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8日19:43:10 歷史 1230

清咸豐七年（1857），盛夏的熱浪蒸騰着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四十六歲的曾國藩站在老柏樹下沉默不語。出湘三載，征戰不休，卻帶着半頭風霜和一身火氣歸來；數年努力之經營，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如露消逝，他眼中透着兩個字——「不甘」。勇猛精進的剛介儒生遭遇中年危機，自然抑鬱苦悶。上司的猜忌，同僚的中傷，友朋的死難，凡此種種，與壯志難酬的憂愁纏繞在一起，灼燒着曾國藩的神魂，令其寢食難安。

他常在老家屋前靜坐，仰觀高嵋山上陽春煙霞，俯瞰白楊坪前翠竹松濤，情郁於中，不能釋懷。好友歐陽兆熊得知後，推薦長沙名醫曹耀湘（字鏡初）為曾國藩治療失眠症，又勸諫說：「曹鏡初的醫術可以治你的身病，而黃老道之書，可以醫你的心病。」經歐陽兆熊和曹耀湘推薦，曾國藩開始讀老莊等道家著作，早年匆忙一過的名言如「大象無形」「大巧若拙」「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時再讀真如一縷春光，照到他被黑暗重重包圍的心上。

夏日過後，天氣漸涼，身心稍有恢復的曾國藩走出白楊坪，四處訪友。看到湘水潮起潮落，不舍晝夜；江上往來的輕舟順流而下，倏忽之間，已越十里，曾國藩忽然領略到「上善若水」的境界，明悟了「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的道理。

曾國藩書法

曾國藩最崇拜的祖父曾玉屏，留下祖訓「男兒以懦弱無剛為恥」，母親也是倔強剛強之人，他自述「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強」。受家庭的影響，曾氏的個性剛強，這也符合湖南人霸蠻（堅決、執拗）的風格。曾國藩到京師讀書後以程朱為宗，常年帶兵打仗，以申韓之術治兵，又學到了法家的霸道。他以剛強、迂闊、自戀、霸道的態度周旋於晚清陳腐的官場，當然不免四處碰壁，待碰壁之後再用這套觀念去反思，不但不得要領，反而如火上澆油，越烹越燙。得歐陽兆熊提醒後再讀老莊，受「中年危機」困擾的曾國藩才算是找到了突圍的辦法。

道家人生觀的要義，首先在「順其自然」4個字上。自然規律不可抗拒，天命不可揣測，人力終究有限，歷史的大勢往往不受個人的意志和努力而轉移。儒家強調遇事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知其不可而為，總想以一己之力撼動大勢，往往徒勞無功。曾國藩受老莊的啟發，感悟到在浩瀚的宇宙里個人的渺小，繼而又認識到在浩浩蕩蕩的歷史浪潮中，個人只能努力實踐而不能妄求一定成功的道理：人生在世，做事只求盡心，而成敗不必強求。如果大事有成，那也是個人的努力符合了自然規律或者天命，不必把功勞都當作自己的；若大事無成，也不必沮喪，因為世事的發展本就不受個人掌控，「盡其在我，聽之在天」。一旦看破這個道理，不再執着於成敗，不再汲汲於功名，那之前所遭受的各種挫折，也就不必時時挂念在心了。

曾國藩書法

所謂中年危機，無非就是人到中年因事業無成而產生的焦慮和惶恐，一旦跳出功名利祿的圈子，從宇宙的維度來看待世事，以恬淡沖融的態度來重新看待人生，危機帶來的抑鬱也就消泯了。

丁憂守制前，曾國藩的學問，是以程朱理學為統攝的，而程朱理學，是儒學中的激進派。理學家講求天理道德，認為個人通過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慾，就會掌握天理，最終與天理同在。

天理在手，我就可以匡扶正義，改造社會，最後化成天下。其流弊大致有兩端：一是空疏不實，知道要格物致知，卻不知道「物」應當如何去「格」，欲求道，卻無求道的方法和工具；二是處處誅心，自視過高，為人極端。

曾國藩書法

曾國藩自認笨拙無才，後世也多稱他為笨人，然而曾雖然不夠聰明機巧，卻有穿透歷史迷霧的悟性。他雖未接觸過近代科學，卻從考據求實的漢學裏得到啟發，無師自通地開創出與近代實證主義接近的科學思辨方法，講求從實際中去驗證知識，從經驗中去總結規律，把充斥着玄學的古代兵法，變成以實證經驗為基礎的軍事工程學、軍事運籌學。理學空疏不實的弊端，被曾國藩突破了，這是曾氏遠超同時代人的地方。

