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是我黨創建的首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歷史地位非常高，最初是1927年毛主席率領秋收起義余部開闢，後來又有朱老總、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湘南起義余部加入，大大擴充了實力。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一段經歷時會不會有疑問，當年通訊水平不夠，毛主席和朱老總連對方具體位置、部隊情況都不知道，又沒辦法一通電話、一個定位就精準聯繫上，那他們是如何成功會師的呢？這裏面有個很關鍵的人物——何長工。
何長工早期的歷史地位是非常高的，他不僅是朱毛會師的重要人物，還與毛主席、周總理都有很深的交情，他設計了我軍第一面軍旗、1930年就擔任了紅軍軍長、長征途中又擔任了軍團政委。
如此傲人的資歷，可惜草地分兵時卻站在了張國燾一邊，影響了往後的軍政生涯。那麼，他這樣一個「嫡系中的嫡系」，為何要做出讓人大跌眼鏡的選擇呢？
一、何長工與主要領導人之間的淵源
何長工原名何坤，是湖南華容人，「五四運動」後赴法勤工儉學，成為旅歐支部中的一員，這個時期他就認識了周恩來和趙世炎等人，並受他們的影響於1922年入黨。
1924年何長工回國後就被派往老家湖南開展農民運動，當時他有一位著名的同事就是毛主席，兩人彼此都很欣賞且工作都很出色，因此也成了軍閥的眼中釘。
馬日事變後，湖南軍閥許克祥懸賞捉拿何坤，毛主席出於安全起見，為他改名「長工」，意為永遠做人民的長工。
何長工用着新名字暫時離開了湖南，進入共產黨實際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警衛團後來追南昌起義部隊不及，就留在了湘贛邊參加秋收起義，接着大部分又跟隨主席上了井岡山，何長工對於能再次與毛主席並肩作戰，心裏特別激動。
在根據地開闢之後，毛主席非常關心南昌起義部隊的情況，於是在同年10月5日委託何長工去聯繫湖南省委及衡陽特委，希望能從中得到消息。
何長工在10月10日到達長沙，經過一番尋找與省委接上了頭，彙報完秋收起義的工作後，湖南省委告訴他，如果要找朱德、陳毅，不必再聯繫衡陽特委，可直接繞道粵北地區尋找。
12月末，何長工抵達韶關，成功在距離韶關40多里的犁鋪頭找到了朱德所在的140團團部，朱德見到他時非常激動：太好了，我從敵人報紙上看到井岡山的消息，我們跑來跑去，還沒有個地方站腳，正要去找你們，你能來真是太好了。
隨後朱德告訴何長工部隊正在策動湘南起義，讓他趕緊回去與毛主席取得聯繫。何長工不敢怠慢，於1928年1月回到井岡山彙報相關信息。
之後何長工充當了兩部的重要聯絡人，1928年4月28日，朱毛會師於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何長工充當了引見人的角色，為雙方互相介紹認識。
二、何長工在草地分兵時的選擇出人意料
從前面所述這些經歷中大家就能看出，何長工跟朱、毛、周三位重要的領導人關係都非同一般，絕對是「嫡系中的嫡系」。遵義會議後，毛主席找到了何長工，讓他去擔任紅九軍團政委，這充分表明了中央對他的重視與信任。
第九軍團長征中算是一支比較特殊的部隊，主要負責殿後和掩護，出發時有11000餘人，到了紅一、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時只剩下不到千人，這個結果非常慘烈。
其實不止紅九軍團，整個紅一方面軍情況都不樂觀，減員嚴重、物資裝備極少，包括毛主席在內的大多數人都面容憔悴、營養不良，本以為跟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境遇能夠有所好轉，沒想到張國燾見中央紅軍如此虛弱，竟然產生了錯誤的想法、不斷索取權力。
中央紅軍為團結同志，很多方面都做了讓步，但這並沒有讓張國燾的野心滿足。
同年8月，兩大方面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準備北上，紅五軍團改編的紅5軍、紅九軍團改編的紅32軍編入了以紅四方面軍力量為主的左路軍中。令人無奈的是，分開沒多久張國燾就想要兩支紅軍全部南下，甚至想過用極端方法。
右路軍的中央機關出於安全起見，只好率紅1、3軍（即紅一、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單獨北上。紅5軍軍長董振堂得知消息後強烈反對張國燾，表示要率部追隨中央，結果被張國燾派去擔任紅5軍政委的親信黃超當著眾人的面打了耳光。
為了不破壞團結，董振堂忍了下來，迫於壓力，其他原中央紅軍的人也只好跟隨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
10月5日，張國燾率部抵達卓木碉後，不再遮掩野心，堂而皇之地召開了會議妄稱「另立」。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何長工的做法讓很多人感到驚訝。
張國燾知道這種事情光靠自己麾下人來說有點不好服眾，所以就讓原紅一方面軍的高級幹部來做「表率」，出言比較激烈的有四人：紅5軍工作部部長邵式平、紅32軍政委何長工、紅32軍軍長羅炳輝、紅5軍政委李卓然。
