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五四的再認識

殷海光（1919－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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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五四的幾種看法

五四運動的影響雖然在中國的社會文化里繼續發生作用；但是，五四運動的運動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了。在將近五十年後的現在中國人，怎樣看五四運動呢？

如果地球表面的人類過去的活動及其記載就是「歷史的事實」，那麼對這「歷史的事實」的說明和評價常隨着不同的人們事先就有了的認知層面、價值判斷，以及和價值判斷黏合在一起的情緒反應，等等之不同而不同。吾不見！同是一個舉動，某甲把它叫做「起義」，某乙可能把它叫做「叛亂」嗎？對於同一舉動之所以有天南地北的這兩種不相容的評斷，顯然是背後所預設的法統建構不同所致。但是，除了作這樣的預設以外，我們實在找不出任何決定性的理由（reason of decision）來肯斷甲的預設是至當不移的真理，乙的預設是邪說。

五四運動的運動行為雖然過去了，但是既然它所發生的影響猶在，於是一提起它來許多人難免戴起自己習而不察的有色眼鏡來看它，或者是作不同的情緒反應。我們現在把這將近五十年來許多人對於五四運動的看法之主要的幾種展列出來：

第一 保守主義的看法

我在這裡把保守主義當作一個大類名。這個大類名包含傳統主義。在傳統主義裏面，包含新傳統主義。保守主義者的共同觀念是「唯古是尚」「非聖無法」，凡屬政教禮法我都優於外邦，保住了這些，就是保住了根本。在這些觀念基礎之上，通過宋明理學的架構，新傳統主義者借重柏拉圖的觀念說，黑格爾的理性發展模態說來掌握歷史和文化的發展法則，以及藉康德的先天論及範疇說來撐持倫范之不可移性；有時益之以斐希特的獅子吼，來重建固有的道德性的文化宮殿，強調「正統」的絕對性。這類人士頗受德意志觀念論的影響，把中國社會文明的現實玄學化了。

這類人士，於是，一看到「變」就討厭。他們認為「變之哲學」違離原本的完美。「變的行動」只有趨於混亂紛雜。依此，他們認為五四運動的觀念和言論越離正統，膚淺浮薄，違背綱常；五四運動的行動幼稚激越，導致中國於大亂。

乍看起來，這類言論「義正詞嚴」，頗有一番道理，大有仗正統而斥異端的氣概。可惜得很，氣概不等於真理。稍一思索，我們只好說這類人士「虛構樓閣，不明事理」。這些人士除了自己堅持而又愛好的幾許觀念以外，就是從這裡出發來作思想的遊戲以自慰。因此，彼等的認知作用絕大部分被自己虛構的形上體系霧罩，對於大多數人生活在其中的經驗世界之認知成半盲狀態。彼等只肯定自己虛構之「常」，而不知世界之變。他們對於近一百二三十年來中國傳統的人理建構因不能適應一個變動的世界而漸告解體缺乏經驗的了解，對於中國動亂的因果缺乏就事論事的說明。這樣的人，怎會對五四運動有個客觀的認知？

第二 激進主義的看法

我在這裡所說的「激進主義」，包含自由主義者，和受西方影響而又傾向於效法西方者。這類人士視五四運動為中國除舊更新的真正起點。五四運動所標揭的口號「科學」及「民主」使他們對新中國的憧憬達到高峰。群眾式的愛國運動使他們因興奮而感到自我的重要。白話文運動使他們的個體空前的擴大和影響力空前的增加。新文化和思想的接觸使他們走進知識和觀念的新天地，甚至觸發個人性格的轉變。就這些層面來說，五四運動為知識分子開闢了新境界。五四運動並且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大熔爐。曾經在這個大熔爐里融化過的人，為五四的成就而感到驕傲，但也因五四的夭折而失望。當然，失望還是希望的反轉。

2

不平衡的匯聚

像五四運動這樣思想性的、知識性的、文化性的、政治性的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自發運動，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不用說，它的激動力不是過去書生們「公車上書」所能比擬的。它所觸及的許多問題之基本性，在中國自秦漢以降簡直是破題兒第一遭。在中國的過去，統治的建構是漢代以降一直以儒宗作人理的正統。對於這個正統，並非完全沒有知識分子懷疑或挑戰。

但是，這類懷疑或挑戰，大率採取兩種形式：第一類是個人的思想家，例如王充、李覯、李卓吾、顏習齊、戴東原等特出的人物。第二類是有不同的大觀念系統作靠山且又有特殊行為模式或生活態度，以及傳承可守的一片一片的人。他們就是佛老之徒。這些人對正統儒門有時持消極的不合作的態度，有時持瀰漫式的消融，終於作成某種程度的調協而取得偏側的地位，因此維持思想系統的准獨立狀態。

