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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十年，國民黨中央政府竭盡財力，一心想擴大它的統治區域。到1937年，中國版圖的一半已不同程度地受其領導。但是，每個省同重慶中央政府的關係各有特點。有些省，像貴州和浙江，是絕對服從重慶的。另外一些省，如廣東，軍事長官余漢謀的忠誠度則為重慶深信不疑的省主席李漢魂所彌補。雲南則大不一樣，很難說它屬於這類關係中的哪一種。
1、龍雲在雲南的統治
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雲南的軍閥是龍雲(1888―1962)。龍雲出身於省內最大的少數民族之一的彝族，他很少涉足家鄉雲南境外。年輕的時候，他參加過活躍在雲南的半公開的秘密會社。1910年，22歲的龍雲投靠了雲南省武備學堂校長唐繼堯。唐收下他當了一名學生官，從那時一直到1927年，他們倆星月同升，交相輝映。這位乖巧的學生，終於在1927年發動了一場政變，趕走了恩師，取而代之當上了雲南省主席。
到1945年被蔣介石拉下台來，龍雲始終是雲南政治中的土皇帝。
關於龍雲的評價眾說紛紜。在有些人看來，特別是國民黨中央政府的走卒看來，龍雲簡直就是一個怙惡不悛的軍閥和鴉片鬼。
除了自家和自省的私利外，他對什麼都冷若冰霜，他的官僚衙門也是沒落腐敗的。實際上，如果按照那個時代的標準來看，龍雲還算是一個克己奉公、進步廉潔的地方軍閥。
他雖沒能締造一個繁榮昌盛的雲南，但還是肅清了長期侵擾民生的匪患。雖然他自己無可挽回地沉溺於騰雲駕霧之中，但在1934年11月明令取締毒品種植和買賣後，禁煙獲得了很大的成效。從1936年到1937年，雲南省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主要來自於礦山工廠，而不是鴉片。
除了現代化的企業外，龍雲還對城市環境和公共衛生事業頗有建樹。他在這方面獲得了名符其實的榮譽。因此，在鄰省四川，軍閥的橫徵暴斂駭人聽聞，在雲南則鮮有所見。龍雲似乎贏得了他的大多數人民的擁戴。
抗戰以前，他的軍隊人數只有三四萬，經濟基礎非常微弱。他必須在軍閥當道的暗礁淺灘中，謹小慎微，匍匐前趨。小心謹慎，忍讓為懷，好自為之，使鄰省和他相安和睦，對他敬重有禮。
2、蔣介石對雲南的經濟滲透與控制
隨着抗戰爆發，國民黨政府節節敗退內地，雲南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也就發生了實質性的根本變化。在此之前，雲南在中央政府日理萬機的軍政要務中只佔牆頭一角，南京也無須強求它對自己恭恭敬敬、俯首帖耳，如今則非同一般。雲南是國民黨統治區內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其地位僅次於四川，它是中央政府人力、財力和物力的關鍵產區。
因此，在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眼裡，當務之急就是如何穩住雲南，使其順從君命。但是到1939年中，雲南同國民黨中央的關係幾乎接近決裂的程度了。
這種變化事出萬端。例如，戰爭剛剛打響不久，雲南就成了國民黨統治區通向外部世界的主要門戶。1938年，武漢和廣州相繼淪陷。
不幸中萬幸的是，恰巧在這個時候緬甸公路通了車，而且其終點的一頭就在昆明!這樣才保證了外界的援助沒有完全被堵死。不久，兩條全天候航線把雲南和四川又聯結了起來。這樣，戰爭期間，昆明機場簡直是中國最忙碌的地方了。它主要應接來往於重慶、香港(直到1941年淪陷)和印度的各式航班，同時，也是美國空軍飛越「駝峰」喜馬拉雅山後的落腳之處。
