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廉潔奉公,嚴以律己,新中國成立後仍保持戰爭年代那種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他從不浪費一針一線,穿的是補丁疊補丁的衣服,修了又修的皮鞋。
周恩來坦率地說:「六七億人口的中國只有一個總理,再窮也不缺那幾件衣服,但問題不是缺不缺衣服,我這樣做不光是我一個人的事,而是提倡節儉、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保持艱苦奮鬥的共產黨人本色。」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1962年周恩來去東北視察時,看到一個大禮堂的柱子,竟然大發雷霆,當即指示:「這個禮堂不準再用!」
要知道周恩來向來節儉,那麼這個禮堂的柱子有何特殊之處?周恩來為何不允許再使用呢?
周恩來:艱苦樸素是共產黨的本色
艱苦樸素永遠是共產黨人的本色。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周恩來身為中革軍委副主席,他以身作戰,始終過着簡樸的生活。他和戰士們一樣吃野穀子煮的「梢子飯」,睡得是木板床,蓋的是一床很舊的灰色毛毯,床上沒有枕頭,就隨便揀來一塊磚頭墊上……
紅軍打仗勝利時繳來的戰利品,警衛員們想留下一點照顧周恩來的生活,但他說什麼也不肯收下,總是說:「都充公,給我幹什麼!」
在紅軍長征途中,有一次警衛員見周恩來的茶缸破舊不堪,便想要換一個新的。誰曾想周恩來不僅不同意,反而批評道:「這隻茶缸還可以用,別說現在紅軍的供給缺乏,就算是充足也要物盡其用,不能浪費!共產黨員就是要艱苦樸素!」
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在武漢工作,平時都是穿舊軍裝見客。但有一次要舉行大型記者招待會,工作人員要為他買一套新的中山裝,認為這樣才不會被外國記者看不起。
周恩來卻不同意工作人員的做法,他說:
「我很喜歡穿嶄新的中山裝,但現在卻不行,一是經濟條件不夠,二是不能和外國人比較。我就穿這身衣服去見他們,不會被人看不起的。更何況,我們不是靠穿漂亮衣服讓人敬仰,而是拿出抗日救國的實際行動和切實可行的辦法來!」
果然,當第二天周恩來穿着舊軍裝接見各國記者的時候,大家都被他的言談舉止給吸引到了。其中一名美國記者評論說:「萬萬沒想到他居然穿了一件打了補丁的舊衣服,當然了,破舊的衣服並不妨礙他將成為中國一代英雄人物。」
當時為了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要乘坐火車去石家莊會見衛立煌。工作人員給他買了一張包廂票,但他卻為了節省費用,堅持買三等車票。當火車抵達車站的時候,衛立煌派來迎接周恩來的軍官卻沒有在包廂里找到他,出來後才看到對方從三等車廂上走下來。
後來,這位軍官一直誇獎周恩來說:「周將軍是共產黨的高級將領,沒想到卻坐普通的三等車廂來赴會,真是難得,難得啊!」
國共合作期間,周恩來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他經常穿着縫有補丁的軍裝。有一次警衛員見他的褲子實在是太破了,便擅自做主領了一條新的。
當周恩來知道這件事後,當即嚴肅批評說:「為什麼不經過我的允許就私自做主?現在還有很多同志多事穿着補丁褲子工作的!把它拿回去,要記住,艱苦樸素永遠是我們共產黨的本色!」
1948年夏,黨中央機關駐守在河北西柏坡的時候,周恩來曾帶領機關工作人員去幫助農民收割小麥。他手握鐮刀,揮汗如雨,幹得十分歡快,當小麥割完後,又主動幫忙挑麥子進場院。
當地農民見周恩來如此努力,便勸他休息一會,他卻笑着說:「多干點活好,既能鍛煉身體,又能磨練毅力。」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和周恩來等人也搬進了中南海。當時為了接見外賓和出席重要會議,周恩來來到北京有名的服裝店「紅都」做衣服。
工作人員向周恩來介紹說:「這裡可是聞名全國的服裝店。」周恩來笑了笑,說:「我就是慕名而來的!」面對工作人員介紹的英國呢料、澳大利亞毛料等各種外國料子,周恩來搖搖頭,說:「有沒有中國料子?我只要中國料子,不管是毛料還是布料,我只要國產的。」