然而，五四運動的主峰則是從根本上「疑古」，直截了當的搖撼「孔家店」。同時，新青年們像是換了一雙眼睛和一副頭腦，對於傳襲的社會制度、家庭組織、內政外交，以至於代代沿用的文章體例，發生全面的懷疑。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只在政治形式上改變了中國。內容的改變實在是少之又少。五四運動，無論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真是中國從觀念到制度的全體變革的開端。於是，我們現在要問：這樣的一個運動是怎樣形成的？

最顯著的原因是胡適、陳獨秀，這些人物有新的思想，並且辦刊物著文鼓吹，掀動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附和信從，蔚然成為風氣，鼓盪而成為潮流。但是，最顯著的原因常常不一定是唯一的原因。而且，在人事世界，單一的原因常常不足形成一個大規模並且影響廣大和深遠的運動。假定在目前的中國，起梁啟超、胡適、陳獨秀於地下，像半個世紀以前一樣的能夠自由辦刊物來鼓吹相同的觀念和宗旨；他們要能夠發生和當年相同的影響，那才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們要了解五四運動，必須從孕育它的時代與背景開始。

迪更斯在《雙城記》里，一開頭便說：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惡劣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笨的時代。這是有信仰的時代，這是失去信仰的時代。這是光明的時代，這是黑暗的時代。這是充滿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我們眼前有一切東西，在我們之前什麼也沒有。我們大家就要進入天堂，我們大家就要下地獄。——總而言之，這一時代就像現在。有些最好言論的著作家認為這個時代無論是好是壞，都達到最高峰。我們已經置身於其中。」

五四運動由之而孕育出來的時代與背景同迪更斯所描寫的正相似。

五四運動有文藝復興的一面。現代中國文藝復興所處的情況和歐洲從意大利發軔的文藝復興所處的情況很相似。蘭格爾說：

「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是一個混亂和衝突的時代，無論是在政治、在宗教、在道德上，還是在個人性格上，都充滿了混亂和衝突。在同一個社會，或是同一個人身上，有着中古的品質，也有近代的品質。於是，這些情形產生許多嚴重的矛盾以及令人吃驚的不協調之處。」

五四運動頗有相似的情形。

中國人有「自由」沒有？有許多人說中國人有許多自由。另外有許多人說中國人沒有自由。中國人是否「自由」，這個問題的解答，牽涉到「自由」一詞的語意。如果這個問題里所謂的「自由」意指「有制度保證的自由及被正式建構化了的諸基本人權」，那麼中國人自有史以來根本不曾有過自由。

但是另外兩種意義之下，中國人享有不少的自由。第一，因着統治觀念尚自然、重風俗習慣、有時尚無為，加之統治技術不發達而官府管不到的空隙頗多，於是小百姓的「自由」頗多。第二，權力結構鬆弛，甚至解體，在前一統治機構失去控制力而後一統治機構尚未形成之交，出現了統治的空隙。在這種時隙，中國人有「自由」。五四運動所在的情景恰好兼有這兩種情景。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恰好享有這兩種「自由」。

這兩種空隙，對於土匪、豪強、擁兵自雄的人物是一大「解放」，正是「時勢造英雄」的時候，也是「英雄造時勢」之秋。對知識分子而言，也是大好的「羅馬假期」。就五四運動的情景來說，在一方面是孔制的崩解對當時的新青年一般的失去觀念上和行為上的規範作用；在另一方面其後二三十年把青年當工具而加以「訓練」的制度連影子也沒有。北方的官府只知在事急時捕人，受到壓力時又釋放。

「士為四民之首」的習慣地位還依然存在。非知識分子仍然不敢有系統假造知識並冒犯知識分子的尊嚴。就在這種雙重的「自由」之下，當時的新青年能夠「自由」的結合。自由的結合構成新青年自己的「亞文化」。從這一亞文化醞釀出真實的中心觀念以及與之相聯的行為動向。

海濱的樹長期受到來自南方一面的季候風吹迫時，所有樹榦都傾向一邊。同樣，當著人的觀念及思想活動，被於一個制度化了的觀念及思想中時，他便只會作那樣的觀念及思想活動。人的觀念及思想在受到許多不同的觀念及思想的刺激時，才可能作新的開展。