在戰前，全省唯一的一所大學是名不見經傳的雲南大學，可是，1938年，全國最出色的三所高等學府，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了西南聯合大學，再加上其他幾所殘缺不全的學校，星羅棋布地散落在昆明城內外。一夜之差，昆明從文化沙漠脫胎成知識界、文化界和政界人士施展本領的中心。
自從1935年以來，雲南已經跨入了最現代化的工業發展時期。但是，戰爭又把一批新的工廠安置在昆明城鄉內外。負責發展國防工業和重工業的國家資源委員會特別看準了這塊地方，它既便利於國民黨就近緬甸公路，又遠離前線戰場。因此，在這兒先後蓋起了中央機械廠和電器裝配廠。前者於1940年初開始生產發動機和機床設備；後者則在1939年7月就出產銅芯、鐵芯、電線、燈泡、電池以及電話。中國銀行在昆明開辦了棉紡織廠，軍令部也設立了一家光學儀器廠。到1939年8月，共有49家企業從華東遷到了雲南。
雖然中央政府在1935年11月頒發了幣制改革命令，宣布法幣(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是流通國內市場唯一合法的貨幣。可是，在雲南主要使用的仍然是省政府自己開辦的新富滇銀行發行的鈔票。1937年12月，中央銀行在昆明開設了分行，業務經營也僅僅局限於辦理個人存款和推銷軍費債券。這種活動很難插足新富滇銀行對全省經濟的操縱，所以，雲南當局也並不把它放在眼裡。
但是，到1938年，中央銀行藉手昆明分行開始發行法幣，這就威脅到雲南的地位了。於是，新富滇銀行趕忙公布雲南鈔票和法幣兌換率，想以此堵住法幣的灌入。在1939年5月的幾天里，雲南方面甚至根本拒絕承認法幣。在1939年中，雲南鈔票還能打些折扣用以結賬，到1942年時，法幣就支配一切了。
到1939年初，國民黨的四大銀行，包括中國銀行在內，都在昆明和其他城市開辦了銀行業務。因此，中央政府各大銀行的崛起，將無可挽回地削弱雲南方面對省內經濟的控制。
3、汪精衛叛逃帶來的信任危機
正當同中國銀行的鬥爭達到白熱化時，1938年12月，汪精衛的叛逃更是火上澆油，加劇了昆明和重慶之間的猜忌。12月18日，汪精衛給自己賦予了和日本人談判結束戰爭的使命，他脫離重慶的第一站就是昆明。龍雲是一位眾所周知的親汪派人物，眼下，汪精衛當然希望能說服龍雲和其他幾位西南軍事首領，像張發奎等，響應他的和平運動。12月19日，汪精衛同龍雲在密室會談中幹了些什麼不得而知。
事後，龍雲聲稱他告誡汪說他的計劃根本不合實際。可是，重慶卻如坐針氈一般，因為在隨後的幾個月里，龍雲的言行舉止足以令人擔憂他很可能參加了汪精衛的陰謀。例如，1939年1月10日，他竟然明目張胆地不參加在重慶召開的各省首腦會議。香港的一位汪派富翁，輾轉送給昆明300萬元，表面上說是支持滇省的財政改革計劃。
終於，龍雲在2月10日向報界發表了談話，可是含糊其辭。他否認同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有何聯繫，聲稱擁護中央政府繼續抗擊日本侵略的政策。同時，他又補充說如果日本人同意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對待中國，他也不反對和平運動。汪精衛去了河內，龍雲也沒有和他斷絕來往。一直到5月2日，汪從河內潛回到國內日佔區一個星期後龍雲這才正式予以譴責。雖然汪精衛叛逃的鬧劇很快就收了場，但是肯定留下了無窮的後患，它加劇了雲南和中央政府勢不兩立的局面。
4、圍繞經濟控制權的鬥爭與談判
為了爭奪雲南日益擴大的對外貿易控制權，一場新的衝突又爆發了。自從漢口和廣州淪入敵手後，國民黨統治區的對外貿易只能通過雲南這條渠道。可是雲南省府竟然公開與中央當局作梗，向來往貨物徵收類似厘金的過路稅，還美其名曰特別損耗稅，這成了雲南數量最大的單項財政收入。
