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都說了些什麼？

文/王雙梅

▲遵義會議會議室陳列照。牆上照片自左往右分別為：陳雲、朱德、周恩來、毛澤東、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博古（秦邦憲）、劉少奇

　　劉少奇在長征中有些什麼故事？他與彭德懷是如何見面的？他在遵義會議上都說了些什麼？這些問題，知道的人並不多。這裡就給大家介紹一二。

毛澤東把劉少奇介紹給彭德懷

　　1934年10月中旬，紅軍開始踏上漫漫長征路時，劉少奇甫從福建省委書記和臨時出任十幾天的紅九軍團中央代表任上返回瑞金。10月10日，劉少奇隨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22日，他接到周恩來、秦邦憲代表中央下達的電令：「劉少奇參加中央紅軍第八軍團領導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

　　在黎平部隊整編時，中革軍委決定撤銷第八軍團建制，余部併入第五軍團。於是，劉少奇又隨部到了紅五軍團，擔任中央駐紅五軍團的代表。紅五軍團軍團長是董振堂，政委是李卓然。在這裡，劉少奇親自指揮紅五軍團的同志，清理文件，丟棄多餘物資。

　　不久，劉少奇接到周恩來給他與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的電報，要他們趕去參加遵義會議。於是，他們分別從自己的駐地趕到遵義城，參加了這次決定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歷史性會議。在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把劉少奇介紹給彭德懷說：「這是劉少奇，很早加入黨，中央委員。」（對這件事，彭德懷印象很深，幾十年後他在自己的《自述》里還專門提到）彭德懷熱情地同劉少奇握手。沒想到會後不久，劉少奇回到紅五軍團傳達完遵義會議精神後，便被派往彭德懷所在的紅三軍團，接替因生病住院的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劉少奇在紅五軍團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時，滿懷激情地鼓舞紅軍戰士，說毛澤東同志又回到中央來了，我們紅軍有希望了，我們黨有希望了，中國革命有希望了。要聽黨的話，跟黨走，我們一定會取得勝利！

▲周恩來通知劉少奇等參加遵義會議的電報

　　在紅三軍團，劉少奇也主要負責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土城戰鬥失利後，中央知道下面指戰員中有意見，「就派少奇同志到紅三軍團、陳雲同志到紅五軍團了解情況，傳達遵義會議精神。那時，紅三軍團打得最苦，下面講怪話的人最多」。彭德懷向劉少奇詳細介紹了當時紅三軍團戰士中存在的思想情緒，引起劉少奇很大注意。部隊行軍時，人們經常看到劉少奇在隊伍中來回走動，做幹部戰士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隊宿營時，他就來到司令部，同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一起研究問題，交換意見。

1935年3月，在部隊到達貴州鴨溪時，劉少奇召集紅三軍團團以上政治工作幹部座談會，研究幹部戰士的思想情況。「同志們彙報情況，劉少奇不時提問、插話。會議形式是討論式的，大家暢所欲言，氣氛熱烈。」他還就黨的支部工作、幹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黨的建設等問題講話。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後，劉少奇將部隊戰士的思想情況與自己對形勢的看法，寫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電報，與政委楊尚昆聯名發了出去。他們所反映的情況對中央在會理會議上了解部隊戰士的思想，克服和糾正當時在黨內與紅軍中存在的消極渙散情緒，統一全軍的思想和行動是「有積極意義的。那個時候，如果上下動搖是很危險的」。5月底，紅軍搶渡大渡河以後，原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病癒回任，劉少奇便離開紅三軍團，到國家保衛局工作，不久就回到中央。

▲1937年8月初，劉少奇根據中共中央批示，在太原組建北方局新的領導機關，劉少奇任書記，楊尚昆任副書記。圖為劉少奇（右）、彭德懷和楊尚昆。

　　可見，劉少奇在長征中的大部分工作主要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對從政治上保證紅軍長征的勝利進行竭盡全力，也為他在日後解放戰爭中出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奠定了基礎。

在遵義會議上支持周恩來的倡議

　　遵義會議是長征中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其突出表現就是一批中央高級領導幹部，經過十幾年革命實踐的歷練，特別是經過五次反「圍剿」成功和失敗經驗教訓的比較，加深了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原則的理解，從而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正確路線領導人在黨內上升到領導地位。在此過程中，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和王稼祥等無疑在會上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其他同志包括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劉少奇也起了一定作用。