自清末「歐風美雨」東漸以來，到了五四時代西方觀念和思想之輸入更隨着白話文和新學制的推行而大增。這不僅打破了知識分子的單一觀念和思想，而且更進一步掀起他們的觀念及思想上的衝突和不平衡。為了解決這一困境，他們不能不努力求知並且思想。當時的知識分子為此所付代價是很大的。因此，他們在這方面也獲得時代性的進步。

清末一九O五年廢除科舉制度，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傳統地位動搖的正式開始。雖然如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地位並沒有一下子就此喪失。這有許多原因：第一、在社會文化中尊重知識分子的慣性沒有消失。廣大的基層依然有賴知識分子的識見作路燈；第二、新興的工業階層、白領階層、統治精幹集團均尚未形成。知識分子依然是官吏的預備隊。因此，知識分子的社會領導功能猶存；第三、知識分子的經濟基礎在動搖中，但是動搖的深度和廣度尚未到根本不能保持其固有地位而必須大量寄食於工商業的地步。

這種情況相當的保住了知識分子獨立聲威和發言力；第四、舊式的功名人物雖然日漸凋落，但是象徵著新希望的西化知識分子卻取代着他們空下來的地位和聲威。「教授」和「博士」跟「翰林」和「進士」同樣受人尊重。這些人的預備隊——大學生——也受到鄉黨仰望。於是他們的發言自然響亮。

3

五四運動的特徵

在從傳統的權威翻出來以後，五四運動所表現的特徵之主要的是反偶像主義。而反偶像主義就是一種違拗作用。違拗作用不是理知作用，而是情緒作用。這樣的作用，發揮在有知識的人身上，可能是講出許許多多道理。但是，發動講這許許多多道理的動機，不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為了心理上的一種滿足。這種心理上的滿足的特色之一，就是有一定的方向。這一定的方向就是凡傳統的權威所肯定的它一概否定。這樣，可使解放者得到一種從桎梏中逃出的高度的愉快。

但是，解放者多不自覺，他們還自以為追求到真理。在這種情境之下，也許可能得到若干真理。不過，這些真理是「碰」出來的，不是「發現」出來的。所以，在這種情境之下，所得到的真理只能算是意外的收穫，不是辛勤的收穫。這種違拗作用及其結果，在藉反傳統的權威而展開的運動里是常見的。它的本身是一種衝力，這種衝力的盪決作用大於建設作用。五四運動之思想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頗富於這種特徵。

知識分子習於拿理想來對照現實。過去的中國知識分子較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尤甚。因為，跟今日的中國的知識分子比較起來，他們所受挫折和幻滅少得多。何況他們正處在觀念和思想的大激蕩與解放的時代。何況他們正在情意高昂的巔峰！在這樣的巔峰，理想主義抬頭，希冀成為推動行為的主司。拿當時的現實情況，和讀書人認為應有的現實情況來對照，叫人太失望了！人是希望理想成為事實的動物。袁世凱是清末民初的一個最具關鍵地位的人物。「歷史的必然」似乎是神話。人類的歷史是一組一組適然函數（contingent functions）的紀錄。

如果不是袁世凱而是別的甚麼人，中國從清末到現在的歷史也許根本就不是這個羅聚形態（configuration）。袁世凱機智，雄才大略。他是玩現實政治權術的能手。可是，他的權力欲沖昏了他的頭腦。他的知識似乎不夠認識他所在的時代變動和趨向。他的政治憧憬在金鑾寶殿。他是他自己的觀念的俘虜。他想再建帝國，卻觸了當時許多人正在興頭的符征系統及語言標號。在「潮流」激蕩之下，他的帝國來不及扎穩腳，自己先垮了。袁世凱垮台，他手建的北方軍事系統也跟着解紐。那些擁兵自雄的人失去統御，為了地盤、金錢和名號交火。這就是「軍閥混戰」。

強鄰的勢力藉着這種情勢伸張，造成「喪權辱國」的事件。內部的擾亂和外來的壓力匯積起來，對於當時「憂時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心靈上構成嚴重的壓力。在尚未移除的傳統教養上，知識分子對社會國家負有責任的觀念。這種責任觀念使身歷這些壓力的知識分子忘記了自我的現實利害，一股勁急切想解決社會國家的那些大問題。巴黎和會上對山東問題不公正的處斷只是促使這種積蘊的爆發點而已。

初等邏輯在批評一般人思想上常犯的弊端中，有一種弊端叫做「偏向的聲訴」（special pleading）。五四運動時一般知識分子常犯這種毛病。這種毛病足以把思想活動壓向一域，並且在有意無意之間以為那一域就是一切而不知其他。在任何時代，在任何地區，流行的所謂「時代精神」（zeitgeist）就是這種東西。這種東西常能夠激動一群人，甚至使一群人狂熱；但是卻常將這群人的思想對鎖到一邊。演變到極端，就造成信仰上的不寬容，思想上的壟斷，甚至人身的迫害。