此外，雲南還自行其是，出口了大批的茶葉、生絲、桐油、各式皮毛和豬鬃。錫是雲南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省府稅收的搖錢樹，也是新富滇銀行大宗資金的財源。因此，雲南方面對此諱莫如深，並且在1938年10月定下規矩，壟斷所有錫的出口。結果，在中央政府想統管所有金屬物資之前，雲南已經捷足先登了。
1939年初，中央政府開始逼近了。2月，國家對外貿易委員會在昆明成立辦事處，跟着交通部通知省府除錫之外，它將對雲南所有出口物資執行檢查。到4月，重慶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對其他各省路經雲南出口的商品徵收特別損耗稅。
但是龍雲規定任何雲南產品，沒有領到新富滇銀行貿易許可證的，一律禁止出口。這樣，只要滇省銀行拒絕發放許可證，雲南這條出口渠道也就徹底被卡死了。於是，雙方在重慶擺開了一輪馬拉松式的談判。昆明來的代表決意要解決的不僅僅是有關對外貿易和錫的爭吵，還包括中央政府和省之間一攬子的問題。這時雙方的關係像是繃緊了的弦，一拉就斷。結果，在四個月里，沒有一兩錫或任何雲南物資運出雲南境外。
雲南的第二批談判代表前往重慶後，雙方終於在1939年10月12日達成協議。從此以後，雲南省全部出口貿易都由國家對外貿易委員會昆明辦事處掌握，但是，辦事處必須由雙方派出的代表聯合組成。錫、桐油、茶葉和豬鬃的出口由中央政府壟斷：作為賠償，中央每年付給雲南省政府160萬元的補貼費。這筆數目也許大大超過了雲南方面因為放棄出口權益而犧牲的代價。
5、伴隨而來的軍警憲特的進入雲南
1939年9月，中央政府就決心要勒緊套在各省脖子上的繩索。結果，四川省主席王贊緒被奉派軍職出省作戰，由蔣介石親自代理省主席職務。10月，中央又命令雲南調遣兩個軍的兵力去湖南前線；與此同時，中央軍卻奉旨進駐雲南境內。
這項命令直接威脅到了龍雲對雲南的控制。然而，龍雲畢竟是胳膊擰不過大腿，遲至1940年初，中央軍的第一個師終於獲准在雲南駐防，算是一種讓步，蔣介石又將龍雲晉陞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滇黔行營主任。這是一個有職無權的虛位，除了每月取10萬元的開辦費外，不負任何軍事上的責任。
重慶的一隻腳已經伸進了門檻，當然要把另一隻腳也帶過來。到1941年的後半年，中央軍已經遍布整個雲南，到1943年3月，他們在數量上也大於滇軍，佔四比一的優勢。
1939年9月，三青團在雲南建立了支團籌備會。可是，龍雲在第二年就禁止他們再去中山大學開展組織分團的活動。他甚至下令逮捕了三青團的幾個負責幹部，一直到重慶出面交涉後，才釋放了他們。確實，龍雲和三青團的關係非常糟糕，結果，在1940年4月，一名狂妄的三青團員竟然竭力慫龍雲的一位廚師在飯中下毒。
龍雲要把國民黨中央的特務驅趕出雲南，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幾乎所有中央政府的企業、軍事機構或者黨部組織都附帶有「統計調查」的業務。他們在省內刺探情報，甚至在滇軍內部煽風點火，只是不敢過分出格。
6、不能容忍的知識分子的自由之地
在中央當局的高壓迫害下，特別是在1941年香港淪陷，不再是一個政治避難所之後，昆明卻成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伊甸園。曾任西南聯大教授和國民參政會會員的羅隆基，抗戰期間對國民黨政府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致重慶在1941年惱羞成怒地下令解除了他上述的兩個職務。但是，羅隆基反而受到了龍雲的禮遇。
194年，當國民黨政府堅持要把他驅逐出雲南時，龍雲一口回絕，並不軟不硬地回答說他會嚴密監視羅隆基的。