正如毛澤東後來談到張聞天和王稼祥的作用時所言：「遵義會議參加者還有好多別的同志，醞釀也很久，沒有那些同志參加和贊成，光他們兩個人也不行。」他還在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是反對「左」傾錯誤的。1980年5月17日，鄧小平在劉少奇追悼會上代表中共中央所致的悼詞中，也指出：「1935年1月，在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同志堅定地支持了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正確路線。」顯然，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左」傾錯誤的，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疑問的。然而限於歷史資料的缺乏和後來的歷史原因，黨史界長期以來對這一問題很少給予論證與說明。本文現根據已有史料作一初步考析。

　　從總的方面說，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有兩方面的功績。

　　一是支持周恩來關於推舉毛澤東為領袖的倡議。會議參加者之一的伍修權說過：「周恩來同志的倡議（改變錯誤領導，推舉毛澤東為領袖 ——引者注），得到朱德、王稼祥、張聞天、劉少奇、陳雲……等同志的積極支持。」

　　二是「獨樹一幟」，提出了六屆四中全會後臨時中央所犯政治路線錯誤的問題。遵義會議紀念館學者石永言根據有關資料研究認為：劉少奇在遵義會議的第二天發言，說「四中全會以來，白區工作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導致白區職工運動乃至黨的組織的瓦解，特別是五中全會後，白區和蘇區黨的路線是否正確，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檢討和改正」（石永言：《遵義會議紀實》，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頁）。劉少奇的發言表明，當時他對臨時中央「左」傾路線錯誤的認識上走在全黨的前列。

▲劉少奇在遵義會議期間居住的房間

　　對於劉少奇第一方面的功績，根據現有材料基本可以肯定。但對於第二方面的功績，則限於原始資料缺乏，迄今為止還不能完全認定。但筆者根據遵義會議決議和出席會議領導人的回憶記述，以及劉少奇在會議前後的一貫思想和實踐，認為這種說法是可信的。

據筆者考證，石永言所述是根據曾為長征途中地方工作部長郭潛 【郭潛，早年為中共黨員，長征時為地方工作部部長和第二組組長，配屬第三軍團；抗戰時期在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任幹部部長兼組織部長及江西省委書記，1942年叛變。】的記述。郭潛回憶：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批評四中全會以來，白區工作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導致白區職工運動乃至黨的組織的瓦解，認為四中全會以來及五中全會以後，在白區和蘇區黨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要求作全面檢討和改正」。郭潛當時雖然沒有出席會議，但他曾在三軍團與彭德懷、楊尚昆和劉少奇一起討論過遵義會議情況，所以他的回憶應該是有價值的。

有人提出了「政治路線」問題

　　遵義會議上確實有人提出了「政治路線」問題。伍修權曾多次回憶說：「在會議上，曾經有人提出批判和糾正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錯誤，毛澤東同志機智地制止了這種做法。」毛澤東在1943年11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也講過：「遵義會議為什麼不能提出路線問題？就是要分化他們這個宗派。這是我打祝家莊實行內部分化的一幕。如果當時提出政治路線，三人團便會分化。」伍修權的回憶與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是一致的，與遵義會議的決議也是一致的。

遵義會議決議明確肯定「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這一論斷明顯是針對有人在會上提出相反的意見，才針鋒相對地給以明確肯定的。這一點聯繫到博古在七大的檢討報告，也可以確定。博古在七大檢討報告中提及遵義會議時說：「在這個會議上，我個人是不認識錯誤的，同時不了解錯誤。我只承認在蘇區工作的政策上有個別的錯誤，在軍事指導上，有個別政策的錯誤，不承認是路線的錯誤。」劉少奇在1959年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也曾提到：「博古在遵義會議開過會之後，他是頂住的，我跟他談過話，我看過他，他就不承認錯誤，犯了路線錯誤，把紅軍搞到那麼困難的情形。」

▲遵義會議（油畫）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在1984年9月《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中也指出：「由於當時大多數同志尚未認識到中央政治上的錯誤，加之戰爭形勢緊迫，會議沒有就政治路線的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討論。」這個調查報告是建立在採訪許多當事人基礎上的，應該屬實。這就說明會上有人提出了「政治路線」問題，只是由於軍情緊迫和思想認識問題而沒有「進一步」展開討論。

　　那麼，誰最有可能提出呢？人的認識總是從自己所親身經歷和親自接觸的事情開始認識的，這也就是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的：「認識從實踐始」，「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當時參加會議的人員，除政治局成員外，即是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負責人，他們提出的問題基本集中在軍事上反思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上，這正是當時紅軍亟待解決的生死攸關的迫切問題。

