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15歲與周恩來相識，母親勸她等一等，她沒有絲毫猶豫

1919年，中國大地風起雲湧，京、津等地的學生運動如火如荼。

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範讀書的鄧穎超也是這場運動的弄潮兒，這年她才剛剛15歲。

這時，有一個男青年剛從日本留學歸來，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主編，他才華橫溢，針砭時弊，在天津很快聲名鵲起。

1918年周恩來留學日本

他就是21歲的男青年周恩來。

在這裡，兩個男女青年不期而遇，演繹了一段50餘年的傳奇愛情。

楊振德，1876年出生，祖籍長沙，祖父是富商，到了父親這一代家道中落，父親帶着妻女到廣西南寧謀生。

14歲那年，父母相繼離世，楊振德憑着自學的中醫技術行醫謀生，獨自討生活。

轉眼到了1901年，25歲的楊振德，經媒妁之言，續弦嫁給了廣西鎮台大人鄧忠庭。

在那個時代，這算是大齡女青年了。

1904年，楊振德生下一個女孩，取名玉愛，她就是鄧穎超。

不料，鄧忠庭一看是女孩，非常不滿，對母女漠不關心。更嚴重的是，玉愛剛剛滿月，鄧忠庭就想將女兒送人。好在楊振德拚命反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菜刀:「你要把女兒送人，先把我殺了！」

一向溫順的夫人，突然和他拚命，鄧忠庭雖然性情暴躁，但也為之一驚，選擇了妥協。

但即便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也好景不長。

不久，鄧忠庭工作出現了變故，被以欺君之罪，發配新疆流放3年，3年後可官復原職。因女兒還小，楊振德不能隨行，她變賣家產，為丈夫湊齊了路費。

丈夫走後，楊振德本可以靠行醫，維持母女倆的生活。但因是「犯官家屬」，不能在廣西境內行醫。無奈，小小年紀的鄧穎超跟隨母親輾轉廣州、上海、天津等，漂泊大半個中國，只為解決生計問題，但仍經常處於困頓中。

1910年，在天津，母親在鄧忠庭老鄉的幫助下謀得一份校醫的工作，一個月有10元錢收入，管食宿。這個收入本足夠母女倆生活，但由於要接濟鄧忠庭與前妻的兒子，才7歲的鄧穎超不得已去編織廠幹活，每天可以賺到7個銅板。

這樣的年紀是本該上學的。

還好，母親後來謀得一份工資更高的工作，鄧穎超不用再去工作了。母親有文化底子，她抽空專心教女兒學習知識。

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事，鄧忠庭在新疆流放的期限滿了，眼看着一家人就可以團聚了。正準備回家，卻突然病故。

自此，鄧穎超徹底和母親相依為命了。

鄧穎超與母親楊振德

但人只要活着，生活還得往前走。

1913年，無論對於母親楊振德，還是鄧穎超都是及其重要的一年。

同盟會會員張星華介紹楊振德去社會黨辦的北京一所平民學校教書，9歲的鄧穎超也得以在該學校上學。雖然在這裡上班只管食宿，沒有工資，但卻接觸到了一些樸素的革命思想。

但僅半年，社會黨遭袁世凱鎮壓，負責人被殺害，學校被取締。母親失業，鄧穎超失學，只好又返回了天津。

這次經歷雖然短暫，但鄧穎超母女二人似乎看到了另一種活法。物質上的困頓雖然依舊，但內心卻變得更加豐盈。

為了給鄧穎超創造讀書機會，母親一天幹着四份兼職工作。

經過母親的悉心教導，這年秋，鄧穎超虛報兩歲，考上了直隸第一女子師範附屬小學，食宿、學費全免。

鄧穎超1916年讀書時

兩年後，鄧穎超考入了直隸第一女子師範預科，一年後進入本科學習。

1919年，鄧穎超投身五四運動，被推舉為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講演隊隊長，同為運動中的佼佼者，她與周恩來相識，共同創辦覺悟社，還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覺悟》，宣傳愛國思想。當然，主筆是周恩來。

但那時，他們僅僅是兩個志趣相投的愛國青年，沒有一見鍾情，也沒有互生好感。在他們的思想里除了愛國還是愛國，除了革命還是革命，不敢有任何「非非之想」。

更何況那個年代也是不允許的。學校都是男女分開，稱之為女校，男女混合的學校聽起來都是新鮮事。

但是，在1920年，事情出現了轉機。

這年夏，鄧穎超以優異的成績大學畢業，隨即被京師國立高等師範（即現在的北師大）附屬小學聘為教師。按慣例，當時女教師只能去女校任職，鄧穎超卻能去男校任職，當屬特例。

這年11月7日，法國郵輪「波爾多斯」號由滬啟航，在四等艙里坐着197名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周恩來便是其中之一。

