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歌有一句話引發爭議，原作者都想改，周總理卻鼎力保留

1949年6月，北京正在緊鑼密鼓的準備着建設新中國的具體事務，籌備會常委會下的第六小組具體負責新中國國旗、國歌以及國徽方案的擬定。

為了能夠選定一首最能代表新中國風貌的國歌，第六小組決定向社會公開徵集意見。

1949年7月14日，關於徵求國歌詞譜的啟事被各大報紙紛紛刊登，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積極響應。

從啟事刊發之日起，第六小組共收到了應徵國歌632件，歌詞694首，每一首都被小組成員細細推敲討論過。

但由於時間倉促，參與應徵的歌曲總是差強人意，第六小組的成員相對更傾向於用之前就已經廣為流傳的《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

但對於是否可以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研討組內部其實是存在不同意見的。

爭議的焦點集中在歌曲中的一句歌詞上，不少人主張這句話出現在國歌中有失妥當，就連原詞作者田漢先生也贊同將歌詞略作修改。

但就在大家爭議不下之時，周總理力排眾議，鼎力支持保留原有歌詞不做任何改動，這才有了我們今天聽到的歌詞版本。

那麼，這句曾讓大家爭論不休的歌詞究竟是哪一句？周總理又為何堅持要保留這句歌詞呢？

寫在香煙盒襯紙上的歌詞

1931年，日寇以「柳條湖事件」為借口蓄意挑釁，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此後，全國上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運動浪潮，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紛紛共赴國難，文藝界也不例外。

創辦於上海的電通影業公司便是抗戰時期鼎鼎有名的進步影片拍攝基地。

1934年秋天，為了深入宣傳抗日救亡運動，帶動舉國上下團結抗戰的意志，田漢受約為電通影業公司寫一部以長城抗戰為主題的電影，田漢將這部創作中的電影初步擬名為《鳳凰的再生》。

