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行法案之時，丘吉爾及其家人遭到一系列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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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9年11月4日，下議院以397票支持、156票反對通過了「人民預算」。即使做出了一些讓步，預算案還是保留了提高土地稅，以及對收入超過3000英鎊（約合今天的30萬英鎊）者徵收附加稅等條目。

丘吉爾遭遇襲擊

在辯論中，丘吉爾代表阿斯奎斯做出明確表示，上議院如果否決該法案，後果只能是重新進行大選。10天後，一位名叫特麗莎·加內特的婦女參政論者，在布里斯托爾米德思神殿火車站，用馬鞭襲擊了丘吉爾，儘管他身邊圍着的都是警探。

《泰晤士報》寫道：「他看到鞭子就要落下來，就和那個女人爭奪起來。有那麼一會兒，搏鬥在進行中……」人們聽到那個女人發瘋似的喊着：「拿去吧，你這個野獸，野獸！」丘吉爾先生從襲擊他的人手中奪過了鞭子。

他繼續前往科爾斯頓大廳開會，儘管有一些婦女參政論者在會上鬧場，不過她們要破壞的是所有自由黨政客參加的會議，而不僅僅是針對丘吉爾。加內特因擾亂治安被判處一個月監禁。

《自由主義與社會問題》於11月26日出版。同一天，保守黨頑固派領袖——米爾納勛爵，在談到預算案時說：「我們有責任阻止它，並譴責其後果。」4天後，克萊門汀在埃克萊斯頓廣場的家裡為丘吉爾舉辦了35歲生日聚會。客人中的一位艾舍爾勛爵對他兒子這樣講道：

他家一樓有一間漂亮的雙人房，裏面全是書……生日蛋糕上插了35支蠟燭。還有一些彩色拉炮。整個晚上他都坐在那兒，頭上戴着一頂買彩色拉炮贈送的紙帽子。如果成千上萬參加他演講會的人能看見他現在的樣子，一定都會覺得很奇怪

他和她坐在同一張沙發上，他握着她的手。我從未見過兩個如此相愛的人。如果他下了台，就一分錢都不會有，他就得自行謀生。但是他說，如果你能和你愛的人生活在一起，就是值得的。儘管他討厭住在一個只有兩個房間的出租屋裡，但是，只要能和她還有孩子在一起，他就樂意！

晚宴提前結束，這樣大家就可以去上議院觀看投票情況了。預算案以350票對75票被否決。兩天後，議會解散，必須重新進行大選。投票將於1910年1月14日開始，自由黨將會以「選擇同伴，還是選擇人民」的口號繼續鬥爭。

在競選期間，丘吉爾迅速出版了《人民的權利》一書，這是他關於上議院改革、預算案、自由貿易和稅收的演講精選集。他積極投入競選活動，對他最喜歡的那個敵人進行了進一步的冷嘲熱諷。

「貝爾福先生當然是一個領導人，他會做他的追隨者們讓他做的任何事情，」在一次演講中他對觀眾這樣說道，「只有當他知道他的追隨者錯了時，他才會做得三心二意。」

印度前總督寇松勛爵，在為奧爾德姆的貴族辯護時，詰問丘吉爾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欠了他父親點兒什麼。幾天後丘吉爾在伯恩利回答：「那還用說？我當然欠他的，我的一切都是他給予的。」

議會解散，重新進行大選

但是，世襲議會立法者們的這種辯護又有什麼意義呢？我不認為如果我的父親是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成員，我就永遠得是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成員，不管伍德斯托克的人怎麼看待我。的確，我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說明有些人繼承了自己傑出的父親的衣缽，他們自己也取得了同樣甚至更大的成就。

但是，又有多少例子卻是相反的情況呢？你幾乎可以用手指就能數出子承父業的例子。事實上，寇松勛爵引用的例子還沒有他的手指多，但是，想一想那些相反的事例吧，它們雖然常常被體面和仁慈的面紗遮蓋，卻是數量巨大。

他很清楚，一個人，如果他的父親很傑出，他自己在生活中也獲得成功的例子就很少。

寇松引用了19世紀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的名言：「所有文明都是貴族的傑作。」丘吉爾在談到他的工人階級占多數的前選區時說：「他們喜歡奧爾德姆的那種狀態，在那裡，沒有一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不會覺得自己時刻被恭維着……準確地說，是所有文明的辛勤勞動，才使得貴族制度得以維繫。」

寇松抱怨丘吉爾，說他的「舉止簡直就像一個挖泥工人」，牛頓勛爵則說，「溫斯頓·丘吉爾那些下層社會的黑話，簡直令人作嘔」，博福特公爵說，他希望能看到丘吉爾和勞合·喬治兩個人「站在20對兒獵犬中間」。

沒過多久，丘吉爾就興高采烈地，把這一切說法彙報給了沃林頓的聽眾。對這場衝突的報道是如此廣泛，以至第二天《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丘吉爾在賽馬俱樂部被砍傷，俱樂部的僕人們為他提供了「明顯是很不樂意」的服務。

丘吉爾在選舉中收到許多名為「老鼠的獎勵」的明信片，上面有一張圖片，一隻小紅鼠正在吃一罐蜂蜜，旁邊寫着「貿易大臣的薪水：每年2000英鎊」。各種關於丘吉爾家的惡毒謠言也在四處傳播。

弗雷迪·伯肯黑德後來記錄了，克萊門汀告訴他的這一時期的情況：「他們身邊的氣氛惡劣極了。像倫敦德里夫人那樣的人恨不得把他們砍死；佩吉·克魯（侯爵夫人）雖然是自由黨人，卻也是舉止乖張，她告訴克萊門汀，溫斯頓與勞合·喬治的交往讓她感到尷尬，應該阻止他們的交往；瑪戈·阿斯奎斯……則是充滿敵意和不友好。」