五四時代的思想主要的是出於反傳統，於是形成一股氣流，以為凡傳統的東西都不足以「匡時救國」，並且有礙於創造新社會，因此應須一律掃除。這種想法導出另一種想法，即以為要「匡時救國」及「創造新社會」必須求之於中國傳統里所沒有的東西。

科學與民主是中國所沒有的「西來法」，因此被熱烈提倡。至於中國人的價值取向、思想模態是否適於一步登天似的學習科學；中國的社會結構、基本觀念、權威性格、行為模式是否宜於驟然實行西式民主，這些深進一層的問題，當時一般知識分子在意興高潮激蕩之下是考慮不到的。於是，提倡科學之最直接的結果之一是把科學看作唯物論或科學主義。推行西式民主的結果更是悲慘得很。

4

幾點論評

許多人說五四運動人物的思想淺薄。我認為這是幾乎不用提的。如果將近五十年後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還覺得五四人物的思想深厚，那麼真是太可悲了。那十足證明這將近半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思想和知識方面一點進步也沒有。不錯，五四人物的思想是淺薄的。但是，他們有銳氣。這種銳氣，是迎接新觀念思想的動力。

毫無疑問，就迎接新觀念思想來說，五四時代是一個很值得回憶的開端。在那一時代，如前所說，中國舊的統治意理（reigning ideology）失去支配觀念及思想活動的力量，新的意理（ideologies）尚未取得統治的地位，中國知識界真是重逢「諸子百家，異說爭鳴」的盛況。當時流行的西方學說，毫無禁忌的介紹到中國來。那些介紹粗淺，並且往往走了樣，但是花樣多，開人的聰明，使人知道「窗外」有些什麼世界，大大提高了知識分子求知的興趣以及思想的努力。那時的知識分子真像驚蟄的冬蟲般，一下子沐浴在春暖花開的陽光里。

今日的知識分子，好像又逢肅殺的嚴霜，一齊又冬眠起來。

五四時代倡導的「科學」及「民主」的確是中國所需要的：只是五四人物自己多不了解科學及民主；而且，他們在興頭上不知道，就中國而言，僅僅有科學及民主是不夠的：道德更有基本的重要性。現在，人類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是生活在核子時代，可是許多傳統的道德家要大家遵守的卻是「舊石器時代的道德」。所謂永恆不變的先驗道德，在人群現實的生活作用趨近於零。不過，縱然為中國古代社會所設計的德目已不適合一個激變而又翻新的時代，這並不涵蘊不要道德。人間沒有冰箱可以活下去；人間沒有道德，怎樣活得下去，那是不可想像的事。

一般而論，中國目前的知識分子只對自己的身家負責，而且只能對自己的身家負責。時至今日，中國的知識分子即令要對自己身家以外的事負責，也將不知究竟去對哪些事負責，而且誰要他們去負責。至少在這方面，今日的中國一般知識分子實在有面對大海，去路茫茫之感。相形之下，今日的中國一般知識分子的自我頗為萎縮，而五四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則甚膨脹。他們看不見身邊細事，而對時代的大問題是那麼關切。這裏面的心靈狀態是一種超越個人得失計較的心靈狀態。就因有這種精神，五四人物才有力量開創一個蓬勃的時代，盪剔一部分舊污。從這一方面觀察五四運動，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只有感到嚮往的。

從許多角度來看，五四無疑是現代中國新發展的起頭。五四人物栽下這顆樹苗。可是，不等到這顆樹苗成長，它就被折斷了。作為一個文藝復興運動來說，五四運動的時間太短了。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從十四世紀開始延展到十七世紀。所以，它結出那些豐盛的果實。五四時代之發生動力，不過十來年。如果要求在十來年之間的中國文藝復興創造歐洲文藝復興幾個世紀造出的奇蹟，那是人類辦得到的事兒嗎？環繞着五四運動的是各種各色的大小動亂。

緊跟着五四運動起來的，是許多不同來路的意理互爭統治地位。動亂使五四運動無法成長和發展。強有力的統治意理出現，五四運動的活潑自由精神便被消滅。終於，一部分人把五四的功績據為己有；另一部分人將五四運動當作替罪羔羊。然而，五四運動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中國文化必須從這一開端向前邁進，繼續不斷的充實和改進，才能走上正軌道。

（首發於《大學生活》1968年5月號，轉載自《殷海光文集修訂本4·思想探索的旅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