回到延安。
8月2日，中央辦公廳舉行歡迎晚會，周恩來在會上熱情洋溢地說：「我們黨在這三年中做了比過去二十年還要偉大，還有更多成就的工作」，這「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二十二年黨的歷史，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着整個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周恩來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內有着很高威望的領導人，他的講話在黨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周恩來回到延安，立即投入正在深入發展的整風運動。當時，審查幹部的工作在進行中。擔任總學委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正在搞所謂「搶救失足者」。他誇大黨內和邊區內部的敵情，認為特務多如牛毛，要把這些「失足者」「搶救」 出來。
在康生領導下，延安各機關、學校普遍地開展「搶救運動」，許多幹部無端受到懷疑，然後大搞「逼供信」，弄得人人自危，恐怖氣氛瀰漫著延安以至邊區許多地方。國統區的地下黨員更是普遍成為懷疑對象，因為康生等人在中央機關一些單位搞出了所謂「紅旗黨」（亦即偽裝「紅旗」的假共產黨）。說甘肅、四川、河南、湖北、雲南、貴州、浙江、陝西十多個省的地下黨都是國民黨特務控制的「紅旗黨」。
由於這些省的地下黨組織大都是由周恩來領導的，這使他處境相當困難。但是他還是儘力保護了一些同志。他要中組部把南方局對幹部的審乾結論寫出來，親自為一些同志寫證明。南方局機要科的蘇艾芬，是從四川地下黨調來的，在延安學習時，被誣為「紅旗黨」關押在社會部，中組部將南方局對她的結論轉到社會部，蘇才被釋放出來。當時邊區政府整風運動負責人李維漢問周恩來：這（指所謂「紅旗黨」問題）是怎麼回事？周恩來明確地回答：正在清理，沒這回事。
但恐怖氣氛和「逼供信」現象仍然持續了不短時間，後來毛澤東發現這種搞法背離了審乾的正確方向，立即糾正了這一嚴重錯誤。
在高級幹部進入學習黨的歷史和黨的路線階段時，周恩來積极參加了這次學習和總結。
在重慶的時候，周恩來在整風的高級學習組中，或在每個階段的動員和總結報告中，已多次談了黨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問題。但由於重慶環境險惡，加上工作繁忙，資料缺乏，使他難以集中時間，系統地思考問題，整理自己的思想。回到延安 石，條件具備了。
這年8月到11月，周恩來在參加高級幹部的學習時，認真學習研究文件，閱讀大量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初期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寫出了5萬字筆記，並在一些會議上作了發言。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