這一批有志青年是要去法國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其中也包括一些覺悟社的社友，但畢竟赴法的名額也是有限的，大多數覺悟社社友像鄧穎超一樣留在了國內。

這樣，鄧穎超和周恩來經過短暫的相識，倆人便各奔東西了。

看似被千山萬水阻隔，倆人聯繫似乎都要中斷了，但恰恰卻為倆人創造了鴻雁傳書的機會。當然他們的交流僅限於「公事」，交換國內外革命情況，及他們的所思所想。

鄧穎超把他們在國內組織「女權運動同盟」，成立「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創辦《婦女日報》等消息，寫信告訴了周恩來。

周恩來從法國寄來的油印刊物《少年》、《赤光》也使鄧穎超耳目一新。同時周恩來也將自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心得及批判時事的文章寄給了鄧穎超。

當然，周恩來在寄信的同時，周恩來寄了很多明信片，展示了他們在法國革命生活的一面。鄧穎超收到的明信片最多，有一百多張。1983年，鄧穎超還回憶起這一幕，她將這些明信片都保存在一個相冊里。

沒有甜言蜜語，在這一封封的信件中，在這一張張的明信片中，漸漸，兩個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的心走得越來越近。

1922年，鄧穎超回到天津，在達仁女校任教。

達仁女校教師合影

經過兩三年的信件交流，1923年，遠在歐洲勤工儉學的周恩來向鄧穎超來信，表白了心跡。

無疑，兩個年輕人相互欣賞，這是兩情相悅的事情。鄧穎超將此事也告訴了母親楊振德，母親雖然見過周恩來，也很欣賞這個年輕人，但畢竟婚姻是一輩子的事，更何況自己已經有過一段很不幸的婚姻，對於女兒的婚姻，她是持謹慎態度的。

楊振德沒有直接肯定，她勸鄧穎超，一切等周恩來回國後再說。但年輕人心急，很快鄧穎超就與周恩來確定了戀愛關係。

楊振德不愧是一名開明的母親，她雖有保留意見，但也認可了二人的關係，還接待了周恩來的弟弟周同宇。

關於他們的這次戀愛的更多細節，後來在延安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周恩來無意中透露了一點信息。

在延安，領導、部屬、群眾都是親密無間的，可以隨便串門的。有一次，周恩來同陳毅、李富春三人結伴去散步，走到楊家嶺的後溝，這裡是統戰部和婦委所在地。

鄧穎超與陳賡等在延安

三位首長一到就被一群女孩子包圍，其中有一位大膽的女孩子就問周恩來:「周副主席，延安的同志們都說您和小超大姐是模範夫妻，你們是怎樣戀愛的？」

周恩來風趣的回答:「我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對了。我啊，就扳了指頭算，算啊算，算到了你們的小超大姐。」

1924年1月，鄧穎超加入了共青團，後轉為黨員，擔任中共天津婦女部長。

同年7月，周恩來從巴黎動身回國，9月份到達廣州，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後又在東征軍中任職。

