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後，戰犯黃維進入治喪委員會，還獲准到人民大會堂守靈

上世紀80年代，原國民黨第12兵團中將司令長官黃維接受記者採訪，被問到新中國成立後，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哪件。他思索片刻後說道：

「有這麼一件事情，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不得忘卻，所以今天不妨說出來給你聽聽。那是毛澤東先生逝世沒幾天的時候，我接到一個通知，要我去人民大會堂守靈。我十分納悶，說來奇怪，第一批放出來的宋希濂、杜聿明等人沒有讓去，偏偏讓我這個最後出來的人去。那個情形下，好像只有我一個人才是毛澤東先生下令釋放的。」

事實上，儘管只有黃維一人接到通知到人民大會堂為毛主席守靈，但他提到的杜聿明跟宋希濂，也進入到了治喪委員會的名單當中。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報治喪委員會名單時，最後的三個名字，讓全國人民倍感詫異。在這樣一份集中了中央領導、開國將帥及民主人士的名單中，三個特赦戰犯的名字着實有些刺耳。

末路

1948年12月25日，新華社公布了43名國民黨首要戰犯名單，時任國民黨徐州「剿總」副司令的杜聿明位列其中。此時的淮海戰役已經結束了第二階段的戰爭，為了配合平津戰役對傅作義的勸降，解放軍進入休整期，而杜聿明正跟邱清泉、李彌等人一起，被圍困在狹小的陳官莊，坐以待斃。

在這之前，淮海戰役剛剛開打不久，國民黨第七兵團黃百韜部12萬人馬陷入重圍，徐州告急，蔣介石急令黃維的十二兵團救援徐州，不準以任何借口延遲行動。在蔣介石的不斷催促下，黃維帶着十二兵團一頭扎進了解放軍布好的口袋陣，被合圍在宿縣附近的雙堆集。30萬解放大軍擺成天羅地網。

陳賡指揮東線集團，率中原野戰軍四縱、九縱、十一縱和豫蘇皖獨立旅，攻擊黃維部第十軍和十四軍，直逼核心陣地平谷堆。

西線集團由陳錫聯指揮，率中野一縱、三縱和華野十三縱，直逼雙堆集。

陳士榘指揮南線集團，率中野六縱、陝南十二旅及華野三縱、七縱，直指尖古堆。

雙堆集北面，由華野魯中南縱隊防守，作預備以隨時準備策應。

圍得水泄不通的雙堆集戰場，，周圍十餘華里，是毫無隱蔽物的廣闊平原，加上又是秋收之後，視線所及更是一馬平川。黃維兵團所佔的十幾個村落都是土牆茅草蓋的小房子，當地老百姓已逃跑一空，不僅無法徵集糧食，連燃料、飲水和騾馬飼料都極困難。黃維預感到，12萬人馬已經陷入絕境。

在最後的突圍中，黃維寄予厚望的廖運周率部起義。蔣介石再也調不動任何救援部隊，只是派參謀總長顧祝同飛到雙堆集上空，說了幾句「你要挺住」之類的空話後，揚長而去。最後，黃維跟兵團副司令胡璉一人乘坐一輛坦克突圍，胡璉跑了出去，黃維卻因為坦克拋錨被俘。

1949年1月6日，解放軍向青龍集、陳官莊地區被圍的杜聿明部發起總攻，9日消滅第13兵團大部，殘部撤往第2兵團防區。1月9日上午，蔣介石派空軍司令王叔銘親自飛到陳官莊上空，指揮空軍施放毒氣，掩護將軍拚命反撲，奪路向西突圍，全部被解放軍擊退。

9日黃昏前後，杜聿明到陳官莊第五軍司令部，企圖糾集殘部，按照蔣介石的命令於10日上午突圍。然而，邱清泉、李彌等人威脅式的勸杜，必須當晚突圍。他帶着副官、衛士十來個人單獨行動，10日凌晨，即被解放軍戰士俘虜在安徽省蕭縣張庄寨鎮張老莊村。

此時的宋希濂，高居國民黨華中「剿總」副司令兼十四兵團司令員。蔣介石親自接見，交給他阻止人民解放軍西進四川及湘西的重任，駐湖北沙市。但此時的國民黨，已經是窮途末路。蔣介石被迫下野後，還曾在溪口召見宋希濂，囑咐他率部轉移到鄂西一帶山地，統一指揮包括湖南陳明仁兵團在內的部隊，鞏固川東門戶。