羅隆基是1941年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領導人之一。事實上，正因為同盟的宗旨是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所以龍雲才和他一拍即合，交了朋友。此外，一般人都知道，龍雲在昆明的公館有一半充作了西南聯大的宿舍。能在這裡享受衣食住行照顧的，不是中央政府派來的黨徒，而是一些自由主義習氣很濃的教授學子。
在雲南，更多的政治自由體現在當地的報紙雜誌擁有相當的發言權。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出版了許多小型的刊物，譬如《學生報》，《民主周刊》等等。這些東西，不管在重慶還是在西安，即使他們的政治評論客觀、公道、不露鋒芒，也休想活過一個星期。除此之外，由省府官辦的《雲南日報》，有時也是旗開一面，對中央政府的政策予以辛辣的抨擊。
熟知龍雲的人誰也不會相信他的這種自由開放，除了逢場作戲，給自己撈取一個政治上主動有利的面具之外，還會有什麼他念。在雲南，對龍雲自身的批評不能得到寬容。儘管如此，在八年抗戰中，如果不算桂林的話，在國民黨統治區內，昆明還是要比其他大城市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國民黨當局對龍雲的最大的怨恨之一，就是他「窩藏左傾分子，結果把昆明變成了共產主義的溫床」。
7、最後的決裂——昆明事變
早在1945年4月，蔣介石已經決定要把龍雲從雲南攆走。就目前所知道的情況來看，他的第一步棋是把杜聿明將軍召回了重慶。杜聿明當時任昆明警備司令部司令，是蔣介石的親信將領之一。
要不是日本人突然投降，蔣介石的這場驅龍政變大概早在8月中旬就見報了。5月，蔣介石召見了祖籍雲南但是屬於CC系骨幹的李宗黃，叫他準備就任雲南省主席的職位。8月9日，杜聿明又一次返回重慶和蔣介石面談，大概是接受了發動政變的最後一道金牌。但是，恰好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得知日本人已經決定投降。這樣，政變也就推遲了6個星期。
在這段時間中，各種小道消息已經繪聲繪色地傳播開來，說蔣介石正準備解除龍雲的雲南省主席職務。確實，龍雲也在8月份對一個美國人說，如果重慶想逼他下台的話，只需要發一紙命令就行了，大可不必搞得神乎其神，因為他根本無力抗命。
正是由於這種聽天由命的態度，使龍雲一頭栽進了蔣介石的詭計之中，得不到有效的軍事支援。也許他早已從各方面的暗示中了解到了蔣介石的意圖，於是他請求重慶派他的4個師的部隊，由他的親信助手盧漢指揮，去印度支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9月中旬，在這批部隊出發之後，龍雲也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軍事後盾。這時，連正規軍加縣保安隊，龍雲一共只有9000人的兵力可以護駕。
到10月初，戲終於開了場。10月2日，在夕陽西照的時刻，李宗黃和一批經過篩選的大小官員帶着蔣介石的手諭飛臨昆明。杜聿明將手諭轉交給了龍雲，並且宣布撤除他在雲南的所有黨、軍職務，調任軍事參議院議長。
同時，杜聿明還向龍雲傳達了另一項命令，即由他來接管所有的滇軍部隊。3日凌晨四五點，龍雲突然被一陣陣槍聲驚醒。他迅速穿好衣服，起床一看，這才發現中央軍的精銳部隊第5軍已經把他的住宅包圍得水泄不通。
在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和兩名警衛化裝成平民百姓，從一所邊門偷偷地溜了出去，潛逃到半里開外由工事和重兵把守的滇軍司令部。
在一天激戰之後，龍雲已經寡不敵眾，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獲得外界的增援。於是，他打電話給附近各縣的縣長，要他們向昆明進軍。同時，龍雲的兒子也帶着一旅的部隊從二百里外的昭通火速撤回昆明。在這些增援部隊趕到之前，龍雲使用了緩兵之計。他告訴進攻者，他願意去重慶，但他希望能夠等盧漢將軍從河內回來，接替他的主席職務。