曾國藩的上司和同僚，如咸豐、駱秉章，有的好名虛偽，有的貪權懦弱，但總有幾分精明能幹，是可以共謀大業之人。即便如陳啟邁、官文，雖政見不合，官聲不佳，也未必見得就無可救藥。古往今來的大事業，都是少數英雄帶着大多數凡人做成的。君子之間也常政見不合，也需要相互妥協、調和矛盾，才能共舉大事。哪能遇事不順，就剛強到底，寸步不讓呢？道德教化，律己可以昭昭如烈日，律他卻只能浸潤如春雨。自讀老莊悟道，曾國藩懂得了在官場上「知雄守雌，卑弱自持」。第一個改變，就是懂得自省和謙虛，凡事先找自己的不足，而不再一味抱怨他人無理。

他反省自身，了解了自己「長傲」和多言的缺點。以前與人衝突，都以為自己必然正確，但回頭反思，自己又真的事事占理嗎？在湖南練兵打仗，自己暗示下屬不必聽從駱秉章的調遣，因為駱秉章毫無才能，只會壞事；與駱秉章文書往來，也只有簡單粗暴的通報，而無請教、商榷的口吻，只因為看不起駱秉章的才幹。然而駱秉章在曾國藩出省後，把湖南的財政收入提高了三四倍，練出了四五萬精兵支援各地作戰，又哪裡顢頇昏庸呢？咸豐多次強令曾國藩出省救援，曾國藩把咸豐的上諭當作亂命不從，結果是江忠源、吳文鎔敗亡，廬州、武昌兩城丟失，局面為之大壞，損失又豈是幾千湘軍可比？縱然陳啟邁在江西剋扣湘軍的軍餉，除了限制湘軍發展之外，他也是想籌餉自練一軍。陳啟邁最後沒來得及練成贛軍就被撤職，但曾國藩何以知陳啟邁就一定不行呢？

曾國藩像

此前種種衝突，固然因為湘軍的存在觸動了官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但與曾國藩的桀驁孤僻又何嘗無關？出江西後，其他湘軍統領和駱秉章相處甚得，曾與陳啟邁不和，而胡林翼卻能與官文共事。如果把晚清的局勢比喻成黑夜，曾國藩是想化身太陽，驅散黑暗，然而他終究把自己燒得油枯燈滅而徒勞無功。胡林翼則更像是黑夜中的舞者，在黑夜中小心翼翼地遊走，與黑暗虛與委蛇、若即若離，尋找着還能點燃的燈芯，把它們一一點燃，最終匯成萬家燈火。

曾國藩懂得謙虛自省後，說「反躬自省，全無是處」，以前總自負本領大，總去看別人的不是，自從悟道後，才知道自己並無什麼特別的本領，凡事也能看到別人有幾分長處。知道自己不足，而能看到他人長於己處，道德文章方能因此長進，人際關係方可改善。道家的柔術啟迪了曾國藩，讓他知道如何在顢頇、瑣屑的官場中尋求出路：暫時無力改變政治環境，那就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先以謙卑的態度獲得上司、同僚的好感，再積极參与官場的應酬，和光同塵，把自己融入官僚之中。這樣自己就不再是他人眼中剛介古怪、難於共事的酷吏，不再是黑天鵝中的白天鵝。磨去稜角就不再容易被他人攻擊，成為官僚們的自己人，行事就會容易。

曾國藩家訓

曾國藩過去辦事，總想把無能的庸官一腳踢開，然後換上自己信任的正人君子，同心同德改易風氣，共創大業。經過屢屢挫折，他也開始熟知人性的弱點和社會的複雜，知道自己究竟不能隔絕所有不一心的人，何況他所信任的「正人君子」，又何嘗沒有私心雜念？

老子講求君子行事如水，因勢利導，不與人慾對抗，而以柔術馴人性濟功業，以共同的利害關係，循循善誘，引導他人順遂自己的意圖。清高好名之人恭維之，退讓瑣屑之人安撫之，貪婪好貨之人利誘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之人，把自己的事業變成大多數人的利害所在，辦事自然無往不利。

