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戶端 | 記者 趙語涵
基因，是每個生物自誕生就攜帶的獨特標記和符號。一份報紙的誕生和發展，同樣處處體現着「基因」的強大力量。《北京日報》在北平解放前夕醞釀，在新中國成立的喜悅和百廢待興的考驗中正式誕生。這份為黨而生的報紙，紅色是最鮮亮的底色。
創刊詞里亮初心
生物的基因，承襲自父母祖輩；《北京日報》的基因傳承，亦可從這份報紙的前身中探尋。
1948年隆冬，幾十萬解放軍在北平城外枕戈待旦。中共中央準備隨時接管北平，同時也計划著在北平創辦市委機關報，定名為《人民日報（北平版）》。而這，就是《北京日報》的前身之一。
為黨而生、堅定傳遞黨的聲音，是《人民日報（北平版）》留在《北京日報》骨血里最鮮明的一段基因鏈條。
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北平執政後出版的第一張報紙，1949年2月2日，《人民日報（北平版）》正式出版。在創刊號最顯著的位置，發表了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同時，還發表了解放軍兩年半來的戰績。
1949年3月15日，隨着華北《人民日報》開始在北平出版，中共中央華北局和北平市委決定，《人民日報（北平版）》不再出版。當天，《人民日報（北平版）》改名為《北平解放報》。這份報紙，成為《北京日報》的另一個前身，也給《北京日報》留下了新的基因符號。
相比《人民日報（北平版）》，《北平解放報》最大的特色是既嚴肅又活潑，既宣傳黨的重大決策和時局發展，又反映城市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和新鮮事。一些原先的北平新聞界人士看到這份報紙，不禁感到驚訝：「原以為共產黨只會辦政治性特彆強、宣傳味特別濃的『政治大報』，板着面孔對着讀者，但想不到，共產黨也會辦『大都市的小報』，這麼快就弄出這樣一份又漂亮又熱鬧的報紙。」
1949年7月17日，隨着解放戰爭節節勝利，西南各省需配備新聞幹部，北平市委以大局為重調配一批人才前往西南，於是停辦《北平解放報》，由《人民日報》暫時以北平新聞專欄和關於北平的評論替代。
此後，由著名報人陳銘德、鄧季惺創辦的《新民報》成為當時北平出版發行的唯一一家地方性報紙。直至1950年，市委決定創辦一張機關報，最初定名為《北京晚報》。1952年3月，北京市政府收購《新民報》，正在籌辦的報紙也由《北京晚報》改名為《北京日報》。
《北京日報》創刊號
1952年10月1日，《北京日報》正式創刊。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范瑾兼任社長，副社長周遊兼任總編輯。在這張具有歷史意義的創刊號上，位於頭版下端的《北京日報》「創刊詞」，鮮明地道出了《北京日報》的初心與使命：
——《北京日報》是北京市人民的報紙，是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領導之下的報紙，它將系統地宣傳黨和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報道北京市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市政建設、特別是生產建設進行的情況，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收集與傳播生產建設和各種工作的先進經驗，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表揚成績和優點，批評錯誤和缺點。
——為了執行上述任務，《北京日報》不僅依靠報社工作人員聯繫群眾和深入群眾的工作與生活，而且必須依靠廣大的北京人民，特別是工人、農民、教師、學生和機關工作人員共同來參加報紙的工作：供給材料，寫文章，提意見，組織對報紙的閱讀和批評，真正做到「全黨辦報」和「全市辦報」。
——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北京日報》一定能夠和北京人民群眾建立密切的鞏固的聯繫，使它在首都今後建設事業中擔負起集體的宣傳者和組織者的任務。
《北京日報》的創刊，結束了自《北平解放報》停刊後，市委在三年多時間裏沒有公開發行的機關報的狀態。
1952年11月8日，《北京日報》創刊之後的一個月零八天，報社遷入東長安街2號辦公（現東方廣場東部）。
1956年8月12日，北京日報社址遷到麻線衚衕3號（後為西裱褙衚衕23號）。
毛主席三次題寫報頭
如果從《北京日報》的歷史報刊庫內回顧70年來的報紙版面，細心的讀者會看出1964年10月1日至今的「北京日報」報頭文字，與此前的報頭有着明顯的不同。這背後，是毛澤東主席三次為《北京日報》題寫報頭的故事。
1952年4月14日，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正在外地，市政府新聞處處長周遊作為《北京日報》籌備處負責人就報紙創刊事宜給彭真寫去一封信，信中表達了希望彭真能轉請毛澤東主席為《北京日報》題寫報頭的請求。
