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下午四點,一片靜默之後,全國的廣播不約而同地播放起了同一則消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凌晨時分因病逝世,一時間,舉國悲痛。
警鐘長鳴,群眾們都自發地停下腳步,共同哀悼這一悲痛的時刻,聯合國在得知這一消息後,當即降半旗以示哀悼。
而此時一名住在加拿大多倫多養老院中的一名老者,戴着眼鏡拿着一份報紙,將這則消息仔仔細細地看了又看。
他雖然已經是滿臉皺紋,滿頭白髮,但是還是能看出來他年輕時候的樣子,這就是當年脫離共產黨,一走了之的張國燾。
《倫敦日報》的一名記者端坐在他的身旁,待他看完之後,問了他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領袖毛主席剛剛離世,不知道您現在有什麼想法?」
張國燾緩緩放下那份印着大字的報紙,緩緩開口,卻只說了十個字。
張國燾究竟說了什麼?他心中又是怎麼想的呢?

1938年,國共兩黨相約祭黃帝陵之後,張國燾便借口找林伯渠有事,堅持不願意回到黨內。
但他遲遲沒有去找林伯渠,有些人或多或少已經猜出了什麼。
後來張國燾輾轉到武漢,周總理不計前嫌,親自出面想要將張國燾接到黨在武漢設置的辦事處,然而張國燾卻提出了一個令人十分憤怒的要求,他竟然要求面見蔣介石。
周總理也曾對他苦苦相勸,可是張國燾是一個在政治上十分悲觀的人。
尤其是這幾年來發生的事情,讓他心中更是感到寢食難安,所以無論如何對他好言相勸,讓他不要鬧事,還是無法阻止他想要離開的心思。
無論是他擔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影響,還是心中對於過往的事情惴惴不安,張國燾一個人這麼離開倒也罷了,但是讓毛主席等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竟然會拋下自己還有孕在身的妻子以及女兒,離開陝北。

楊子烈得知丈夫脫離共產黨的消息之時,整個人都傻了眼,長時間在家中照看孩子,她實在太過依賴張國燾了,如今丈夫一走,她全然已經沒了主心骨,只能跑到西安,找毛主席哭訴。
這年4月,楊子烈哭哭啼啼地從延安跑到西安,找到了毛主席,此時她的肚子已經開始顯懷,一路奔波讓她看上去十分疲憊,尤其是一雙通紅的眼睛,意味着她可能已經因為這件事哭了幾天時間了。
毛主席嘆了一口氣,頗有些無奈。
陳雲見楊子烈哭得梨花帶雨,悲痛欲絕,更是於心不忍,便將張國燾留下來的書信交給了她:「這是他留給你的信,交代你去漢口,你去不去全憑自己做主。」
楊子烈拿過那封信看了又看,最終還是什麼都沒有說。

誰曾想,過了幾天之後,楊子烈忽然像是開竅了一樣,挺着肚子再次找到了毛主席,她十分誠懇地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請求:「我想去漢口找張國燾,我畢竟懷着他的孩子,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我應該能把他勸回來。」
現在處處都是兵荒馬亂,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擔心楊子烈挺着大肚子前往漢口出現差錯,便想將其留下做思想工作。
可是楊子烈卻是心意已決,堅持要將張國燾「找回來」。
毛主席見她態度堅決,擺擺手說道:「想去就讓她去吧,這一路兇險,找兩個同志護送她過去。」
臨行前,周總理再次找到了楊子烈,對她千叮嚀萬囑咐:「張國燾同志那邊的工作就交給你了,能讓他回來自然是最好的結果。」
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楊子烈將東西收拾得一乾二淨,連幾歲的女兒都要帶走,大有一種一去不回的趨勢。

交代完之後,周總理就派邱南章等人將楊子烈一路護送到了張國燾那邊,而楊子烈這一去,果然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不久之後,張國燾還讓人帶信到江西萍鄉的家中,讓人將自己的老母親接到了武漢,一家人在武漢終於團聚。
自此之後,張國燾這個名字,在黨內便只留下了個「叛徒」的名號。
後來隨着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兩黨展開了合作,只是因為當時一直以抗日為首要任務,因此並沒有全力追查張國燾的罪責。
而隨着抗日戰爭的推進,我黨在國內的聲望越來越高,毛主席也成了我黨中當之無愧的領袖,他的軍事謀略,他的長遠目光以及對於思想都對共產黨的發展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就這樣,共產黨在國內開始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毛主席向來喜歡在農民中做工作,自然也得到了更多人的愛戴。

此時已經投奔蔣介石的張國燾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將來即將要面臨的是什麼,他短淺的目光和悲觀的政治思想,也為他後半生的悲涼做好了鋪墊。
剛投奔蔣介石的時候,蔣介石對張國燾還算看重,畢竟他身上背着許多關於我黨的秘密,蔣介石特意派自己的心腹陳立夫徵求張國燾的意見,想要為他安排一個合適的工作。
張國燾此時心中尚有不甘,他想要和我黨作對,但是他知道蔣介石勢必不會讓他帶兵,便想要由蔣介石撥款,創辦一個定期刊物,「喚醒」青年們的思想。
但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蔣介石最終並沒有答應張國燾的請求。
隨着武漢即將失守,張國燾只好到桂林遊歷一圈,然後輾轉到了重慶,在這裡,蔣介石終於對他的工作作出了安排,他將張國燾交給了自己的另一個心腹戴笠。
戴笠一直都是軍統的一把手,無論在情報工作還是抓捕工作上,一直都深得蔣介石的信任,而蔣介石之所以將張國燾交給戴笠,也是有着自己的私心的。