在創作劇本的過程中，田漢又對這部電影有了更加清晰的想法。

他想，自己要寫的電影一定要描寫出在緊張的國內形勢下，一群正當青年的男女從最開始的遲回瞻顧再到堅定信心奮勇抗敵過程，通過這樣形象生動的畫面喚起廣大青年的覺醒。

因此，他決定將這部創作中的劇本更名為《風雲兒女》。

那年冬天，田漢將初步完成的故事梗概交給了電通影業公司的孫師毅同志。

劇本有了，但電影的主題曲還沒有頭緒，田漢又義不容辭的肩負起了創作主題曲歌詞的重任。

他本就懷着心憂天下的家國情懷，上海外灘碼頭那些扛着麻袋的苦力、街頭巷尾那些赤腳跑過的孩童、城郊鄉野那些流離失所的民眾，種種情景深深地烙印在田漢的腦海中。

他要為所有被壓迫、所有想要抗爭的人民發聲！

就像田漢自己在回憶中寫道的那樣：「這支歌曲是在民族困難中的產物。」

田漢原本打算將這首主題曲寫成好幾段，但不幸的是，在他剛剛完成第一段的創作後便被國民黨網織罪名逮捕入獄。

國民黨給出的理由是「宣傳赤化」，因為田漢創作了大量的抗戰文藝作品，早就成為了國民黨的眼中釘。

被捕入獄後的田漢不得已暫時擱置了對歌詞的創作，而《義勇軍進行曲》也只能按照田漢寫就的第一段詞來作曲。

幸運的是，這份來之不易的歌詞最終還是呈現在了電通影業公司孫師毅的桌子上——用一張薄薄的香煙盒錫紙。

原來，田漢曾為了能夠寫出最符合電影情節的主題曲絞盡腦汁，在靈感乍現的時候急忙寫在了手邊的香煙盒襯紙上。

後來又因為匆忙被捕，來不及將第一段的初稿仔細謄寫，因此孫師毅見到的便是這份香煙盒紙上的歌詞。

但襯紙被茶水浸濕過，上邊的字跡有些模糊，孫師毅仔細辨認和很久，才完成了對田漢手稿歌詞的謄寫。

但或許是因為字跡模糊在謄寫時產生了偏差，也可能是在譜曲的過程中為了契合譜子增強歌曲的力度，最終定稿的歌詞和田漢最初的手稿有略微的偏差。

比如手稿中的「大炮飛機」變成了「炮火」，歌曲末尾除了沿用手稿中的「前進！前進」外，又增加了一個「進」字。

具體的細節過程已經難以考證，但這首雄壯激昂的抗戰歌曲應運而生。

次年5月24日，電影《風雲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上映，引發了巨大反響。

出現在電影中的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更是對電影主題進行了升華，高亢的節奏和擲地有聲的歌詞砸在了每一名國人的心間。

一時間，國內外的抗日救亡意識再達高潮。

抗戰最強音

那時，很多進步的音樂工作者意識到，歌曲——是喚醒全國人民的最佳工具。再加上當時社會上已經有了留聲機的廣泛使用，《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很快傳遍了大街小巷。

而《義勇軍進行曲》如火如荼的傳播，離不開一個重要的人物——任光。

任光是我國近代著名的作曲家，他創作了大量諸如《漁光曲》之類有口皆碑的抗戰曲目。

除了作曲家這個身份外，任光也是那時中國最大的唱片公司——百代唱片公司的音樂部主任。

這份得天獨厚的條件使得任光可以第一時間便刻錄灌制了《義勇軍進行曲》的唱片，為這首歌曲的傳播創造了極好的條件。

大家不光是買唱片支持這首抗戰歌曲，也在爭前恐後的積極傳唱。

那時，無論是群眾集會還是歌詠表演，《義勇軍進行曲》都是必唱曲目，並往往作為壓軸歌曲出現。

近代畫家豐子愷曾經講述道，自己在1938年的時候曾經輾轉多地。從浙江到江西、又從湖南走到漢口，傳唱《義勇軍進行曲》的聲音始終不絕於耳。

城市中自然不必多說，但令他詫異的是，就連「荒山中的三家村裡」里，都能聽到高唱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聲音。

無謂地域，無論貧富，在國家大義面前，每個人都懷揣着抗日救亡的熱忱。

學生則更是《義勇軍進行曲》的傳唱主體。

《申報》在1937年到1940年間，便曾多次報道學生群體歌唱《義勇軍進行曲》的場景。

那時的文章報道里，處處可見這首歌的影子。

或是在《號外》記載的弄堂里，約莫十四歲的初中生在認真的教自己的弟弟妹妹唱《義勇軍進行曲》，稚嫩的聲音清晰地唱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或是在李文彬筆下的學生宿舍里，時不時就有低低的合唱聲傳出來，低沉有力的聲音傳唱的正是《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

在上海「一二八」四周年紀念大會上，青年歌詠團領唱的也是《義勇軍進行曲》。

在抗戰的最前線，更是充斥着《義勇軍進行曲》的聲音。

在那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民族黑暗時刻，《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了人們窺見光明的鑰匙。

漢口抗敵後援會婦女隊在慰勞負傷將士時，幾千餘名士兵高唱的是這首歌。八路軍戰士們在黃土高原跋涉宿營時高唱的也是這首歌。

李公朴在被押解送往蘇州的途中，他一路高唱的依然是《義勇軍進行曲》。

在《義勇軍進行曲》的傳唱中，每個人的心坎里都燃燒着熱烈的希望，那是是共濟國難的勇氣，是抗戰必勝的信心。

從「戰歌」到「國歌」

1949年，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國民黨軍隊，建設新中國被提上了日程。

1949年6月，我黨邀請社會各界人士齊聚北平，分組議定有關建立建設新中國的各項事宜。

負責擬定國歌的第六小組最開始打算向社會公開徵集國歌，在徵集啟事發出後的短短四十多天時間內，第六小組共收到了694件歌詞。

經過初選委員會的仔細挑選，最終有13件歌詞進入到了複選環節，被收錄在了《應徵國歌歌詞複選集》中。

但最終定下來的新中國國歌卻並非來自這十三件歌詞，而是那首大家早就耳熟能詳的歌曲——《義勇軍進行曲》。

負責籌選國歌的馬敘倫回憶說，當時收到的幾百件作品都各有亮點，但它們作為普通的革命歌曲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作為國歌則總是欠缺了點什麼。