但是，龍雲的拖延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他害怕抵抗再持續下去的話，就會刺激其他各省的首領。因此，蔣介石限定10月5日是龍雲到重慶的最後期限。與此同時，龍雲期望的增援部隊並沒有到達。因為杜聿明已經切斷了所有的電話線路。龍雲的兒子也在離昆明四十里外的地方遭到了中央軍的圍殲。了解到上述情況後，特別是通過同宋子文和何應欽的談判，龍雲只好束手投降。因為何應欽曾經告訴他，蔣介石的忍耐是很有限的。10月6日下午，龍雲飛往重慶。
8、昆明事變的後遺症
1945年11月，當國共談判出現了明顯的破裂時，昆明的師生員工開始抗議示威，反對內戰。他們非常嫉恨國民黨大權獨攬；此外，經過長期的戰亂之後，他們又非常渴望有一個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因此，他們對重慶政府的指責要遠遠超過共產黨。
中央政府的打手們對這些抗議和隨之而來的示威，自有一套高壓手段。在著名的「一二·一「事件中，特務們用手榴彈炸死了四名學生，用匕首刺殺了另一名，還傷害了無數同學。七個月後，民盟的領導人李公朴、聞一多又慘遭暗殺(1946年6月)。
過不了多久，逼走龍雲的後遺症在東北也顯露了出來。在1945年8月被派往印度支那的雲南部隊很快發現，他們上了中央政府的當。因為把他們調出雲南，只是為搬走龍雲掃清道路。而現在，在國民黨政府的眼裡，這批五萬雲南子弟兵已是無家可歸，他們誓死效忠的司令長官已在重慶受到監禁。因此，當他們完成了在印度支那的使命後，不是凱旋迴到故鄉，卻被發配到東北同共產黨打內戰。
在東北，共產黨利用了雲南部隊的這種怨恨情緒，不厭其煩地對雲南人說，蔣介石不懷好意，把他們當炮灰，而雲南卻在中央政府的統治下民生凋敝，以致他們的父老鄉親「都不堪忍受」。這些宣傳是卓有成效的。1946年3月，雲南部隊第60軍第184師全部奔向了共產黨。從此以後，國民黨將領就對第60軍剩下的官兵心懷敵意，在各部隊中派了特務，還把他們和國民黨的嫡系師混編在一起。
儘管如此，1948年10月長春戰役中，第60軍又大批嘩變，投降了共產黨。
這支部隊的長官曾澤生將軍就在投降通電中公開聲明說：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設下騙局，借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把我們全軍派到了河內，而他趁機發動昆明事變，為了清除他的政敵可以不惜犧牲雲南的百姓。"
到了內戰的最後一刻，當國民黨土崩瓦解時，雲南的主要首領完全站到了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一邊。1948年12月，龍雲在度過三年的榮華富貴後，神秘而奇蹟般地從南京逃往了香港。接着，他又於1950年來到了北京，擔任國家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從1945年12月到1949年，盧漢擔任了雲南省主席和省警備司令的職務，表面上看，他對國民黨政府是竭力取媚討好。可是，當1949年底，蔣介石準備在西南建立最後一個反共基地時，盧漢卻拒絕合作。
結果，蔣介石不得不放棄他在大陸的最後一個落腳點，退居台灣。共產黨奪取勝利後，盧漢留在了大陸，和其他英雄一樣，他被授予一級解放勳章，作為他對中國革命所作貢獻的獎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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