這在很多相關人員的回憶錄中有過記述，時任紅四方面軍電訊局長的宋侃夫回憶：首先是紅一方面軍的幾位幹部講話，他們的話給大家造成的影響極大，因為他們是一方面軍的幹部，長期跟主席在一起，怎麼也反對主席？很多人因此被迷惑。會後這幾個幹部都升了官。
徐向前元帥也感覺不可思議：會場的氣氛非常沉悶，誰都不想出頭。於是張國燾先指定一方面軍的幹部發言。這幾位幹部列舉了一些具體事例，講得特別激動。四方面軍的同志從未聽聞過，不禁為之嘩然。
這樣的關鍵時刻，越親近的人造成的影響越惡劣，參與了秋收起義及井岡山根據地建設、與中央首長們關係都很密切的何長工，發言就誤導了很多人。
三、何長工為什麼要這樣做？
縱觀卓木碉會議上發言的原紅一方面軍幹部，基本都是原紅五軍團和原紅九軍團的人，從長征的一些經歷可以反推何長工這樣做的原因。
1、紅五軍團和紅九軍團在長征中大部分時間都擔任了後衛，長征時期國民黨很多軍閥對紅軍的態度都是「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畢竟大家都想保存實力，跟紅軍拼光了，那結果也會是被老蔣摘桃子，貴州王家烈就是鮮明的例子。
所以紅軍的後衛部隊傷亡特別慘重，而紅九軍團還有一次被當作疑兵險些全軍覆沒的經歷。三渡赤水河後，毛主席命令紅軍主力掉頭南下，繼續南渡烏江，從貴州西南角向雲南方向而去。
但是此舉很冒險，必須要有一支部隊偽裝成主力，做出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假象，引開國民黨大軍的注意力，這個任務就交給了紅九軍團。
毛主席給紅九軍團發出的電報十萬火急：我野戰軍決南移尋求機動，而以九軍團暫留現在活動地域鉗制周吳縱隊，以配合我主力作戰。
紅九軍團在接到命令後大張旗鼓地在黔北地區活動，就地修築了很多工事，做出要與敵人決戰的架勢，部隊還在很多大路口刷標語：突破烏江防線，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如此種種讓老蔣誤以為這就是紅軍主力，於是命各部全力進攻，紅九軍團拖住了敵人六個師，成功掩護主力過江。但是，紅九軍團由於被敵人咬得很緊，沒有按照約定時間到達渡河地點，陳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提前把浮橋給拆除了。
這就使得紅九軍團到達渡河點時沒有看到任何接應的人，浮橋也沒有一座，偏偏此時偵查員報告吳奇偉、周渾元兩個縱隊距離他們已經不遠，自己沒有時間搭浮橋了。
無奈之下，紅九軍團只好單獨行動，轉戰了兩個多月才與主力會合，他們數次瀕臨險境，傷亡特別慘重，所以作為軍團最高首長的羅炳輝和何長工心裏是有怨氣的。
2、這與當時的實際情況有關，由於事發突然，中央機關在右路軍只帶走了紅1、紅3軍，而在左路軍的紅5、紅32軍沒辦法被通知到，即便是被通知到了，他們也沒辦法一起走。
所以紅5、紅32軍的一些幹部也有怨言，這點張國燾的回憶錄中也有說過「私率一、三軍團北上，卻並未通知他們，一致表示憤慨」。
3、受到了壓力及對局勢做出錯誤判斷，我們站在後世角度看，知道毛主席是正確的，但就當時而言，很多人看不到這一點。何長工等人見着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以為跟着他們會更有出路，再被張國燾一脅迫就盲從了。
但是不管幾個原因，說到底還是何長工等人意志不堅定，在大是大非面前定力不夠，跟他們有類似經歷的原紅一方面軍幹部並非都是這種表現。
四、原紅一方面軍幹部們的表現
同樣在原紅九軍團，同樣經歷了艱難的單獨行動，32軍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就堅決抵制張國燾的錯誤行為，他找到何長工要求一同北上，可惜無果。
羅、何二人表明態度後，32軍支持中央的幹部都聚集在了黃火青身邊，黃火青的回憶錄：
散會後，政治部的幹部擁到我屋子裡，講述會議情況，非常氣憤。羅炳輝和何長工已經倒向張國燾一邊去了。有些幹部讓我帶他們走，我也想與紅五軍聯合向西通過藏區去找中央，可不久電台被調走，沒有辦法聯繫到中央。
後來張國燾還將黃火青調離了32軍，並一直沒給職務，導致黃火青差點犧牲在了路上。
紅5軍軍長董振堂也堅決跟張國燾做鬥爭，卓木碉會議後，劉伯承定好了「捉張」計劃，準備以武力逼迫張國燾北上，董振堂就是發動的主要力量，只是朱老總考慮到大局沒有同意。
要說長征時的後衛任務，紅五軍團承擔的時間要更久，軍團長董振堂是寧都起義後才加入紅軍的，而且何長工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他都沒有任何怨言，這樣一比，差距就令人汗顏。
還有彭紹輝、陳伯鈞等人，基本上原紅一方面軍的大多數幹部都是站在中央這一邊，這些人沒有隨風而動，相較起來可堅定多了！
人的選擇非常重要，何長工本來那麼高的職務，後來卻主要從事軍事教育、軍械裝備方面的工作，1955年也沒能參與授銜。只能說，草地分兵後的一系列事，影響到了何長工後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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