不過，克萊門汀卻可以「把仇恨視為一種恭維」。當她被卷進一場的士事故中，人行道上以及他們位於埃克萊斯頓廣場的家中大廳里，出現了一些血跡時，「立刻就有人傳謠說溫斯頓有打老婆的習慣」。丘吉爾不再閱讀關於他自己的新聞剪報。他到哈羅公學訪問時遭到了噓聲攻擊。

大選投票從1910年1月14日開始，一直持續到2月10日。1月22日，獲得10747票的丘吉爾以微弱優勢再次當選鄧迪選區議員，工黨獲得10365票、保守黨4552票、聯盟黨4339票，頑固的禁酒主義者埃德溫·斯克林傑1512票。

從全國的選舉結果看，票數也非常相近，275名自由黨人當選，273名聯盟黨人當選，82名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當選，40名工黨人當選。自由黨獲得288萬張選票，工黨獲得50.5萬張選票，聯盟黨獲得313萬張選票。

自由黨失去了104個席位和1906年所獲得的多數黨地位，本來7年的任期變成4年。但自由黨仍然是最大的黨，阿斯奎斯繼續留任，在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和工黨的支持下，自由黨有足夠的票數可以通過「人民預算」。

在最後的結果公布兩天後，阿斯奎斯提出讓丘吉爾擔任愛爾蘭首席秘書一職。「至於我自己，我想去海軍部，」丘吉爾大膽地回答，「或者到內政部去。如果你允許我這樣說，我認為大臣們應該在政府中，擔任與他們對整個國家的影響，比較相稱的職務。」

丘吉爾出任內政大臣

阿斯奎斯答應了他的請求。這樣，35歲的丘吉爾就成為，繼1822年羅伯特·皮爾爵士以來，最年輕的內政大臣。他也是（到當時為止）唯一一個進過監獄的內政大臣，更不用說他還從監獄裏逃出來過。

1910年2月21日，星期一，丘吉爾就任內政大臣一周後，簽署了第一個死刑令。由於每個被判死刑的人在上絞刑架前，都有最後上訴請求寬大處理的權利，丘吉爾必須審核每一個案件。那天晚上，在晚餐時，他在與伊恩·漢密爾頓的妻子瓊交談時說，很明顯，做這樣的決定「給他帶來了壓力」。

涉案男子把一個小孩帶到一條小巷裡，然後殘忍地割斷了她的喉嚨。「想想看，」他相當野蠻地說，「什麼樣的社會才會迫使一個人做那樣的事情。」她認為他正處在一種「情緒敏感、容易激動的狀態下——活生生的」。丘吉爾認為就這些案件做出決定是「最痛苦的」。

就像他兒子多年後說的那樣：「一旦意識到自己的直接責任，每一件案子他就會深思熟慮。」在提交給他審核的43起死刑案中，丘吉爾改判了21起緩刑，高於他的前任在過去10年中判決的40%的緩刑率。

他對威爾弗里德·布倫特說，在死刑案中，平均每兩周他就要行使一次生殺大權，這對他來說簡直就是一場噩夢。幾乎所有的謀殺案都是愛情與酒精的結合。儘管如此，他還是支持死刑的，他對愛德華·格雷爵士說：「對大多數人——包括所有最優秀的人來說，無期徒刑比死刑更糟糕。」

這反映了他的個人信念，也是軍人們普遍具有的一種堅忍的態度。他還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比如「得了不治之症，或是遭受了羞辱」，自殺是可以接受的。他對瓊·漢密爾頓說：「我們終究是把死亡看得太重了。」

1909年8月17日，雖然丘吉爾對印度國王的愛並未改變，但是他承認了印度革命領袖——馬丹·拉爾·德辛格拉的勇敢。德辛格拉因暗殺前總督副官——中校寇松·威利爵士，而在彭頓維爾監獄被處決，他所推動的這場恐怖活動的目的就是敦促英國退出印度。

「印度現在唯一需要學習的一課，就是學會如何去死。」德辛格拉在上絞刑架前說：「而唯一能教會大家的方法，就是我們自己去死。所以我要去死，以我的殉道為榮。」丘吉爾對威爾弗里德·布倫特說，德辛格拉將會在未來2000年中被人們銘記，就像我們記着雷古拉斯、卡拉克塔克斯和普盧塔克筆下的英雄們一樣。

他還引用德辛格拉的遺言，稱其為「愛國主義的最好表達」。他認為「如果減刑，那將是對他的一種額外的折磨」。丘吉爾對敵人的勇敢表現出公開的尊重，無論是對帕坦人，對托缽僧，對布爾人，對印度革命者，還是對後來的愛爾蘭共和黨人邁克爾·柯林斯，以及對德國將軍歐文·隆美爾，這是他的天性中極富魅力的一個特點。

多年後，丘吉爾對一名助手說，他在做內政大臣時，「經常神經緊張，憂心忡忡」。他發現最好的補救方法，就是「把帶來麻煩的所有事項都寫在紙上，這樣就能清楚地看出來，哪些事情其實僅能算作尋常瑣事，還有哪些事情是壓根兒就無法補救的。這樣一來，需要我們集中精力去處理的，也就只剩下一兩件事了」。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內政部已經變成一個雜貨箱，適合其他部門處理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放進這裡。所以除了輕判和減刑，丘吉爾現在還不得不擔心的其他事情包括治安、監獄、緩刑、關於工作條件的規定、酒館執照和工人的傷害賠償。

《參考文獻》

《伯肯黑德文件》 ，65；

科爾維爾，《邊緣》， 444 ；

巴特勒，《英國政治事實》，第 26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