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馬國川提出的這一觀點,二戰後的世界局勢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印證了這一現象,但要探尋其根本原因,需要從多個維度進行剖析。
從經濟體制角度來看,美國所倡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自由競爭、私有制和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在這種體制下,企業和個人有較大的自主性去追求經濟利益。例如,美國本土的眾多企業,像蘋果公司,能夠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憑藉創新技術迅速崛起。它可以自由地進行研發投入、市場開拓,在全球範圍內整合資源,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和資本。而跟從美國的國家,如一些西歐國家在二戰後接受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援助後,融入了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它們能夠利用美國的資本、技術和廣闊的市場,發展自身的外向型經濟。以德國為例,德國的汽車工業、機械製造業等在這種經濟體系下迅速恢復並走向世界,通過與美國企業的合作與競爭,不斷提升自身的技術水平和管理經驗,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富裕。
相比之下,蘇聯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在建國初期對於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快速恢復國民經濟等方面確實發揮過巨大的積極作用。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在計劃經濟下,企業的生產計劃由政府統一制定,缺乏市場靈活性。企業沒有足夠的動力去進行創新和提高效率,因為生產指標是按照計劃來完成,而不是根據市場需求。例如蘇聯的重工業部門,雖然在國家計劃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了龐大的工業體系,但生產出來的產品往往質量不高,而且存在嚴重的資源浪費現象。跟從蘇聯的國家,如東歐的一些國家,在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缺乏活力,企業發展受到諸多限制,人民的生活水平難以得到顯著提高,最終導致經濟發展的滯後和貧困。
從科技創新的推動模式來看,美國有着一套完善的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體系。美國政府通過制定政策鼓勵企業進行研發投入,如給予稅收優惠等。高校和科研機構與企業緊密合作,使得科研成果能夠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像硅谷的發展就是典型的例子,斯坦福大學等高校為周邊的高科技企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和技術支持,企業在市場需求的刺激下不斷進行科技創新,開發出諸如互聯網技術等一系列改變世界的創新成果。跟從美國的國家能夠在這種科技創新的輻射下,受益於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提高自身的生產效率和產業競爭力。而蘇聯的科技創新主要依靠國家的計劃安排,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的聯繫不夠緊密,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的過程較為緩慢。這使得蘇聯及其跟隨國家在新科技浪潮的競爭中逐漸落後,影響了經濟的長遠發展。
從對外政策方面來看,美國在二戰後建立起了廣泛的盟友體系,通過經濟援助、軍事保護等手段,將眾多國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這種盟友關係為相關國家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有利於吸引外資和開展國際貿易。例如日本,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下,能夠將大量的資源投入到經濟建設中,發展外向型經濟,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而蘇聯在冷戰時期,與西方處於對抗狀態,其跟隨國家也被捲入這種對抗格局中。這使得它們面臨著外部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壓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發展空間,難以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來發展經濟。
然而,這種說法也並非絕對。每個國家的發展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一些曾經跟從蘇聯的國家,在蘇聯解體後,通過自身的改革和探索,也逐漸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同時,跟從美國的一些國家,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也面臨著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激化等問題。所以,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而言,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跟從某個國家就能走向富裕或者貧窮,更重要的是要根據自身的國情,探索出一條獨立自主、符合自身發展需求的道路。
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各國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學習、相互借鑒成為常態。無論是曾經美國模式中的市場經濟、科技創新模式,還是蘇聯模式中的某些計劃經濟時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經驗,都可以為不同國家的發展提供參考。每個國家都應該以開放的心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走出一條適合本國人民的富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