1954年冬,周恩來聽說群眾乘坐公共汽車比較困難,於是便親自進行了一次考察和調研。在一天下午下班坐車的高峰期,周恩來帶着秘書和警衛員去乘坐公共汽車。
在視察過程中,周恩來被車上的群眾認出,大家紛紛站起來給周恩來讓座,但周恩來為了體察民情,始終不肯就坐。下了公共汽車後,周恩來又去乘坐無軌電車,在寒冷的冬夜裡轉了大半個北京。後來周恩來召集會議,就安全島設置問題、人行道設置問題等等,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和要求。
儘管新中國成立,周恩來變成國家總理,地位也隨之發生改變,但他的作風始終不變,仍保持着艱苦樸素的高尚品德。
周恩來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穿過的一件舊西裝,收藏了40多年後,已經窄得穿不下了,但他還是不願丟棄。解放後,周恩來交給裁縫師傅,讓他想辦法拼湊改製成一件中山服,然後繼續穿起來。
一套1950年買的睡衣,已經是補丁挨補丁,白底藍格的絨布也被磨得不成樣子,但周恩來仍不捨得丟掉,一直穿到他逝世。一條用了20多年的浴巾,上面有14塊補丁,但他卻捨不得扔掉,直到晚年住院時還當枕頭巾墊在頭下……
多付錢,令下級不再送禮
周恩來不僅在東西的使用上始終保持着共產黨人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而且在飲食方面也是如此。不管是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解放後生活有所好轉的條件下,他始終要求自己和同志們吃一樣的伙食,不能有一丁點的特殊。
大家都知道中央開會一開就是大半天,有時候甚至能持續一晚,因此不少領導人都會在開會期間加餐。周恩來去開會吃飯的時候,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桌上的飯菜是否和其他同志的一樣,不允許專門為他開小灶。
周恩來在主持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工作的時候,由於十分操勞,人越變越瘦,同志們看後都心疼壞了。在吃飯的時候,廚房的工作人員特意為他炒了個榨菜,沒想到周恩來卻當場提意見說:「我們在後方沒有理由要求更多的享受,能享受的應該是那些在前線拼殺的戰士們!」
解放後,從農村進入城市,生活條件也大幅度上升,但周恩來卻始終保持着節儉的作風。即使是副總理、部長級的首長們開會,中午吃的也只是簡單的工作餐。
從1950年開始,中央規定了經濟實惠的「四菜一湯」的用餐標準。從這以後,不管周恩來在哪裡,如果要吃飯的話,他一定按照標準執行,也會主動付上錢糧。而周恩來的帶頭執行也令大家形成了一種制度。
據冰心回憶,1952年她從日本回國,周恩來接見後邀請她共進晚餐,但令冰心萬萬沒想到的是,國家的總理吃的只是四菜一湯。據江西原省長方誌純回憶說:
「1954年我到北京參加國務院的一次會議,周總理要留我們在他家裡吃飯,我們十分興奮,心想周總理會用什麼山珍海味招待我們。結果卻令大家大失所望,吃的只是普普通通的家常便飯。」
有一次,周恩來到鞍山視察,按照規定午飯和晚餐都是兩菜一湯,但工作人員卻上了四菜一湯。周恩來看到桌上的菜肴後臉色一變,當即說:「不是兩菜一湯嗎?怎麼多了兩道菜?快端下去!」
工作人員想讓總理改改伙食,便說:「總理,菜已經上來了,就算是撤下去也是浪費,不如就這麼吃吧?晚上按照標準來?」周恩來放下筷子,嚴肅地說:「不能破壞規矩,把這兩個菜端下去,晚上熱熱我繼續吃!」
工作人員沒有辦法,只好將多出來的兩道菜端下去,晚上又給總理熱熱吃。周恩來見工作人員按自己的要求執行,十分滿意,然後說:「我不吃大米飯,給我上一碗高粱米。」
由於高粱米是東北的特色,一般人是吃不慣的,大家也擔心周恩來吃不慣,不好消化,便有些猶豫。周恩來看出大家的猶豫,他說:「東北人民都能吃高粱米,我身為總理,為什麼就不能吃呢?」
後來,工作人員給他端來一碗高粱米,周恩來吃的津津有味。
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國家的糧油副食品非常短缺,周恩來強調領導幹部要和群眾一起度過難關。周恩來身為總理,他自己身先士卒,身體力行。
周恩來經常要到各地視察,了解情況,為了避免各地對他實施特殊招待,他列出了一份禁吃食品的菜單,比如說雞肉、魚肉、雞蛋、所有肉類等。除此之外,周恩來還規定每餐的伙食標準不能超過五毛錢。