宋希濂深知國民黨已經到了末路，但出於對共產黨的恐懼，他先後拒絕了張治中、陳明仁甚至是手下補給司令羅文山的勸降，率部作困獸之鬥。

1949年11月1日，二野三兵團開始向川東南的宋希濂部發起進攻。

與此同時，四野部隊也從鄂西和湘西，向宋希濂部進行鉗擊。宋部殘兵敗將，本無意和解放軍再戰，結果一觸即潰。

到11月15日，解放軍就差不多吃掉宋希濂集團的4個軍。宋希濂指揮第20兵團主力第2軍、第14兵團第15軍，以及綏靖公署直屬部隊第118軍殘部，退至川東的黔江、彭水一帶。

就這樣，宋希濂率領殘部一路潰逃，解放軍在身後緊追不捨。1949年12月19日，宋希濂殘部在大渡河沙坪被圍困。

宋希濂帶着警衛排向東跑，被解放軍一個連壓在一條山溝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宋希濂掏出手槍指着自己的太陽穴，企圖自殺，被其警衛排長袁定候一把奪下。此時，解放軍戰士衝到跟前，宋希濂及其部下只好舉手投降。

頑抗

從被俘的第一天開始，黃維就表現出不合作、不配合。中原野戰軍聯絡部長楊松青動員十二兵團的高級將領給被圍困的陳官莊的杜聿明、邱清泉寫勸降信。八十五軍參謀長陳振威寫好了信給大家簽名，只有黃維不簽。

一個年輕的記者採訪黃維：「你為什麼不早點投降？」黃維把桌子一拍，大聲吼道：「有戰死的烈士，沒有苟活的將軍，我為什麼要投降？為了國家民族利益，我要戰到最後一兵一卒。」

杜聿明被俘之後，身份其實並沒有暴露，解放軍也優待有加，不但送水送飯，讓他們飽餐一頓，在隨後的詢問當中，也並沒有為難他們。不過戰犯這個罪惡的名稱一直纏繞着他，而更讓杜聿明感到心驚肉跳的是，當他被帶到一個廣場，從大批俘虜的面前經過，看見很多熟悉的老部下的時候，他感到既慚愧又惱火。慚愧的是對不起老部下，而惱火的是解放軍對他的身份其實已經開始懷疑，總有一天會被認出來的。

杜聿明等人被安排在一間磨坊中休息，此時，他死意已決。就在衛兵離開之後不久，杜聿明找到一塊石頭，猛擊自己的頭部，砸得滿臉都是血。這一砸，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在這之後，杜聿明還曾嘗試過吃安眠藥、隱瞞絕症等方法，試圖「一死以報校長培植的大恩」。

宋希濂被俘後押送至樂山縣城，眾多俘虜被排成一排，這時就見到一個解放軍戰士端着相機過來照相。宋希濂一看就明白，這時在照宣傳照。對此他非常反感，他想：「我都被抓起來了，反正也難以活命，還照什麼相，如此狼狽，一登上報紙，我往日的威名豈不蕩然無存了？」於是，他打定主意：要死也要死得有骨氣，絕不能丟這個臉。

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當那位戰士正要拍照的一瞬間，宋希濂立刻扭轉頭去，不讓他拍到正臉。那位小戰士見沒有拍到正臉，又反覆了幾次，但是都被宋希濂躲過了。小戰士非常氣憤，他衝到宋希濂面前，高聲呵道：「宋希濂，我是奉命執行任務的，你竟敢破壞我的工作，我槍斃你。」

宋希濂打定了必死的決心，呵呵冷笑道：「槍斃我？很好啊，在這個院子里執行，還是到外面去執行？」

改造

這些戰犯被俘後，大都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認為國民黨過去殘害了那麼多的共產黨人，而今落到共產黨手中，那是必死無疑。然而，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的戰犯政策，卻讓他們都看不懂了。這些昔日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全都被關起來，共產黨要對他們進行改造。

黃維在河北解放軍官教導團短暫關押後，便被遷入了北京德勝門外的功德林。初到功德林時，黃維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君子不事二主」，與管教人員堅決對立。在學習中，黃維不是沉默不語，就是大放厥詞。大家說抗戰勝利後蔣軍搶奪勝利果實佔領根據地，他說國軍當時是合法政府的正規軍隊，去哪裡都是合法的，阻撓軍隊進駐就是叛亂。

對於其他認罪悔過的戰犯，他還大肆譏諷挖苦。董益三在學習中稱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國所有的銀行，黃維立馬跳出來反唇相譏，以至兩人大打出手。

同為「土木系」的邱行湘積極改造，被黃維稱為「一點氣節都沒有」，邱行湘也不甘示弱揭發：黃維本來字悟我，一次蔣介石送他一張自己的照片，題字時錯寫成了「培我」，黃維就此改稱培我，「連自己祖上起的名字都可以隨便改的人，有什麼資格談氣節」。