從張國燾的身份來說,蔣介石並不信任他,他認為,已經背叛過一次的人,誰也說不準會不會背叛第二次,尤其是像張國燾這樣喜歡隱藏自己心思的人,更是難以控制。
所以從一開始,蔣介石就只是想要從他那裡套取更多的情報,沒打算給他太高的職位。
蔣介石給他的所謂軍事委員會中將委員,只是一個名不副實的空名。
但在軍統中,張國燾工作的也算是「如魚得水」,因為相比於蔣介石,戴笠似乎更加器重他。
為了充分發揮張國燾的作用,戴笠特意成立了一個「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讓張國燾擔任少將主任,主要研究的就是特務活動。

張國燾也是毫不客氣,他提出想要辦一個訓練班,培養特務打入我黨內部,戴笠當即就挑選出最優秀的一批人,送去給張國燾培訓,張國燾說想要在陝甘寧邊區這裡一些策反站點,戴笠也是毫不猶豫就派人前去執行。
與其說戴笠是在恭維他,不如說戴笠是在他身上給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夠通過張國燾徹底扳倒共產黨,卻不曾想,戴笠這一次,徹底下錯了棋。
這批由戴笠親自挑選出來交由張國燾訓練的特務,並沒有起到戴笠所期望的那種效果,他們精心培養出來的特務只有極少數能夠打入陝甘寧邊區的「策反工作站」。
但是這些特務到達陝甘寧邊區之後的表現卻不盡如人意,有的人連進都進不去,而有的人進去了卻再也沒出來,就算有幾個僥倖出來,也幾乎是一無所獲。
張國燾為此用盡了一切辦法,始終沒有什麼效果,戴笠是一個十分看重實際的人,眼看張國燾沒有辦法套取到他想要的情報,便當即停止了張國燾的這項培訓課程。

後來戴笠將張國燾安排去了接應別的共產黨的被俘人士,讓他去做策反工作,但是張國燾之前在黨內的名聲就不是很好,尤其是脫黨之後,更是成為了眾人眼中的笑柄,因此最終他也沒能完成戴笠交代的事情,我黨的人士幾乎都是寧死不折,堅持不願聽從張國燾的詭辯。
由於張國燾在軍統中始終沒有起到什麼作用,戴笠為此感到惱火不已,他憤而說道:「校長對張來投靠,以為對延安是致命打擊,交我運用,幾年來卻讓人大失所望,使我對校長難以交差!」
自此之後,戴笠對張國燾的態度就急轉直下,全然沒有了當初的熱情。
張國燾心思敏感,自然也察覺到了戴笠態度的變化,可他越着急就越是什麼都做不出來,就這樣,他慢慢失去了所有的特殊待遇,甚至一度淪落到了出門都要乘坐公交車的境況。
戴笠見到他也總是氣不打一處來,不是冷言嘲諷,就是破口大罵,堅持不肯再交給張國燾工作。

後來,張國燾通過同鄉的關係,重新攀上高位之後,又成了國民黨中的笑柄,無功不受祿,張國燾什麼「功績」都沒有就坐上這個位置,自然難以服眾。
尤其是戴笠意外離世之後,他的日子就更加難過了,無論是做什麼都無法得到蔣介石的賞識。
他曾試圖創建「反共」的報刊,起名《創進》,結果國民黨連官價紙張都不願意配給,張國燾成了兩頭不討好的人。
1949年國民黨戰敗之後,毛人鳳特意找到張國燾,想讓他留在大陸,他說:「你留在大陸,共產黨就算來了也不會動你,你在這裡我們還能在共產黨內有一個共事多年的老朋友,比去台灣要好。」
實際上,這只是因為張國燾實在是沒有做出什麼功績,蔣介石不願意帶着這個累贅,便想要拋棄這個「包袱」。

張國燾影視形象
張國燾沒有說話,也沒有點頭,後來在撤離的時候,他特意託人找了一架飛機,還是飛到了台灣。
可是蔣介石已然失勢,就連自己的老部下都不願意再任用,更何況是一個不受待見的人。
幾個月之後,在台灣無處謀生的張國燾只好帶着自己的家眷,去往了香港,靠着微薄的稿費過日子。
後來隨着新中國成立,毛主席曾經不計前嫌,親自寫信給張國燾,邀請他重回大陸,並承諾會給他相應的生活補助,只是要求他不要再繼續給美國寫抹黑中國的話。
但是張國燾並沒有理會毛主席的好意,而是在香港蝸居了二十多年時間之後,輾轉去往了多倫多,住進了養老院。
他成了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而毛主席卻成為了新中國一輪初生的太陽,不知道這個時候,張國燾有沒有對自己曾經的決定感到後悔。

1976年,千里之外的中國傳來噩耗,毛主席因病逝世,舉國悲痛,就連聯合國也降半旗為這位中國的領袖進行哀悼。
身為曾經黨內的一名主要人員,《倫敦日報》的記者特意前來採訪了他。
而面對記者的鏡頭,張國燾並沒有多說什麼,只說了一句:「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他這句話聽不出任何的情緒,但是好像又說了千言萬語,他的不忠不義讓他走向了這個結局,走到了這般無人問津,人人厭棄的地步。
次年12月,這個寒冷的冬季,張國燾也在多倫多的養老院中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