劉少奇則是在1932年底才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從事工人運動工作的。他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就一直在思考和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他通過在安源和武漢從事工人運動的實踐，之後又經過順直省委、滿洲省委和上海工人運動的實踐，深深感到由於中國經濟文化落後，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比較容易受「左」傾錯誤的危害。他認為，大革命之所以失敗，不僅由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還由於犯了「左「傾錯誤，尤其是在工人運動中，這一點他提出過很多次。

由此，從1928年春開始，劉少奇就在工人運動的形勢和任務上，同中央產生意見分歧。他主張大革命失敗後，工人階級的鬥爭處於防禦地位，中共在城市應盡量利用合法的機會去工作，暫時避免和敵人決鬥，廣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準備將來革命的進攻和決鬥。1932年「一·二八」抗戰時，劉少奇在領導上海滬西紗廠工人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罷工鬥爭中，實踐自己的策略思想，廣泛爭取社會各界對工人罷工鬥爭的支持。然而，這些正確的主張卻被上海臨時中央和駐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視為「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而進行嚴厲批判，劉少奇還被撤銷了中央職工部長的職務。他雖然被迫作出檢討，但仍一再給中央寫信，要求中央對一些問題給予系統地說明。進入中央蘇區後，劉少奇雖然戴着「老機會主義者」的帽子，卻依然堅持自己的主張，同陳雲一起，力所能及地糾正蘇區職工運動中「左」的傾向。特別是他在目睹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情形後，更對臨時中央的「左」傾錯誤有了進一步認識。

因此，劉少奇是在遵義會議上最有可能根據自己在白區和蘇區工作的實踐，提出政治路線錯誤問題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遵義會議決議中，即《決議》明確指出：「對白區群眾鬥爭的領導方式，必須有徹底的轉變。」

▲1937年劉少奇在延安　

　　從會後的思想和實踐來看，這一論斷也是能夠成立的。黨內最早提出要公開檢討第三次「左」傾政治路線錯誤，是毛澤東在1940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張國燾在沙窩會議上別有用心地提出政治路線問題，則屬另外性質的問題。）他在那次會上指出：蘇維埃末期是打倒一切，這種「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遵義會議決議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即使在那時也有許多人接受不了，以至毛澤東在公開發表這一講話時（即《論政策》一文）不得不刪去了這一段話。直到第二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中央核心領導層在初步整風學習中，才重新提出討論這一問題。而全黨從政治和思想上徹底解決與統一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則是在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持續召開的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

　　然而，劉少奇在長徵到達陝北後的一系列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依然在繼續不斷地反思十年內戰時期的政治錯誤。特別是他在1936年春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後，在積極貫徹黨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實踐的迫切需要中，率先在華北黨組織中從理論、政策和思想工作方法上，大力糾正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路線錯誤。為此，他在短短一年間，先後寫了30多篇文章和黨內通信，深刻批判大革命後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錯誤，要求黨員幹部切實肅清空談的領導方式，把馬列主義的一般原則與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聯結起來。尤其在1937年初，他連續四次給當時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去信，要求「必須批評」過去中央所犯的「左」傾錯誤，要「特別注意與研究這個問題」，「我對於這個問題感覺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這個問題」，「目前革命高潮又將到來，統一戰線策略又正採取，所以這個問題的重新提出實有必要」。他還明確提出要從思想路線層面上大力糾正十年內戰時期的錯誤，他說：「這些錯誤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對於形勢的估計錯誤，另一方面還是一種思想方法、哲學方法上的錯誤，還是我們的行動有了原則，還應否實事求是，應否估計形勢，以及如何估計形勢的問題。」他認為，「過去我們黨內的思想方法，形式邏輯占極重要地位，指導着同志的日常工作。這在同志中的影響很深。這也成為上述許多錯誤的根源」。他用許多具體事例說明黨內許多同志不會具體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到實踐中，批評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應付事變的能力很差，創造力很差，「但對國際是最服從的，不過有時是機械的服從」。他在這裡反覆強調「實事求是」的原則，實際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命題，這同毛澤東1937年在延安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研究方向一致。他們共同的發韌都是在遵義會議上，也是他們在十年內戰時期在不同戰線上堅持從實際出發探索符合中國國情革命道路的必然反映。

　　上述幾方面的材料對照起來完全吻合。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的發言，應該是可信的。這就說明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提出了要檢討六屆四中全會後的政治路線問題，這是他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歷史環節，也是全黨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個歷史飛躍過程中的重要環節。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出自：理論中國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