杜聿明被俘後先是被關押在濟南華東解放軍官教導團，在那裡他同樣拒絕一切合作，甚至借口失眠偷偷攢着安眠藥，試圖吞葯自殺。以至於後來轉移到功德林時，押送的解放軍不得不給他釘上沉重的腳鐐手銬。即便到了功德林，杜聿明同樣只能關押在單人監室里，很多同被關押在那裡的戰犯，多年後才知道功德林中還有曾統率百萬大軍的「杜長官」。

待到1956年，全國戰犯大集合，原本關押在重慶的前國民黨軍統少將沈醉一進到功德林，一眼瞅見房間內放着一個床鋪大的石膏模型，模型內躺着一個戴深度近視眼鏡的人。他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驚——此人竟然是傳聞已經被槍決了的杜聿明。

有一天，沈醉悄悄地指着杜聿明睡的石膏模型，問是怎麼回事？杜聿明聽後，哈哈大笑：「這是給我治脊椎病的呀！管理昕特意為我定製了這個石膏模，用來矯正我的脊椎。」杜聿明的回答出乎沈醉的意料。杜聿明說他在這個石膏模型里已經躺三年了。他激動地對沈醉說：「共產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沈醉沒想到，當年那個對蔣介石忠心耿耿而且赫赫有名的杜聿明，會說出這麼一番對共黨感恩戴德的話，心裏頗有感觸。

杜聿明還是理性的。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震蕩着他的心靈，而西藏的和平解放，則真正刺激着他的神經。他認為，即便是當年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的聯姻，也只能是漢藏兩族的政治結合，說不上誰統治誰。而近百年來，西藏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長期受到國外侵略勢力的支配，大清皇帝的「恩澤」融不進雅魯藏布江，蔣介石的寶劍寒光射不進喜馬拉雅山，而共產黨的一張談判桌，就使西藏真正進入了中華民族的懷抱。

杜聿明的心融化了，最頑固的黃維也只剩下嘴硬。他最終將經歷全部投入到對永動機的研製中，再也不跟管理幹部對着幹了。

在1959年，第一批戰犯特赦前，黃維曾經有一次在邱行湘面前難得地露出笑臉，向他訴說自己的家庭。黃維的四個孩子，除了老大黃新是他自己送進金陵大學外，老二黃理進浙江大學，老三黃敏南進復旦大學，老四黃慧南進高中，都是共產黨送進去的。黃維有五種結核病，倘若在舊軍隊，就得離職回家。黃維家底不算厚，經濟力量畢竟有限，即使典當一空，也未必能支付醫治時年的那一筆數量可觀的醫療費用。黃維明確地告訴邱行湘，正因為他需要報答共產黨給他和他家庭的恩典，所以他願意在監獄的菜園裡給西紅柿捆架、打尖，深冬之晨，他甚至主動用草帘子苫蓋菜圃……

跟杜聿明黃維相比，宋希濂是幸運的，因為他遇到了陳賡。17歲那年，正是這位同鄉大哥領着宋希濂，從長沙奔赴廣州考進了黃埔軍校。在軍校期間，陳賡曾發展宋希濂加入共產黨，但他最終沒能抵擋蔣介石的誘惑，跟着校長升官發財，從而與大哥成為了對手。

然而，當宋希濂被關押在重慶白公館，還在跟管教幹部鬧情緒時，陳賡專門繞道過來看望他。宋希濂剛踏進白公館的時候，對落在共產黨手裡的花草都是怒目而視的，跟陳賡一番長談後，他開始放下防備，認認真真的學習改造。他自己花錢買來《毛澤東選集》《共產黨宣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中汲取先進的思想養分。

宋希濂是笑着進入功德林的，他迫不及待地告訴大家，陳賡在重慶請他們吃飯的時候，正好遇上那邊特有的大霧。陳賡說他們的頭腦里，現在也有大霧，然而霧總會散的，當太陽出山的時候……

宋希濂從共產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找到了那一片陽光。他在功德林的發言或講稿，堪稱政治與藝術的結合體。特別是宋希濂結合自己殺害瞿秋白的罪行談共產黨寬大政策的發言稿的末段文字：

我國歷史上這位傑出的革命家、文學獎竟死於我之手，將我碎屍萬段亦不足以蔽吾之辜！解放初期，我自認是必死之人，萬不諳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寬恕了我的罪惡，且伸出巨手，將我的靈魂從罪惡的深淵中拯救出來，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黨之於我，恩深再造矣！

新生

1956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指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1959年9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由毛澤東簽署的，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在建國十周年之際特赦一批戰犯的消息。這一新聞的公布，簡直像在功德林里投了一顆炸彈，到處都沸騰了。

第一批的特赦戰犯中，杜聿明、宋希濂榜上有名，而到了1975年，最頑固的黃維，也特赦出獄了。拿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發給他的特赦通知書，黃維回到房間後，禁不住熱淚盈眶，失聲痛哭。在特赦大會上，黃維作為最後一批特赦戰犯的代表，宣讀了致毛主席的感謝信，說著說著，他脫稿即興演講，盡情抒發自己的感受，贏得了滿堂喝彩。