4月15日，彭真就《北京日報》出版事宜在周遊的來信上進行了批示。批示說：「報頭可以請主席題寫」，並讓籌備人員自行斟酌出版日期。
5月24日，北京日報社寫信給毛澤東主席，請求題寫報頭。一封字數不多的信，卻承載着北京日報全體同志對毛主席的深深感謝和崇高敬意。信中寫道：「《北京日報》準備於6月1日創刊。當彭真同志告訴我們主席已允許給我們題『北京日報』四字的時候，全報社的同志都為之歡欣鼓舞，興奮極了。我們都下決心要把北京市的黨報辦好，來報答黨對報社的關懷。」
由於最初的計劃是《北京日報》於6月1日創刊，所以信中表達了懇請毛主席能在百忙之中給報紙題寫報頭的願望，「如有可能，希望在5月27日以前就便題好」。而收到信的當日，毛澤東主席就為《北京日報》題寫了報頭。
8月底，當時的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天津日報總編輯范瑾調到北京日報社，與周遊一起主持《北京日報》的籌備工作。隨着創刊條件日趨成熟，《北京日報》最終於1952年10月1日創刊，並採用了毛主席題寫的報頭。
這一報頭，《北京日報》採用了十餘年，為何1964年又換了新報頭？原來，1964年7月29日，毛主席給范瑾寫了一封親筆信：「范瑾同志：北京日報報頭不好，應重換過。現寫了兩張，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寫。如你們認為可用，則在國慶節改換為宜。」
毛澤東寫給范瑾的親筆信
接到信後，范瑾在1964年8月28日給毛主席寫信報告，準備在國慶當天換用毛主席為《北京日報》寫的新報頭。與此同時，范瑾還隨附了一個「小要求」，請毛主席為《北京晚報》寫個報頭。
1964年9月25日，毛主席給范瑾寄來為《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寫的報頭，並在范瑾8月28日的信上批示：「范瑾同志：寫了一張（註：指新寫的《北京晚報》報頭），不知可用否？原寫北京日報四字中有一二字似寫得不好，今又寫了一張，供你選擇。如覺不妥，還是用原寫的。」
1964年10月1日《北京日報》改換新報頭
由此，《北京日報》在1964年10月1日採用了毛主席題寫的新報頭。同一天，《北京晚報》也改用毛主席題寫的新報頭，並沿用至今。
全黨辦報全市辦報
曾在北京日報歷任工商部副主任、評論部主任、副總編輯等職，後來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的李志堅同志在《北京日報》創刊60周年時撰文表示，人不僅有生物基因，也有社會基因。他在北京日報的多次採訪過程，就為他補充了「感恩、克難、多為勞苦大眾做事的社會基因」。
而《北京日報》的「紅色社會基因」，也伴隨着其創辦和成長，一步步在骨血里充盈。
1952年10月16日下午，當時在北京鐵路分局從事宣傳工作，此後曾任北京日報社社長的許文接到來自市委的通知，前去參加了一場讓他記憶深刻的會議。
會議在東交民巷1號舉行，這是當時市委主要負責同志辦公的地方。到了會場，許文發現參會的多數都是市委市政府直屬單位和各區、局的負責人。不久，彭真、廖沫沙、范瑾等同志都來了，原來，這是一次討論如何辦好《北京日報》的專門會議。那時，《北京日報》剛剛創刊半個月。
「報紙創刊後，來稿少、文章長，地方性也差，脫離群眾。現在有時一天才收到幾篇稿子。」會議一開始，范瑾社長在彙報中開門見山，直接道出《北京日報》創刊以來遇到的困境。
隨後，彭真說：「《北京日報》已經創刊半個月了，主要缺點是內容空虛、消息零碎、缺乏中心。重要原因是我們這些『大老爺』『二老爺』（意指市和區的負責人）沒有負起責任。」由此，他風趣地提出「『老爺』負責，全黨辦報」的口號。「辦報紙不能像看戲一樣：這兒不好，那兒不好，光挑毛病。」彭真直言，「毛主席在延安時經常親自改稿子，寫社論。剛進城的時候，我和趙振聲（原市委第二副書記，即李葆華同志）也是每天晚上自己改稿子。為什麼這樣？因為領導同志最了解中心工作，最清楚方針政策，由他們寫稿看稿組織稿件可以保證方針正確，內容生動活潑。」
正是這次會議，再一次落實了《北京日報》創刊詞中提出的「全黨辦報」和「全市辦報」方針。在許文看來，會議給與會者很大的教育，也開創了《北京日報》通訊組織工作的新局面。由此開始，形成了市委市政府重視對報紙的領導，各委辦局、區縣同報社緊密合作的長期優良傳統。
事實上，市委市政府一直關心着《北京日報》的成長和發展。1955年4月9日，市委辦公廳發佈《北京市委關於改進北京日報工作的決議》（草案），對北京日報如何進一步落實「全黨辦報」「全市辦報」提出了具體要求和措施：例如，「批評的態度和觀點必須正確，嚴格按照黨的原則、中央的決議和黨委的意圖辦事，做到實事求是」「市委在布置重要工作時，要同時布置北京日報宣傳工作。市委每年討論一次北京日報的工作，每季度討論一次北京日報宣傳計劃」。
正是這融化在血液中的鮮亮底色，讓北京日報在此後的發展歷程中，始終牢記初心，堅守黨報的職責使命，以「政治家辦報」的把關意識從嚴要求采編隊伍，宣傳好黨的政策方針，推動着首都建設發展，也服務着廣大首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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