當時賓館的服務員擔心周恩來只吃這些身體會受不了,便特意給他做炸油條和炸黃豆。周恩來知道這件事後十分生氣,嚴肅地批評了工作人員:「我們國家現在還很窮,要精打細算過日子,不能這麼浪費。儘管之後的形勢好了,我們也依舊要勤儉節約……」
在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在中南海經常親自排隊買飯。有一次他只買了一碗玉米飯和一碗湯,最後碗里剩下的湯,周恩來就用窩窩頭蘸着吃,一點也不浪費。
同志們看到這一情景,都非常感動,紛紛勸他說:「總理,您肩膀上的擔子那麼重,一定要保重身體,現在雖然很困難,但我們這麼大的國家總能讓您吃好一點。」
周恩來親切地對大家說:「現在全國人民都很困難,我們身為領導更要以身作則,起好帶頭作用。」
1961年春節前夕,周恩來家鄉淮安的領導同志給他帶來不少藕粉、蓮子和幾件小手工藝品。周恩來收到後,當即委託辦公室給淮安的領導同志寫去批評信,並附上一份中央不準送禮的同志,還寄去100元。值得一提的是,這100元大大超過了禮物本身的價值。
周恩來嚴於律己,公私分明,從不私拿公家任何物品。哪怕是喝了一杯茶,坐公車辦私事,他都會按照規定付清錢款。周恩來身為國家總理經常外出訪問,所以外賓會時不時地送給他一些禮品,但他一件也不留,全部上交給國家。
一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龍飛虎因為太過思念老領導周恩來,便託人從福建送來一筐橘子,並讓人捎話說情總理嘗個鮮。知道這件事後,周恩來連忙說:「我不要,讓他拿回去!」
大家都覺得這樣做有些不近人情,就勸他:「既然東西已經送來了,就不要再送回去了。」周恩來想了想,問道:「那這筐橘子多少錢?」工作人員回答道:「按市場價來算的話,是25元一筐。」周恩來當即吩咐秘書:「你給龍飛虎寄去50元!」
據了解,周恩來經常會收到一些老部下送來的土特產,他不好拒絕,但也不好白拿,於是讓工作人員按照市場價付錢。但這次他卻給龍飛虎寄去超出一倍的錢,這也令工作人員十分不解。
周恩來笑着解釋道:「我多付錢,這樣他就不會再寄東西過來了。」果然從這以後,龍飛虎再也沒有給周恩來送過東西了。
周恩來看到禮堂的柱子,當即大怒:這個禮堂不準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些地方和部門想興建大一點的樓堂館所,對於這一舉動,周恩來遲遲沒有簽字批准。他經常對秘書們說:「要我簽字批準是個很簡單的事情,但這是國家的資金,是人民的血汗錢,我不能隨便批准,提筆千斤重啊!」
1962年,周恩來去鞍山市視察,當時鞍山剛好新建好一座賓館,當地的負責人便準備讓周恩來去那裡住。可是當周恩來一行人來到賓館,看到賓館的設施後卻堅決不肯入住,他說:「賓館為什麼要蓋的這麼好?要知道現在全國還有很多地方比較困難,我不能住在這裡!」
隨後,周恩來一行人又找了一個環境不是那麼好的賓館住下。在視察過程中,周恩來又發現鞍山市還在新建一個大禮堂,其中有不少地方都仿造了人民大會堂廊柱式建築的樣子。
周恩來看後十分生氣,大發雷霆:「你們這是在幹什麼?竟然將人民大會堂搬到這裡來了?」隨後周恩來下達指示:「這個禮堂不用再建了,建好了也不能用!」
周恩來不僅對外面的建築嚴格,對自己的住處也是十分嚴格的。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搬進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廳居住,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建築,在這裡曾舉行過不少重大會議,更是作過許多重大決策。凡是去過西花廳的人,都認為這裡是「樸實無華的西花廳」,從中足以看出西花廳的裝修不是很好。
西花廳的房子本就年代久遠,儘管周恩來和鄧穎超搬進之前粉刷了牆壁,噴了漿,但因為地面經常返潮,沒過多久牆壁就變成了黑灰色。地面的方磚也很是潮濕,辦公室的地毯因為太過潮濕而生了蟲子,周恩來也因此經常犯關節炎。
工作人員多次提出要將房子修整一下,但周恩來始終不肯同意,直到工作人員說:「總理,房子再不修整的話就會毀壞,到時候修起來花費的錢更多。」周恩來這才鬆了口,他說:「整修可以,但一定不能鋪張浪費,哪裡壞了就修哪裡,要盡量節約。」