熱戀中，一個在廣州，一個在天津，回國近一年時間，周恩來竟抽不出時間看望鄧穎超。

直到1925年7月，鄧穎超遭到天津當局通緝，隨在組織安排下南下廣州，終於二人有了重逢的機會。

母女倆一直相依為命，但這次，楊振德留在天津，第一次和女兒分別，她心中不舍，但仍選擇相信女兒，相信周恩來可以給兒女帶來幸福，支持兒女南下。

輾轉一個月，8月份，鄧穎超才乘船到達廣州，但周恩來忙於省港大罷工，竟然也抽不出時間去碼頭接人。後來委託了秘書陳賡去接人。

陳賡雖是個機靈鬼，但畢竟沒見過人，僅憑照片，在熙熙攘攘的碼頭，他看花了眼，也沒有接到鄧穎超，只好回去給周恩來道歉。

自天津一別，鄧穎超已經5年沒見到周恩來了，她懷着興奮的心情在碼頭人群中瞅來瞅去也沒有看見周恩來的影子。只好按照地址自己找上了門。

不久，鄧穎超與周恩來在廣州一間極其簡陋的小房子里完成了結婚大事。沒有儀式，沒有婚宴，沒有新衣服，甚至都沒有掌聲，一切該有的都沒有，但唯一有的是兩顆滾燙的心。

10月，鄧穎超發電報，讓周同宇接楊振德來到廣州。但此時，周恩來正在領導東征，並不在廣州。

楊振德來到廣州，看見女兒面色蠟黃，才分別幾個月到底發生什麼事了。一問才知道是私自打胎所致，母親又心疼又生氣。在母親細心照顧之下，鄧穎超的身體很快得到了恢復。

鄧穎超身體恢復後，就任國民黨廣東黨部婦女部長，楊振德不願依靠女兒女婿，她自己到執信中學當校監。

這年，楊振德已經50歲了。

1926年底，周恩來從廣州調到上海軍委組織部工作，但鄧穎超此時面臨分娩。關鍵時刻，兩人也不得不就此分別，但這一別卻為周恩來留下了終生的遺憾。

1927年3月，周恩來領導的第三次工人起義，成功佔領上海。4月就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鎮壓共產黨時，楊振德陪同鄧穎超住進了德國教會婦產醫院，但孩子不幸卻難產了。

但誰也不知道，這個孩子竟是他們最後一個孩子。

很快，廣州也開始屠殺共產黨，鄧穎超因為住進醫院，反而躲過一劫。後在醫生護士的掩護下，鄧穎超母女乘船先到香港。

5月1日到達上海。

但上海這麼大，周恩來到底在哪裡，他們一無所知，只能先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了下來。

但憑着多年的地下黨工作經驗，他們要找人也不難。

第二天，楊振德在報紙上登出尋人啟事:伍豪，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現在我帶她到上海找你，見報後希望速到旅館來。

周恩來其實天天注意着報紙上的消息，見到啟示後，他便立即派人來接鄧穎超母女，並將鄧穎超送進了福民醫院治療。

這時，周恩來得到一個很不幸的消息:由於生孩子後過於緊張、疲勞，子宮沒有收縮好，今後恐怕不能再懷孕。

這是一個令人難過的消息，但是此時正處於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反共高潮期，周恩來也來不及考慮這些私事。他輾轉武漢、廣州、上海、江西等地，從事革命工作。

後又經歷了顧順章和向忠發叛變，周恩來隨時都處於危險之中，鄧穎超也時刻陪在他的身邊。

1931年，周恩來去了中央蘇區工作，不久，鄧穎超也來到了蘇區，後來把岳母也接了過來。三人終於團聚了，但為了不給女兒、女婿添麻煩，已經57歲的楊振德選擇到紅軍醫院工作。當然，她是一名出色的醫生。

1934年9月，中央紅軍決定長征，但鄧穎超卻因為患有嚴重的肺病無法行走，組織決定用擔架抬着她走。但周恩來岳母楊振德因為年齡太大，無法跟着隊伍走，便留了下來。

後在南昌被捕，法官要她勸周恩來和鄧穎超不要當共產黨，楊振德義正言辭，說:「子女的事情我們父母管不了，即使蔣委員長也管不了自己的兒子。」

蔣經國當時正在蘇聯。

此後，楊振德被關押在九江反省院，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在國共談判中，提出釋放政治犯，但國民黨要求有人出保，才會被釋放。

楊振德不願連累別人，說:「我無親無故，沒人出保，你們要放就放，不放就算！」

後來，反省院關門了，楊振德最後一個被放了出來。

但1940年，楊振德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鄧穎超、周恩來與毛岸英、毛岸青

這一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從蘇聯治病回到重慶，周恩來將岳母接到了身邊。可此時岳母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了。

自從1934年一別，他們已經有6年時間沒有見面了。64歲的楊振德病倒了，這些年，她吃了很多苦，身體極度虛弱，高燒不退，又拉肚子。

鄧穎超看着母親，淚如雨下，母親卻平靜的說:「小超、恩來，我要回老家去了，你們不要難過。」

幾天之後，她走了，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是不重要的人，不要為我奔忙了！」

周恩來和鄧穎超肩並肩，默立許久，他們沒有說一句話。

楊振德一生命運坎坷，但堅韌不屈，對鄧穎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她病逝後，新華社發佈了訃告，高度肯定她的一生，周恩來也異常尊敬他的岳母。