馬敘倫在國歌協商座談會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短時間內新的國歌實在難以制定出來，不如從現有的、傳唱度較廣的革命歌曲中挑選國歌，不知是否可行。

第六小組較為傾向的革命歌曲便是《義勇軍進行曲》。

但對於《義勇軍進行曲》能否代為國歌，組內卻有着不同的意見。

有人提出，《義勇軍進行曲》曲調激昂，作為國歌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這畢竟是產生於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歌曲，歌詞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放在如今似乎有些不太妥當，如果要作為國歌，應該對歌詞進行修改。

原詞作者田漢也支持這樣的觀點，他覺得《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調沒有問題，但自己寫作的歌詞具有歷史意義，既然步入了新時代，就應該讓位給新的歌詞。

但以梁思成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卻不贊同這樣的意見。

他們認為既然《義勇軍進行曲》是歷史性的產物，為了保持歌曲的完成性，詞曲都不應做修改。

根據當時留下的會議記錄來看，贊同修改歌詞的參會者是多於反對的人數的，但為什麼最終沿用了舊的歌詞呢？

田漢的回憶錄里，給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

原來，當不少人提出修改歌詞的意見後，周總理沉吟後反駁道「要用就要用舊的歌詞，這樣才能激勵感情。」歌詞一旦做了修改，唱起來就很難再有那種感情了。

周總理繼而補充說：「我們前面還有着帝國主義敵人，我們建設越進展，帝國主義將越加妒恨我們，破壞我們，進攻我們，你能說我們就不危險了嗎？」

因此，倒不如留下這句歌詞，長做警醒的好。

1949年9月27日，在經過兩個月的徵集討論後，最終通過了在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的決議。

兩日後，《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樂譜，開國大典軍樂團指揮羅浪緊急配置和聲，開始排練演奏。

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伴隨着五星紅旗的冉冉升起，《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調響徹天安門廣場。

未作修改的強國歌詞

但我們如今傳唱的國歌雖然歌詞未作修改，但是曲調節奏卻和最初的版本有着細微的區別。

《人民日報》最終刊發的樂譜和作為電影《風雲兒女》主題曲時的曲譜對比，音樂節奏有幾處變化——原本存在於第21、22、27小節處的弱拍，都取消了原來的附點。

這樣的變化獲得了更好的表現力量，使得《義勇軍進行曲》的演唱變得更加鏗鏘有力。

對於未作修改的歌詞，《新華社信箱》也在1949年11月15日作出了回復。

文章中提到，《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戰歌，曾經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信心，亦將在今後的日子裏鼓舞我們反抗帝國主義的意志。

保留歌詞不做修改，目的正是提醒我們居安思危，牢記祖國在創建過程中曾面臨過的艱難憂患，鼓舞我們永葆愛國熱情。

為了能夠使得全國民眾都能學會唱國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率先採取行動，在1950年1月1日的開場曲中選用了《義勇軍進行曲》。

此後，各地的地方廣播電台緊隨其後，紛紛開始教唱國歌。

無論是工人夜校還是農民協會，無論是青年組織還是婦女團體，各地的文化館等社會單位都在推廣教唱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的傳唱度空前提高。2017年10月1日期正式施行的《國歌法》，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高度維護國歌的尊嚴。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的歷史，就是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歷史，這首歌曲見證了舉國同心抗日救亡的運動，也見證了新中國誕生的過程。

可以說，《義勇軍進行曲》是當之無愧的國歌，亦是雄渾激昂的時代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