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內部發生四次非常事件，直接促成其解體

1933年5月底，抗日的大旗在張家口飄揚起來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各路英豪匯聚。除了軍警遍布街巷衚衕，市面人來車往，京包鐵路的火車呼呼其鳴，通暢過境，看不出與往昔有什麼明顯的區別。

然而平靜、熱烈的表面下，是激蕩的風雲變幻。

各方勢力彙集，一股勢力就是一團亂麻，同盟軍內部情勢錯綜複雜。

外面又黑雲壓城，經濟被封鎖，報紙在指責，圍剿的軍隊正從四面包抄過來。還有一夥伙藍衣社特務，在四處滲入這座偏遠之城。這些人除了獲取政治軍事情報，還在分化離間，鼓動兵變。曾隨宣俠父參與張家口抗日的朱連相回憶：「張人傑部谷叔良團一個連駐在郭磊庄車站，某天夜裡，連長被砍死，全連嘩變，向北平方向逃竄，三個月時間，類似事件就發生四五起。」

局面兇險，全憑馮玉祥將軍竭力周旋，勉強支撐。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家口發生了四次非常事件。

同盟軍成立前一個月，4 月23日，馮玉祥所倚重的軍需官魏宗晉（宋哲元派過來幫助馮）被害，兇手被抓獲。這件事，馮對外宣傳是兇手為國民黨特務收買，陰謀割斷馮與宋的聯繫。實情卻是，據劉涓訊稱：「馮玉祥機要隨從（中共秘密黨員）王華峰、王大勇擅自行動 ，強逼馮系原軍需處長魏宗晉提供活動經費，矛盾激化以致殺死魏宗晉。」該案在馮內部激起了波瀾，令馮玉祥左右為難，進退維谷。但經查實，事情與中共組織確無關係，純系王化峰二人個人行為。馮出於與中共合作的需要，對中共黨人採取了寬大的處理，在對外宣傳上宣稱魏宗晉是被國民黨特務所暗殺。

第二件事是6月27日，劉桂堂的代表尚武手槍走火不幸身亡。尚武到張家口後，住在上堡俄國大飯。一群人來拜訪尚，尚在玩弄自己的小手槍，把槍放回褲兜時，不幸走火，當場氣絕身亡。這件事有很多見證人，石冠英、徐維烈、阮玄武都在場。但事情為蔣委員長利用，大肆宣傳是馮把他殺害了，挑撥抗日同盟軍和劉桂堂等雜牌隊伍的關係。

第三件事是古松年之死。古松年是抗日義勇軍李忠義（李海清）部的參謀長，李忠義懷疑他煽動叛亂，遂於7 月30日將其槍殺，在8 月7 日將此事報告馮玉祥。當時的同盟軍通電皆稱古松年是國民黨特務。但這件事卻激起了李忠義全軍的反對。

古松年自任李海青抗日部隊的參謀長以來，對這支武裝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他與各部的進步軍官有密切聯繫，實為李忠義義勇軍的團結核心。何應欽為免於這支部隊落入中共之手，即將復興社分子、李海青的族侄李一虎派到李部。經過李一虎和特務策劃。捏造了古松年陰謀刺殺李海青一案，促使李海青將古松年槍殺。李忠義心知肚明，其早已被何應欽給拉攏，槍殺古松年不久，李忠義就帶着隊伍投靠了何應欽。

李部柳青庭、劉警愚兩師長，在槍殺案後聯名向馮玉祥發電揭發李海青擅殺抗日將領，處決了李海青派來任師參謀處長的李一虎，宣布脫離李海青第十六軍。馮玉祥將兩師編入十五軍。這表明馮玉祥也清楚古松年並非國民黨特務，其對外通電不過是為了維護同盟軍表面的團結。

第四件事是鄧文之死。鄧被馮任命為第五路軍總指揮，兼前敵左副總指揮，在收復多倫戰役中出力甚多，著有戰功。據石冠英回憶，鄧人忠厚老實，但極好狎妓，軍務稍有空隙，就會尋花問柳。某夜（即7月31日），鄧在新世界聚寶班宿娼，忽有數人手持大刀闖入，將鄧殺死在鴛鴦床上。

這件事當時在張家口成為一大新聞，因為地處繁華，事件雖未公布，但消息不脛而走。市面出現不少傳言。因為鄧是抗日英雄，很多人說是藍衣社特務所為；也有人說是鄧部下告密，說鄧為何應欽收買，欲為內應，要危害同盟軍及馮玉祥，因而為馮秘密處死，持這一觀點的有力人士來源於馮的秘書宋聿修的回憶。但究竟實情如何，也很難斷定，即便研究者所提的所謂實證，也基本上還是限於推測和分析。

但鄧文之死，卻在同盟軍內部掀起了軒然大波。一些新歸附的將領，本來意志不堅，對此事感到強烈的震驚，顧忌增多，漸懷異圖，蔣委員長挑撥離間、威脅利誘增加了有利因素。至此同盟軍產生了嚴重危機，幾近分崩離析。

8月5日，馮發出歌電，宣告取消同盟軍總部，結束抗日軍事行動，歡迎宋哲元回察。

8月14日，馮離開張家口，重新回泰山隱居讀書。

轟轟烈烈的察哈爾抗日，隨着這一標誌性的人物的離去，頃刻間就人馬星散。這艘抗日之舟，材料東拼西湊而成，出發時就用力不一，趟過兩三道暗礁已屬不易，再面對撲來的驚天巨浪，即有船覆人亡之危，不得不中途擱淺各奔前程，空留下破敗的船體獨自去承受風吹雨打。

唯有方振武、吉鴻昌還在高舉抗日大旗，堅持到10月中旬，彈盡糧絕、山窮水盡，終於宣告最後的失敗。