有人要問，這些曾經威名遠揚的國民黨將軍，被關押多年後，又是「感恩戴德」，又是「熱淚盈眶」，他們是真心的嗎？大概多半是迫於形勢吧。還是看一下最頑固的黃維的真實想法吧。

黃維接過特赦證後，跟每一個特赦人員一樣，拿到了一張決定去向的表格。戰犯所的老江擔心黃維不看，拿起表格，把須知讀了一遍，「留在大陸的，我們歡迎，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沒有工作能力的由國家養起來。願去台灣的，我們歡送，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台灣又願回大陸的，我們同樣歡迎。願意去國外定居的，我們支持，如有困難，我們可以幫助解決困難，創造一切應有的條件……」、

黃維聽得不耐煩了，「這有什麼好考慮的，要說考慮的話，我早在二十七年前被俘那一天就拿定主意了。如果能出獄，我一不出國，二不去台灣，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定居大陸，解甲歸田，回到我的江西貴溪縣。」

黃維最終也沒有回江西貴溪，而是跟大部分特赦戰犯一樣，進入政協文史辦公室，當了文史專員。這個政策，是周總理當年安排的，他們每個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對待，享受高級別的工資待遇。

在文史資料室，黃埔五期的鄭庭笈找到杜聿明，向他討教如何報道共產黨對他們的恩情。彼時的杜聿明當上了政協常委，正在和一家台灣的報紙爭論「叛徒」的問題，他堅稱自己「投降的是人民，追隨的是時代，只要沒有背叛真理，就不是叛徒。」當杜聿明聽到鄭庭笈的問題，反而有些糊塗了，他沒有正面回答問題，而是給他做了一次親身示範。

杜聿明是當過國民黨中央委員，統率過百萬大軍的人，當時有一個美國記者專門到北京找到他，想要為他寫一本傳記。那位記者也是老熟人了，當年在崑崙關抗日時，這位美國記者就在現場。當時他的褲子被荊棘劃破了，為了遮羞，他隨手在陣地上撿了面太陽旗纏在腰上，鄭庭笈看到太陽旗，舉槍就射，把美國記者嚇得半死。後來，正是這位美國記者，寫了一本《血戰崑崙關》，記錄了那一場轟轟烈烈的抗戰。正是在那時，杜聿明跟這位美國記者成了朋友。

時隔多年，美國記者找上要為杜聿明寫傳記，卻遭到了拒絕。鄭庭笈不理解，杜聿明嚴肅地對他說：「雖然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和他一樣，也確定了相同的選題，當時，我還是希望由國內的記者來寫。這個美國人不錯，可是我不能保證他的觀點不出問題。我們剛才不是說道知恩圖報的話題么，共產黨對我們不薄，我不想在這件事情上給共產黨惹麻煩，讓台灣方面又抓到什麼把柄。」

宋希濂晚年去了美國，帶着新夫人去跟自己的兒女團聚。但在那兒，他聯絡了一幫黃埔軍校的老哥們兒，成立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黃埔同學會，呼籲兩岸統一。為此，宋希濂被台灣媒體罵作「鷹犬」。

在功德林被黃維譏諷的邱行湘，晚年去了台灣，面對蔣緯國送上的一筆巨額財產，他怒罵「我不是來要飯的」，拂袖離去回了大陸。

沈醉去香港探望魂牽夢縈的前妻，面對親人朋友讓他「奔向自由」的呼籲，他留下一句「行動是最好的回復」，轉身便回了北京。

軍統特務周養浩，其頑固程度比黃維更甚，1975年最後一批特赦，選擇去台灣，不料反遭到國民黨政權的阻攔，最後去了美國。另一個跑到美國的特赦戰犯段克文出書，污衊共產黨的戰犯政策。國民黨方面的記者認為周養浩也應該是反共的，特意拉着美國記者去採訪他。沒想到周養浩說：「我能和家人團聚，說到底要感謝毛主席、共產黨的偉大政策」，還說段克文「不是東西」，原本只是文強手下的一個上校辦公室主任，在文強離開軍統時，偷蓋了一個文強的印章，才騙了個少將當。

看來毛主席說得不錯，再頑固的反動分子，只要用心改造，最終都是會回到人民一面的。

回到人民一面的杜聿明、黃維、宋希濂成為毛主席治喪委員會的一員，甚至是黃維被邀請為毛主席守靈，也是順理成章了。

參考資料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原國民黨將領大陸新生始末》，黃濟人，中國青年出版社

《我們的父親：國民黨將領後人在大陸》，周海濱，華文出版社

《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宋希濂，中國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