1947年3月，國民黨對陝北和山東展開重點進攻，毛主席、周恩來、任弼時仍留在陝北指揮西北及全國的解放戰爭。

這年中秋，當周恩來在陝北戰鬥時，鄧穎超正在晉察冀邊區搞土地改革。她和秘書陳楚平住在一個老鄉家裡，這時她收到了周恩來的一封來信，秘書開玩笑說:「大姐的情書來啦！」

鄧穎超卻詼諧的說:「什麼情書，是形勢報告。不信你看！」

的確，不管在任何時候，周恩來永遠都會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所以他的來信絕不可能是什麼情書。鄧穎超早已經習慣。

但秘書仍然從這封信中仍然找出了「破綻」，她指着「今日中秋，對月懷人」

雖然寥寥數語，但思念之情仍然躍然紙上，他們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這麼特別。

1950年，鄧穎超與周恩來為革命事業已經操勞了大半生，卻不曾為個人考慮過任何事。

一天，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興匆匆的跑到周恩來的住處，臉上帶着幾分詭秘的神色。在中午時分，在她的鼓動下，衛士們將周恩來與鄧穎超請了出來。孫維世宣布，給爸爸媽媽舉行結婚紀念儀式。她把帶來的兩朵大紅花分別戴在了他們的外衣上，然後簇擁着到院子里攝影留念。

這是他們結婚25年的紀念日，正好是銀婚，也是唯一搞的一次紀念日。

周恩來和鄧穎超都喜歡孩子，但他們一生卻沒有一個自己的孩子。周恩來每當遇到同齡的孩子，都會想起他們的第二個難產的孩子，如果他當時在身邊就好了。

每當這時，鄧穎超也會內疚，她如果不打掉第一個孩子就好了。

但沒有如果，他們為了革命，犧牲的太多了。雖然沒有親骨肉，但他們收養了很多孩子，大多都是革命後代。

孫維世便是周恩來老戰友孫炳文的女兒，也是周恩來收養的眾多革命後代中的一個。除此之外，他們還收養了李碩勛的兒子李鵬，蔡和森的兒子蔡博，錢壯飛的兒子錢江、錢一平等。

1954年，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期間，鄧穎超正在國內，她看到庭院中的海棠花正盛開。

海棠花是周恩來最喜歡的花，她壓了一枝，裝在信中寄給了周恩來，並在信中寫:「紅葉一片，寄上想念。」

同樣周恩來為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則託人帶回了壓制好的日內瓦名花芍藥花。

一花一葉，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情正是體現在這點點滴滴上的關懷之上，他們則把自己的一腔熱血獻給了革命事業。

周恩來為國計民生，日夜操勞，而且他的工作有個特點就是今日事今日畢，且凡事躬親，因此每天都得熬到深夜，通宵達旦也是家常便飯。周恩來曾經說過一句話:「我不能坐，一坐下就會睡着。」

每當周恩來和工作人員午夜酣戰之時，鄧穎超總是派人送上幾塊點心或者一小盆素湯麵，給大家增加一點能量。

由於兩人的休息時間不一致，每逢鄧穎超在休息時，周恩來進卧室總是躡手躡腳，生怕弄出聲響。有時工作忙，見不到鄧穎超，他也會派警衛員去告訴一聲。

在新中國成立後，二十多年的光陰里，鄧穎超除了做好他的本職工作外，將全身心的投入到支持和關懷周恩來的工作上。

至今還記得小學時學過的一篇課文《周總理的睡衣》，鄧奶奶一針一線的在為周總理縫補睡衣。

1972年，周恩來患上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才住院。在周恩來最後一年半的時光里，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鄧穎超每天都會去醫院看望。如果做手術，她就會在外面等，無論凌晨還是深夜。

1976年1月8日，是一個舉國沉痛，全球悼念的日子，一代偉人周恩來逝世了。

鄧穎超的心快碎了。

她15歲與周恩來相識，如今已72歲高齡，風雨同舟57個年頭，這幾乎是一個人一生的光陰。

她獻上最潔白的鮮花，並獻上一個花圈:「戰友——小超哀獻」。

他們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又是親密無間的戰友，但更多的卻像是一對革命戰友。因為他們一生沒有私心，沒有為個人考慮過，將所有的熱血和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和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從相識到訣別，他們一直都在戰鬥，所以戰友是多麼貼切的一個稱謂。

謹以此文記紀念周恩來與鄧穎超偉大的愛情，及他們無私的奉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