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被捕前對秘書說：我這頂烏紗帽，說不定哪天就被摘掉

王洪文是「四人幫」的主要成員，他早年時期只是國棉十七廠的一名保衛幹事，1966年，十年特殊時期開始後，王洪文藉助造反登上政治舞台，逐漸在上海站穩了腳跟，並擔任了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

王洪文進入高層視線是在1967年的七二零事件之後，武漢七二零事件後，高層發現上海與武漢的社會秩序有很大的區別，再加上得知了王洪文是「工農兵」三結合，所以就記住了王洪文這個人。

1972年9月，王洪文被調到北京，當時他是帶着自己的貼身秘書廖祖康一起前往北京的。到北京初期，王洪文非常不適應，工作一段時間後才知道高層的真實用意，此後王洪文便安心留在北京，並在1973年擔任了副主席，官至正國級。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捕，其實，在被捕之前，王洪文彷彿已經預料到自己以後的命運。10月4日，也就是被捕之前兩天，王洪文讓自己的秘書廖祖康帶著兒子返回了上海。當時廖祖康馬上要結婚了，這次回上海就是舉辦婚禮，王洪文自然知道廖祖康的情況，在他動身之前，特意讓廖祖康去辦公室拿了500元錢，並且把兒子交給了廖祖康。

王洪文對廖祖康說：「我們老家有句話，寧跟要飯的娘，不跟當官的爹，我這頂烏紗帽，說不定哪天就被摘掉，到時候不僅丟官，甚至會坐牢。」看到王洪文這麼說，廖祖康也沒有多說什麼，帶着王洪文的兒子返回了上海，把500元錢以及兒子交給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

其實，王洪文有這種想法要追溯到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結束之後，1975年，我黨在北京召開了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的籌備工作由周總理與王洪文負責，本來「四人幫」準備把這次會議看成奪權的好時機，但毛主席與周總理做出了影響深遠的「長沙決策」，「四人幫」的陰謀也破產。

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結束後，毛主席發覺王洪文的工作能力不行，於是就把王洪文派回上海，讓他到上海搞調查研究，積累工作經驗。王洪文返回上海後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吃喝玩樂上，真正工作的時間很少。1975年9月18日晚上十點，王洪文在王秀珍的陪同下參觀了國棉三十廠，當時三十廠正在重建，廠里的幹部是一個叫應五妹的人。

在參觀過程中，應五妹說：「等廠子建好之後，再請王副主席前來參觀。」這句話說到了王洪文的痛處，王洪文回答：「到時候我還不知道在哪裡呢？」緊接着，王洪文還向王秀珍以及應五妹解釋起來，他說自己以後可能會坐牢，來不了了。或者犯錯誤，被罷官。

由此可見，王洪文對自己的前景還是有清晰認知的，這也是他在被捕之前讓秘書把自己的兒子帶回上海的主要原因。1976年10月6日，也就是廖祖康婚禮後一天，王洪文就在懷仁堂被捕，此後被關押起來。

王洪文被捕之後，他的妻子與孩子幾乎沒有受到牽連，崔根娣本來就是普通的工人，也沒有參政議事，彼時王洪文的孩子們還小，他們對王洪文的所作所為基本不知情。公審王洪文之後，王洪文的妻子與孩子們依然生活在上海，過着普通人的日子，從這方面來看，王洪文的妻兒確實沒怎麼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