曾國藩過去很討厭官場應酬，不喜歡與人客套交往，只喜歡公事公辦，認為官場往來是浪費時間。但在咸豐八年（1858）復出後，他積极參与官場的應酬，左宗棠清高、自大、好名，曾國藩就在日常交往中時時恭維，把他捧成天下第一能臣；官文貪權好利，曾國藩就推功相讓，每次獲得戰功，都分潤官文，每次攻破城池的奏摺，都請官文領銜；駱秉章以老前輩自居，曾國藩就日常請教、諮詢、問候；基層官員缺乏認同感，曾國藩就謙卑以待，召見下屬不坐中堂，不讓他們站立，每逢節日還貼心問候；幕僚、弟子都懼怕他嚴厲、刻薄，他就每天和弟子一起吃早飯，講學問、說笑話，到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時，往日刻薄迂闊的恩師已經是一位每天給下屬講段子，讓人如沐春風的長者了。

曾國藩故居富厚堂

江南大營被攻破後，原不打算授予曾國藩地方實權的咸豐，任命他為兩江總督，究其原因，雖是形勢危急無人可用，但也有曾國藩變得更加深沉老辣，讓皇帝覺得可以信任了。

友人歐陽兆熊說曾國藩一生三變，在京師求學從詞臣變為程朱理學的門人，到長沙練兵從理學家變成申韓之徒，咸豐八年守制悟道後最終變成了道家門人。這個解讀，雖出自友人觀察，卻是對他的誤讀。曾國藩一生三變，變的只是做事的手段，變的只是術，而他一生的根本，仍是程朱理學，他的道，始終未變。

曾國藩在創辦湘軍時，確實用嚴刑峻法，但嚴刑峻法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非目標。他帶湘軍打仗，還是為了捍衛儒家文化，捍衛儒家文化影響下的社會。他打這場仗，還是為了天下太平之後，移風易俗，讓天下變成儒家理想中那個人人有德的社會，其根本目的並沒有變。而且在創辦湘軍時，曾國藩讓自己手下的將領，按時到軍營里給士兵講儒家的道理，教士兵唱《愛民歌》，把士兵當成儒家門徒來訓導。他招募將領，也只招募道德出眾、才堪治民的書生，並不招殺人狂魔。可見曾氏仍是一介儒生，只是這個儒生懂得用一些法家剛強的手段，來彌補儒家的平和，以適應現實需要。

而他晚年，為了和官場上各種官僚打交道，確實用了道家的柔術，和皇帝、同僚「打太極拳」。但曾國藩這樣做，也是為了協調各種關係，以實現儒家理想。如果他成了道家門徒，那還辦什麼大事呢？道家講究的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聖人不作為最好，還打什麼仗呢？如果太平天國當興，那就順其自然吧。可曾國藩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還想做大事業，想改造社會風俗。他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也說，人力可奪氣數，努力能克天命，可見他始終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生。只是用了道家的柔術，來彌補儒家的剛強。

曾國藩故居富厚堂

那曾國藩真正的處事方略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儒家提倡的「中庸」。

儒家思想認為，萬事萬物中都存在着一組對立的矛盾，如陰陽、剛柔、存滅、明暗。中庸就是取矛盾的中端，不偏向任何一方。後人對中庸有誤會，認為中庸就是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站在中間；遇到事情，我不說對，也不說不對，模稜兩可，誰也不得罪。這是把中庸思想庸俗化的理解，本質是膽小怕事，做騎牆派，當好好先生。那麼中庸是什麼呢？中庸是指，由於我站在矛盾的中間，所以我守住了事物的本質。守住中庸，就能「執兩用中」，是因為我拿住了事物兩極變化的中端，所以對立的兩邊都可以為己所用。

也就是說，中庸是平等看待事物兩面，根據形勢的需要，該左就左，該右就右，該強則強，該弱則弱。不是剛柔兼具，而是時而剛時而柔，根據時勢的發展靈活選擇。但不管選哪一邊，都要守住本心，也就是「執中」。

曾國藩守住自己的本心，守住儒家理想的同時，根據時勢選擇手段：帶兵打仗，需要剛強，就用一下法家的手段；官場鬥爭，需要柔弱，就用一下道家的手段。無論道家和法家，都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是拿來用的「術」，而程朱理學，則是不變的「道」。用一句時下流行的歌詞來說，曾國藩是「做了那麼多改變，只是為了我心中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