1959年,工作人員趁周恩來和鄧穎超相繼出差的機會,本着節儉實用的原則對西花廳進行了一次維修。這次修繕其實只是更換了腐朽的小梁,將已經脫皮的牆面重新進行粉刷,更換了窗帘、吊燈,還鋪了地板,又從釣魚台國賓館找到一張不用的舊木床給換上。
儘管修繕的地方並不是很多,但卻令喜歡聽煥然一新。不過修繕後的西花廳沒有得到周恩來的喜歡,他一進門就愣住了,連忙詢問一旁的工作人員:「這是怎麼回事?不是說好了壞哪裡修哪裡嗎?為什麼搞得這麼鋪張?國家還處於困難時期,誰讓你添置這些東西的?」
周恩來乾脆連房門也不進,直接住到釣魚台5號樓他辦公和接待外賓的地方。工作人員想請陳毅幫忙勸說周恩來,沒想到周恩來先把陳毅請到了國務會議上。
在會上,周恩來就家中裝修的事情做了檢查和自我批評:
「這次我去南方讀書,到很多地方看了看,但回來卻發現家裡花了那麼多錢替我修房子。我做檢查是應該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帶了頭了,這是很壞的頭。這個頭一旦開了,那麼副總理、部長、副部長的房子是修還是不修呢?」
周恩來反覆在大會、小會上做檢查,大家還以為裝修的十分富麗堂皇,沒想到去一看不過都是些應該修繕的地方。儘管如此,周恩來還是不肯回西花廳住。
當周恩來的侄子周爾均知道這件事後,便來勸伯父:「您平時教育我們要愛護國家財產,西花廳都這麼破舊了,如果不好好修繕一番的話,恐怕會有危險。更何況修繕西花廳也算得上是一種保護國家財產,從這個意義上也沒有什麼大錯,伯伯您就不要生氣了!」
周恩來聽後點點頭,但仍嚴肅地說:
「你說的話有一定的道理,我反對的不是簡單的裝修,而是裝修過了頭。你要知道,我是這個國家的總理,我不能帶這個頭,這個頭一旦帶了,那麼下面的副總理、部長、副部長等等都會模仿,到那個時候就不知道會造成怎樣的後果了……」
周恩來頓了頓繼續說:「把我住的地方修的這麼好,影響是和不好的。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不能有一丁點的特殊。」周爾均點點頭,沒有再多說什麼。
後來直到工作人員將窗帘拆了,吊燈拆了,床也還回去了,周恩來這才勉強同意回西花廳住。即便如此,周恩來還是進行了多次自我批評,並表示:「只要我當一天總理,就不準在中南海大動土木。」他還語重心長地對幾位副總理和部長說:「你們千萬不要重複我這個錯誤啊!」
相信大家看到這裡一定非常疑惑,周恩來為何如此重視這件事,那是因為他考慮得更加深遠。
周恩來曾說:「我身為國家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同樣,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要嚴格要求自己。一旦大家都學着修起房子來,我還怎麼說別人?這個頭就是我自己帶的!」
周恩來用自己艱苦樸素的作風,以自己的言行,為廣大領導幹部黨員們起了表率作用,這也是他儉樸美德的生動體現和寫照。
周恩來不僅對自己嚴格,對自己的家人更是十分嚴格。而鄧穎超身為周恩來的妻子,她的體會則更深,她曾感慨地說:「當總理的夫人其實是很難的。」
周恩來和鄧穎超共同生活半個多世紀,相濡以沫一輩子,但從來沒有違反過組織的原則。兩人結婚後曾有個一個協議,他們可以在一個地方或者一個機關工作,但不能在一個具體的部門共事。幾十年來,周恩來和鄧穎超都遵守着這個約定。
新中國成立後,許多人對周恩來說:「根據鄧穎超的資歷和她對革命的貢獻,應該在政府里擔任一個部長的職務。」但不管別人怎麼說,周恩來都不肯同意,他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職。」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多次在任職、調級等問題上「壓低」鄧穎超。可能大家覺得周恩來這樣做有些不近人情,但鄧穎超卻無怨無悔,她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
周恩來曾說過:
「我們的國家還不富裕,要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即使以後富裕了,也不能丟了這個光榮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